自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借由革命成果而打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持续深化它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影响；其中，不仅企业的经营结构必须跟着调整（从中小企业走向跨国公司），人民或消费者的价值观与判断偏好产生质变（受到全球性消费文化牵引），国家的传统角色与地位也受到挑战。正如大前研一所言：民族国家已经不见得还是能够思考或管理经济活动的有意义单位，甚至主导经济活动与民族国家之间也不再有必然关系，换句话说，当前市场体系释放出来的“全球逻辑”已然直接冲击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现代世界秩序。

事实上，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一开始，广泛（特别是跨国性）的贸易网络受限于交通运输技术的限制而迟迟无法建立起来，此结果不但让商业力量无法凝聚成一股足以影响政治的力量，恰恰相反，商业部门甚至经常成为政府用以贯彻统治的附属品或工具，例如，在国家间竞争激烈的时候（例如中国的战国时代或15世纪处于封建架构瓦解期的欧洲），政府便会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以便利用其经济能量，一旦竞争态势趋缓或消失，政府便会反过来实施“重农抑商”的压制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部门中唯有商业系统会遭受到这种两极化的待遇，原因当然是“怀璧其罪”，亦即企业家拥有足以对抗政权的经济实力。

无论如何，就欧洲的发展历史看来，起自15世纪末的地理发现运动不仅连带冲垮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结构，也让各国被迫将施政重心放到经济上，从而导致“重商主义”的兴起，亦即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国际贸易活动上扮演积极的火车头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利用这股浪潮从传统封建王朝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也建构了今天大家见到的国际环境基础。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贸易的持续扩张与全球贸易网络雏形的浮现，国家机器比私人部门缺乏因应弹性的缺陷也愈来愈显著，于是“自由放任”概念（也就是要求国家松手让经济部门自己管理自己）自18世纪末起慢慢取代了重商主义的主流地位。

不过，故事还没完，自由放任概念在19世纪虽然风行一时，但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又受到另一股浪潮的挑战。原因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先是向外扩张并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接着又回过头来重塑了国内的社会环境。由于“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由此引发的“阶级冲突”一方面既深化了社会内部的对立态势，在提升政府能力（政府最起码的功能本来就是用以解决社会冲突的公共管理工具）之余，带来前述“万能政府”以及所谓“福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其中，后者意味着国家应担任调节经济活动的核心角色，既负责促进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双边协商，必要时也须引导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并平衡财富分配。事实上，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有若干“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