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千禧年与新世纪的到来，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好像又开始迈向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法国学者普利翁（Dominique Plihon）所描述的，金融力量在世界各地的急速窜升，可说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重要动力所在；1980年代，英美政府起初只是为了改善成长速度趋缓并控制利润跌落而制定的政策，结果非但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国家的调节功能因推动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而日益缩减后，一种以金融为轴心的“股票资本主义”也俨然成为世界性的新主流。

大体来说，所谓金融自由化的内涵可用“开放”两字来概括，它意味着由于既存区隔（特别是货币、金融、汇兑与期货等市场）被打破，国家市场无论对内或对外都充满着开放性特征，借此，人民不但可自由地悠游于市场结构中，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也变成一个巨大且独一无二的金钱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跨国企业或金融企业理论上可以毫无限制地在任何它们想要的时候，将资金投注到它们想要的地方去。当然，这种新结构虽大大地强化了企业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却也是一连串危机（例如1994年与1996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1999年的巴西货币崩盘，或2001年底阿根廷经济解体等）的始作俑者。

现实情况是，在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彼此连动的情况下，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已将国家干预社会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市场运行则部分取代了公权力的传统地位，有时候更通过利益团体的游说与施压，让名义上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受制于一小撮必须向它们股东负责的企业。大前研一讲得更是明白露骨；他认为民族国家尽管在重商主义时代确实扮演过创造财富的积极龙头角色，但选举政治的党同伐异逻辑却掐死了它们的经济命脉，让民族国家非但成为极其没有效率的财富分配机器，甚至在全球经济运作上也只能跑跑龙套而已。更不要说在区域整合运动的挤压下，所谓主权的意义也愈来愈边缘化。对此，虽然许多国家企图通过重新催化民族主义来设法力挽狂澜，但情况显然不如它们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