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接着说：“新经济未必一定出现，但毫无疑问，新社会很快便会出现。”根据他的观察（他特别强调是针对已开发国家），新社会的主导因素，是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将出现新的就业形态（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高龄人口将显得愈来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将成为主要资源。不过，跟本章论述主旨不同的是，德鲁克认为浮动汇率制度虽剥夺了政府的部分政治能力，将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特殊利益团体手中，以至大家对政府的信心与敬意都大幅下滑，但他依旧表示，“矛盾的是，丧失财政和货币主权后，反而让民族国家变得更为强大，而非更为脆弱”，其原因是人民将更依赖政府来干预经济活动。

无论如何，德鲁克的推论并不能代表学界的共识。例如林伯隆（Charles E. Lindblom）便主张：“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不管人们有没有特别去思考这个问题），企业家与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政治权力远超过一般平民；企业家与企业对政府呼风唤雨的力量，不但严重扭曲了民主，同时也让它们从国家获得各式各样的好处，这往往使全民付出极大代价；譬如说政府为了保护企业主管、股票投资人、放款业者与债权人因管理不当而蒙受损失，经常会提供紧急援助。”根据他的看法，在市场社会里，有些重大决策权虽还是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但企业高层主管握有的决策影响力也不遑多让；企业集团不仅掌握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服务与商品，还控制了土地、资本与劳力等它们赖以成形的要素，从而一方面让这些集团操纵着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也部分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亦即大众对于精英的控制。

林伯隆的论述无疑是发人深省的。的确，无论市场体系精英对民主的崛起有多少贡献（小资产阶级确实在民主建构初期扮演着冲撞体制的重要角色），它们对大众的压制还是让民主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林伯隆认为，从某个角度来看，企业集团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超大型且权力过大的“人民”，这种角色虽然不会瓦解或瘫痪民主制度，却（通过利益团体的运作）彻底违反了政治平等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正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必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一盘散沙且有时候倾向“自扫门前雪”的人民，企业集团首先拥有相当高的组织优势，让它们有随时展开游说或施压行为的机动性，同时，它们更不像普通民众那样有寿命的限制，而是随着企业的永续经营持续不断地对政府进行渗透，再者，由于企业集团本身不可能是个具备民主要素的结构，其决策通常经由类似中央集权特征的专制模式来进行，这也让所谓“良心企业”成为一种奢望。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以满足“私欲”为主旨的企业控制了理论上以推动“公益”为目标的政府的话，后果当然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