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国家：迷思或警钟？

最后，先让我们回过头再度审视一下利益团体的问题。尽管在本章前面段落中，我们倾向于从负面角度来思考近百年来利益团体的发展趋势，但事实是并非所有利益团体都是“私利性”的。例如，根据身份特征结合而成的部落或世袭阶级等“社群型团体”便是一种历史更悠久的团体，隐藏在官僚结构中的“制度型团体”则是基于本位主义而形成的另一类组织；此外还有一些高呼“支持选择权”与“支持生命权”口号的“倡导性团体”。特别是最后这一种，由于其诉求范围非常广泛，甚至扩及非人类活动领域（像解救鲸鱼运动等），因此经常被认定是种比较具“公益性”的团体。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其团体的属性是基于公益还是只想追求私利，这些团体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努力寻求介入决策过程的机会（一般也被称为施压行为）。从客观面来看，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利益团体主要所扮演的是“利益连结”与“利益汇聚”的角色，亦即在整理社会要求后，将它们转换成重大的政策选项；由此，多元主义者不仅相当支持团体的形成与发展，甚至认为通过团体行动塑造出来的“动态均衡”，可有效地将社会中的多数声音纳进国家的政策内涵当中。

不过，这种想法显然是太过乐观了。

例如，精英主义者便认为，多元主义者只看到政治过程里由下而上的部分，这确实也合乎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也就是人民即便无法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但至少拥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但他们依旧认为，政治权力的运作不仅主要是由上而下进行的，而且，“寡头统治”的少数游戏铁律也让社会团体在接近决策圈的过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许多例子都显示，只有一小撮所谓“核心团体”才具备真正的决策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军火工业。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便直接点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威胁，亦即它们为满足其生产与销售需求，经常会夸大假想敌的战略威胁与攻击能力，并通过游说，要求政府增加军备支出来加以因应；冷战时期固然如此，即便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实际情况仍在恶化，很难有好转迹象，原因是后冷战环境塑造的和解气氛可能会使国家降低军事支出，然后集中资源全力去拼经济，而这是军火商所不乐见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包括美国在新世纪掀起的全球“反恐战争”，其背后就有军火商（与石油企业）运作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