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政策与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声称，向富人提供奖励措施，例如给予较低的租税优惠，表面上似乎对中下阶层是不公平的，但富人将因此而创业，最后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刺激成长。这种讲法看起来有那么点儿道理，但贝克（Ulrich Beck）认为情况不可能这么乐观，因为大企业在不断增强决策影响力的背景下，同时也获得更大的资本自由移动能力，它们可以自行决定在何处投资生产，在哪个国家缴税；政府阻止这股潮流蔓延的办法则往往是，继续提供甜头给企业，以便暂时留下其厂房，但依旧无法确保它们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更严重的是，当政府毫无底限地提供福利给大型企业（即便这些企业经常公然违抗政府的决定）的同时，政治游戏规则也开始悄悄地出现变化。在全球竞争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企业更重视政界的用处，因为其竞争优势非但可通过降低成本取得，还可利用有效的政治游说来满足需求。时至今日，许多跨国企业的经济规模已经比某些国家还要强大，当企业与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前者也通常是胜出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与国家间的权力失衡现象，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决策过程中，在国际场合中更是如此。例如，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中，许多法令以促进市场自由化的名义被制定出来，在限制国家自我保护能力的同时，使企业体成为主要获利者，致使发展中国家经常觉得自己只是组织内的二等公民。

在这种不正常循环下，腐败与分赃政治成为另一种全球化现象。

不管各国政府提出什么新口号来挽救形象，由于政府愈来愈无能（因为它们最后只集中关照极少数人的要求），而每日必然上演的政治口水战也使选民觉得政治开始与日常生活脱节，选民们开始抛弃投票箱，逐渐远离政党，消极一点的决定将自己埋到网络建构的虚拟世界里，积极点儿的则通过全球串联来表达并发泄其不满情绪，“我恨麦当劳”“反对微软进行垄断”或“拒买耐克”等网站即是这样的场合。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根据相关网络讯息，买张机票去参加反全球化大游行。

不过，尽管我们看到政府正在渐渐地失去其权力与独立性，企业则似乎慢慢地大权在握，但赫兹还是预告“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正在兴起当中”；这股力量的参与者包括诸如家庭主妇、中小学教师、学生与社会各个中下阶层，其中既有乡下人也有都市人，既有蓝领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总之，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虽然由他们掀起的抗议运动并没有固定成员，也没有固定的基地，但这反而增加了机动性。当然，从权力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成功概率可能并不大，但却为未来埋下了无穷的希望。

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