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资本主义力量以全球化的姿态席卷整个世界体系，并给大型企业（及其所支持的利益团体与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更强势的对国家的谈判能力后，难道政府竟然无动于衷，或对此根本一筹莫展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讲了那么多的政治运作原则后，相信大家一定都了解，政客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借此满足其无穷的权力欲望；如果他们好不容易终于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或分享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后，结果却发现自己居然只不过是另一小撮人的傀儡，试想他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对此，政务官员与行政官僚的想法其实有点儿不一样。对政务官来说，他们并不排除在离开政坛后，进入企业界去开拓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此种例子确实不胜枚举；但对担任终身公务员的行政官僚来说，他们更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企业将黑手伸入决策圈。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折中结果，是有关时间间隔与利益回避的规定，亦即所谓“旋转门”条款。

尽管如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此种以允许官员转任企业主管作为前提的政治妥协，其实已经证明了政府对于利益团体施压的无能为力。这也难怪美国学者赫兹（Noreena Hertz）等人要高喊“民主已死”，而企业也正准备“接管”国家了。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尽管自由放任主义曾经在19世纪的国际贸易中是主流理论，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具有集中资源功能的政府已成为福利的主要供应者，并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人民则因为在战时习惯了由政府来管控经济，于是也慢慢接受了政府的积极角色。不过，特别是在美国长期受到冷战时期财务结构扭曲所苦，甚至因此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相对衰退后，1980年代执政的里根政府开始改弦易辙，试图重返自由主义，其目的是希望在卸下福利重担（亦即国家不再负责重新分配财富）后，让政府获得灵活的因应能力与喘息空间。此外，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开始推动系列性的减税方案，一方面，最高所得税率从70%跌落到28%，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甚至无须缴税，有些企业的免税额还有剩余。英国则发起了“国营企业跳楼大贱卖”活动，因为它们相信民营化是治疗经济沉疴的不二法门，同时认为拍卖国营企业所得将有助于解决赤字问题。

事实是，政府逐步缩手，市场（企业）便逐步接管；以英美自由化政策为基础的金融全球化浪潮随即横扫世界各地，以至政府几乎无法管理或限制这些跨国性活动。正因国际资金流动量愈来愈大，使企业得以顺利在海外进行募款，再加上通讯革命的成果使其可以轻易地跟分布全球的子公司联系，而自由化意识形态也促使各国大幅降低关税，这些都让大型企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去进行所谓全球布局。其结果是贫富悬殊与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并埋下无数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