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与革命：目的论与不同的定义诠释

在此，我们利用约翰逊援引过的一个例证来加以说明：1789年7月14日傍晚，当利昂库尔公爵觐见并秉告法王路易十六，巴士底监狱已遭攻陷时，国王的反应是：“这简直是造反！”但公爵马上纠正他说道：“不，陛下，这不是造反，这是革命！”1854年，一位名叫梅多斯（Thomas Meadows）的学者也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富于造反精神，但又最缺乏革命性的一个民族。”那么，“造反”（或称叛乱）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阿伦特对此作了一个蛮不错的脚注；她说：“这些叛乱之目的并不在挑战权威或类似的既定秩序架构，而是为了解决替换某个正好处于权威地位者的问题，无论是以合法君主替代篡位者，还是以合法统治者替换滥用权力的暴君。”霍布斯鲍姆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农民并不是为了他们并不认识的那个真实国王而起义，而是为了理想中的公正国王而起义。”换言之，大多数叛乱活动的目标是罗西瑙（James Rosenau）所谓的人事战争或权威战争，重点是推翻那些不受欢迎的统治者，然后代之以那些可能比较合理的新统治者。

相对而言，革命显然意指“结构转换”，也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改变权力分配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不但会带来历史发展的断绝，甚至它本身就是种历史的异常状态。

这又怎么说呢？

从事实层面来看（或许这可说是个悲观的事实），人类不仅在架构整个政治制度时无法避免少数统治的命运，在企图改变现状时也是如此。换言之，虽然一般人民在“叛乱”或“革命”发动时都必然参与其中，但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吶喊的角色罢了。在比较单纯的农民起义例证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其实若非充满着很高的可妥协性（例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天到晚想受到朝廷的招安，甚至在化匪为官后还帮朝廷卖命出征），便是野心程度不高（只要能占山为王或者割据一乡一地就很满足了），胆敢或希望能“称孤道寡”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在那些受精英利用而掀起的叛乱或政变例证中，一般人民则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那些因（分赃不均以致）心生不满而想推翻既有政府的军事或政治精英，其实多数都不太反对现有的权力分配“架构”，而只是无法接受目前的权力分配“比例”而已。例如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研究冷战初期发生于拉丁美洲的几十次军事政变后发现：军事政变的最常见结局，就是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除了更换执政团队的一大堆名字外，其余一点儿都没变。正因为这种现象，比较严谨的学者才会试图区隔“造反”与“革命”这两个目的迥异的类似行动；例如斯考切波（ThedaSkocpol）便将社会革命研究的焦点放在几个真正发生彻底变革的国家身上，例如展开欧洲首度民主实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结千年帝制的1912年中国革命，以及企图实践共产理论的1917年俄国大革命等。

在此，我们也请各位依循着这样一种区别。

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并不太多？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也就是只有少数人能触及并操控权力核心，这不仅符合政客的利益，正如前面所描述的，也让多数不满现状的军政精英在使用暴力手段时，心中只怀有改变权力分配比例的有限目标。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尽管在现实世界中亦不乏怀抱志向的精英，但是对现状不满是一回事，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则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在更新的概念逻辑（例如民主政治理论）出现前，理想性精英们一方面既缺乏推翻既存结构的有效思想指引，另一方面除了表示反对外有时也拿不出什么实际解决办法来，结果引发一连串“无主张暴动”，目的只在发泄怨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