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体制内的革命选项

不管是由于统治者无法有效响应人民的生存需求，部分政治精英不满意既有的权力分配状况，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未必存在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仍是所有社会组成分子无法避免的现实。因此，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还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反应。

对此，伊萨克（Alan Isaak）以“是否接受既存结构”为前提，将各种反应再细分为以下的五种类型。

在接受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反对大规模且有计划变迁的保守派，他们并不反对必要的变革，但认为改变愈少愈好；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甚至可说是“反改革者”。其次是主张较温和改革途径的自由派，这派人士对改革的必要性接受度更高，也更容易妥协，但只愿意配合渐进与累积的方式，同样反对大规模计划，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们和保守派其实差不多。第三是所谓的改革派，他们对改革必要性的体认显然比前两派要深刻得多，同时由于对改革事业怀抱着某种急迫感，这些人不反对急变，主张只有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才能收到变革的真正效果。

在反对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主张必要时不排除利用体制外手段的激进派，他们比较常用的体制外手段包括示威游行、集体罢工，甚至在议会中瘫痪立法，意在通过更激烈的方式，除表达改革的迫切性之外，也希望执政者能立即对相关诉求作出响应。其次是根本不想接受现状的革命派，这派人士由于完全对现存政府绝望，同时不认为执政者有同意变革的空间与可能，因此主张通过政治暴力形式（包括暗杀、恐怖活动、游击战与正式内战）来达成其目标。

本章前段已经就体制外行为着墨甚多，因此这里仅将焦点放在体制内的改革行动上面。

从历史上改革行动的次数远超过革命爆发次数来看，可见政治变迁的原因与动力尽管存在，但多数人仍希望通过体制内（也就是比较和平的）行动，而非可能引发更大冲突的体制外途径来解决问题。其原因是，因应变迁所需的改革或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是符合人群集体利益的，但若在其中加上暴力因素的话，可能会在短期间引起不必要的牺牲，甚至危及集体生存（由于内斗或内战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证不胜枚举）；正因如此，或许回应稍慢些，但体制内改革毕竟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改革的成功几率严格来说也不算高。以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两汉之交的王莽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明朝中叶的张居正变法，以及清末的戊戌维新等变法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都遭到包括保守派与自由派在内的广义保守派的打压与反扑（其表面理由都是为了捍卫祖宗家法），从结果来看，成功者寥寥无几。除商鞅变法因为有战国时代国际竞争环境作为助力，因此较具成效之外，其余改革努力不是未竟全功，就是在引发党争或内部冲突后，以完全失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