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关于日本战后生存战略规划的战时文件被销毁，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鲜为人知的文献记录中找到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些战略规划确实存在。这些文件大多来自日本政府内部、军部、外务省和一些前日本殖民地的代理人，且长期以来没有列入有关“欧亚-太平洋战争”的官方史料。在一些标有“最高机密”或是“绝密”的档案资料里，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为制定战后生存战略而进行的一些地缘政治分析资料。这些分析资料还可以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国防研究所的档案资料里找到，它们往往被收录在诸如“共产主义”、“情报”、“欧战”或者是“日本朝鲜驻屯军”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目录下。这些档案资料看似非常寻常，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方对苏联保持中立不抱任何希望。对于苏联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一事，日本不仅早有预料，而且就这一事件对东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这一点与战后诽谤苏联搞“突然袭击”的说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会议记录揭示了当时就苏联参战开展的例行讨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名“核心内阁”，在帝国皇宫举行会议，在统一军事和外交战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一直强调苏联方面在日本战争中的重要性。会议通常包括对外交和军事策略的提案，以及对战争形势的评估与预测的全面报告进行商议。凡涉及关键事务，委员会就会请求裕仁天皇亲自出席，召开御前会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显示，早在1945年6月，裕仁天皇就已经明白苏联极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对日宣战，而日本对此无力阻止。

最高命令（以天皇名义直接下达给帝国陆军的最高命令）和最高指令（由陆军参谋总长下达有关执行最高命令的指令）都体现出了对苏联即将参战的战略预测。从1937年战争爆发开始，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帝国大本营（确切地说，1944年8月以后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颁发了1 392道最高命令，这些命令由梅津美治郎、板垣征四郎、东久迩宫稔彦王、土肥原贤二、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畑俊六、杉山元等日军高级将领联合签署。所有涉及苏联的命令都说明，日本在朝鲜、中国内地和中国东北战场的作战计划都是以苏联加入亚洲战场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命令明确指示日本军队在面对苏联发动攻击时，不得发动全面反攻，而是选择被动防御。

最高机密战争日志作为帝国大本营最全面的机密文件之一，同样体现了相同的战略原则。大本营参谋部作战课也以手写日志的形式记录了军部日常活动及计划内容，这本日志长期以来被记录者收藏在一个隐蔽之处，因此当时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没收。今天，由于这本日志，我们得以深入了解1940年6月至1945年7月间日本军官们是如何看待苏美关系的。也有人认为这本日志无足轻重，因为记录者随意加入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据说当时的陆军军事行动计划处只能有限地获得关于战争进程的关键信息。然而，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陆军军事行动计划处制定的战略与最高命令和最高指示一致，都是以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为战略前提的。日本针对苏联的军事策略体现在这一类高度保密的军事文件中。

战时流行的各种杂志和报纸表明，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日本民众公开讨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欧亚-太平洋战争”。阅读战后出版的各种回忆录和精心挑选的日本战争文献集时，我们需要仔细斟酌、辨别，看是否存在删除、改动或虚构历史事实的现象。战时日本民众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的了解比我们想象中详细得多。他们每天会从报纸上阅读有关中国内战以及同盟国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存在的矛盾等信息，他们也会思考日本应当如何在美国、苏联两位巨头的包围之下，在经过重新洗牌的战后世界格局中更好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