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淘到本英国作家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的小说《中国女士》（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包裹从美国寄来，打开，随手一翻，竟然看见了胡适的照片。尽管这张插图的文字说明没有说这就是胡适，但适之先生儒雅的形象，我们毕竟熟悉。

我追寻苏慧廉与胡适的关系，就是从这张图片开始。

谢福芸是苏慧廉的女儿，苏慧廉则是英国偕我会的传教士，一百多年前到中国传教。从1883年初春抵达温州，到1906年应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之邀转赴太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他在我家乡温州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对温州近代史而言，苏慧廉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中国女士》一书1929年初版于伦敦，书中内容是谢福芸1926年随中英庚款代表团访问中国时的所见所闻。

1925年5月26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偿案，决定将“庚款”余款退回中国。为了合理使用这笔巨额资金，英方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十一名委员中，便有时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中国通”苏慧廉。其中的三名中国委员是胡适、丁文江及王景春。1926年1月，咨询委员会派出以威灵顿勋爵（Freeman Freeman Thomas，1866—1941）为团长的赴华代表团，亲莅中国做进一步的考察，苏慧廉携夫人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及女儿（此行充任其父秘书）于3月8日抵达上海。这是苏慧廉一家欧战前离开中国后的重返故地。欧战期间，苏慧廉在赴法的中国劳工（Chinese Labour Corps）中创办基督教青年会（Y.M.C.A.），与中国关系密切。后来暴得大名的蒋廷黻、晏阳初当时均在他的麾下工作，当时，他们都还是留学生。

胡适、丁文江、王景春作为中方委员，自然参加了威灵顿代表团的在华行程。很可能，苏慧廉就是在这次共事中，与胡适订交。

勤于记录的胡适在他后来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有回忆这段往事。

卫灵敦子爵等三人是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上海的。在君和王景春先生都在上海。我从去年十月以来就在上海治病，没有回北京去。访问团的临时秘书长庄士敦（R. J. Johnston）也来了。

集会的地点在上海礼查饭店，在君和王景春先生和我也都搬来同住。访问团的日程，依据我的日记残本，大致是这样的。

三月的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听取中英两国人士意见。

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五日，在汉口。

四月七日以后，在南京。

四月十六日以后，在杭州。

四月下旬，在上海。

五月中旬，在北京。

五月下旬，在天津。

五月二十五日，卫灵敦团长代表访问团在天津发表一个书面的谈话，总结我们在各地听取的意见，说：我们不久即可拟具提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书，我们可以预告的是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一个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会应有全权管理退还的英国部分的庚款。这个书面谈话发表之后，访问团就回到北京开始写报告书。六月十八日安德生女士起程回国。六月十九日卫灵敦团长也离开北京回国了。王景春先生七月出国，经美国到伦敦开会。苏狄尔教授留在北京，七月里在哈尔滨和我会齐，同搭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开会。

胡适笔下的苏狄尔教授就是苏慧廉。苏慧廉是他的正式汉名。笔者查阅历史文献时，发现他的译名五花八门，译法不统一为后人寻找他的历史足迹带来了诸多不便。

胡适此中提到的日记残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新版《胡适全集》第30卷予以收录，我们由此得以窥见当年的鳞爪。胡适自注，此日记记得很简略，只有人名与地名。其中与苏慧廉有关的条目如下：

四月廿三日，上午十一点，英商会。下午一点，Mrs. Soothill （As for House） ［肖塞尔夫人（议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