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肖塞尔夫人指谢福芸。胡适误将其夫姓“Hosie”记为“House”。谢福芸的丈夫Alexander Hosie爵士，汉名谢立山，英国外交官，曾驻华多年，1890年还出任英国驻温州署理领事。

四月廿七日，一点，Foreign Y.M.C.A （Shanghai Club）［外国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上海俱乐部）］

上海青年会俱乐部当时还在四川路。上海Y.M.C.A.成立于1900年，宋庆龄之父宋耀如是发起人之一。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与Professor Soothill（肖塞尔教授）同去看麦伦书院（兆丰路76号）。

麦伦书院 （Medhurst College）是教会学校，由英国伦敦会创办于1898年。1953年收归国有，并改名为继光学校，以纪念那时的战斗英雄黄继光。

火车上的访谈

苏慧廉比胡适整整大了三十岁，应算他的长辈。因此，从年龄而言，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更易与胡适交上朋友。谢福芸生于1885年，仅比胡适大六岁。

谢福芸生在宁波，长在温州，八岁时才回英国读书。她后来就读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剑桥毕业后又回到中国。晚清之际，与另一位剑桥校友包哲洁（A .G. Bowden Smith）共同创办北京培华女校。培华是林徽因的母校。

在英国，作为作家的谢福芸可能比汉学家的父亲更广为人知。谢福芸著有游记、小说多种，这些与中国相关的著述，是当时的英国人了解中国的生动读物。

《中国女士》是谢福芸关于中国的第二本小说。它虽叫小说，其实纪实的成分很浓。近年为写苏慧廉传，我翻看了她关于中国的所有作品，从她家族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笔者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几乎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这些人以化名出现。他们像一群戴着面具的熟人，邀你参加一场跨越时空的化装舞会。

谢福芸笔下的胡适是个逻辑学教授（A Professor of Logic）。在该书第二十一章《哲学之门》里，谢福芸详细记下她与教授在火车上的对话：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火车上，窗外一派田园风光。果园正开花，果树精心修理过，虽然不够科学。看不见一棵杂草，每一列每一行都笔直笔直的。响起布谷鸟的叫声。

“听！”他说。“你知道它在叫什么吗？‘布谷，布谷！’传说里讲，从前有个懒惰的农夫，任凭土地荒芜下去。他死后，遭到天谴，每年春天回来，化作布谷鸟，呼唤农人不要学他的样子！”

“这个故事太迷人了。”我说。

“是啊，”他回答，“像我们所有的传说一样，很实际，很唯物。你们的诗人称布谷鸟为‘漫游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给我们实在的建议。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西方向东方寻求所谓神秘主义和灵性纯属瞎闹。印度人甚至比我们更缺少精神灵性。”

“哦，不是吧？”我认为他在谈话中掩盖真情，以中国的方式表示礼貌的谦虚，就反对道。“还有祭祖呢。一个如此彻底相信死亡没有终结人类生命的民族肯定不怎么唯物。”

但他不以为然。“你很清楚，”他回答，“我们的鬼魂是最唯物的。他们要吃喝，要有钱花；死前要是尘世的富人，还要有汽车仆人，这些都是纸做的，烧了送过去。祖先一样俗：如果他们的棺木埋的方向不对，或时间不对，或者葬礼仪式不合适，他们会回到人间，出没于子孙居住的屋子，破坏他们的事儿。所以，在死人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毫无精神性可言。”

我问他：我在为一家英国报纸写描述中国人生活的文章，能不能引用他的话？

“当然可以，”他说，“这类东西我在书里讲过二十遍，你显然没看过。但你最好正儿八经地写一篇我的访谈录。”

那可是新鲜的经历，我肯定地说。我挺感兴趣的。

“很好，”他命令道，“问我问题吧。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跟我做过无数次访谈。”后来，他在欧洲也接受过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