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他接着说，因为现实主义者必须袒露全部事实，尤其是让他感到苦涩的事实，“我的母亲是个纯朴的村姑，当时十八岁。父亲娶她时已经老了，我出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想让我知道，是这样的婚姻致使他身体不怎么强壮。但好的结果是教授脑力超人，他的身体也不是弱不禁风，否则他无法完成那么多工作。他年轻时早早地订了婚，那个村姑他没有见过。当他留美回国，荣归乡里时，履行了长辈们以他的名义订下的婚约。他不应该违反传统的制度和家族的承诺。他心地纯洁，操行严谨。学问是他真正的妻子。至于大利拉的妖魅伎俩，他像金刚石一般不为所动。和她一起待上五分钟，他就会烦得要命，尽管她翩翩而来。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字铁花，胡适的生母叫冯顺弟。胡适侍母极孝，可能源自这段家史。

苏慧廉一定带谢福芸拜访过胡适在北京的家，因为她说自己见过胡适的太太江冬秀。

一个和善的家庭妇女，个头不高。她大约发现她杰出的丈夫实在麻烦。例如，中国社交界对明星的要求非常多；教授一天内会收到六份晚宴邀请，拒绝哪一家都不礼貌，甚至是侮辱！

“同样，我的一个名人朋友受邀担任十二所大学的校长，情面难却，他不能不答应。但他最近不顾得罪人，发了封公开信，宣布他从此以后不再接受校长头衔。光上海就有四十所所谓大学，这中间肯定有不合格的，朋友发誓说他不会参与支持它们。按照老规矩，你给大学者写过一封信，从此永远就可以自称他的学生。”教授解释说。

“但您一天晚上不能吃六顿饭！可怜的胃！”我建议说。

“当然不能了，”他回答。“我在一家宴会上夹一筷子，就赶到下一家。邀请的主旨在于谈话。我待一阵子，谈一会儿。尽管这样，还是不利于消化。我太太说我的胃像牛一样，我认为确实如此。”

“他是活受罪，”教授夫人告诉我，这大概不差。“他赴宴赴得很累，因为每一家都希望他发表谈话，有意思的谈话；回到家后他还要伏案写作，直到凌晨三点。他说只有这段时间电话铃不响。”

教授聪明地说：“到了英国，我就待在大英博物馆，那里没人打扰。”

他说，他结婚时已经告诉了新娘，他的家里不允许任何宗教教义和仪式，新年敬鬼也不准。他们有三个儿子。他认为孩子有独立思想的权力，不应该先入为主地接受任何宗教教条。孩子年轻时灌输宗教偏见非常不妥当。如果他们长大了愿意信仰，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在这方面，应该说，我太太给了我很大支持，”他补充说。“我还想说，我立下规矩时，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让我感到吃惊。”

胡适在坊间有怕老婆的传闻，是不是这样，无从考证。胡适与江冬秀育有三个孩子，次女素斐早夭，留下了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胡思杜后留在中国，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年9月21日上吊自尽。

庚款代表团在1926年5月曾到访北京。时在北京的吴宓、顾颉刚在日记中也都提到与汉学家苏慧廉的交往。当年6月，苏慧廉还应胡适之邀，前往北大参加该校学术研究会的闭会仪式。在会上，他与胡适都做了演讲，苏慧廉主要介绍中英关系及牛津大学的状况。

谢福芸对胡适的宗教观点很感兴趣，而胡适认为对他的采访不应该仅问他对《创世记》和唯物主义的看法。“你应该问，我写了多少本书，书的内容是什么？”胡适直接提示谢福芸。谢福芸于是转了个话题：

“如果红军占领中国呢？”我问。“您说不定是受害者。”

“那也好，”他表示同意。“只要能推动国家进步，我心甘情愿。”他认为，俄国的红色恐怖被大大夸大了。当时，中国南方各省的恐怖还没有发生。对讲求实际的东方人来说，这类情感没有被证实就是不真实的。

那时还仅是二十年代，没有多少人相信红军真会占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