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唯物的问题？”我怯怯地问。“我想您忘记了基督徒。您知道，1900年时，一万名教徒宁愿死，也不放弃信仰。这不怎么唯物，您说是吧？”

“宗教，”他强调说，“是人民的鸦片。这话有人说过，我重复一遍，坚信它是对的。大烟鬼什么都做得出来。所有宗教的基础都是神话。看看《创世记》！”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后来被中国人不断引用的马克思名言，没想到在胡适的年代便已流行。

谢福芸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圣经·创世记》耳熟能详，她于是与胡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他接着说，上帝存在的概率太小了，为了实际目的，不值得考量。

“我是无神论者，不是不可知论者，”他强调说，“我不迎合虚幻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是说我相信上帝不存在。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

当这两个年轻人在为有无上帝激烈辩论的时候，苏慧廉正好经过他们的身边。他听到这些对话后，便把手放到胡适的肩上，盯着坐在那里的他。谢福芸说他父亲的眼睛是“那么真诚，那么苍白，几乎要透出光亮”。

“亲爱的伙计，”爸爸亲切地说，“看到你的人都不会相信你是物质的。你本人就不符合你的理论。”

教授笑了。他没有感到不快，这不合逻辑。但生活不是逻辑的，而是生物的。生活中总有不可预知的东西，总有生长的因子。没有人能够为任何人或任何民族说明未来生活的情形。用最科学的方法培育出来的玫瑰花，谁能在开花之前画出它的精确图画呢？我于是和他争论起来。

胡适是个宽容的人，但也不是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妇人之论！”他表示不屑。“但关于宗教，谢天谢地，我永远抛弃了教堂之类的迷信。我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胡适说自己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那时他还在美国读大学。其实，在美国就学期间，胡适还差点入教，几乎做了一个基督教徒。 后来有段时间，胡适还热衷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可能也与这段经历有关。

有人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在宗教面前披起厚厚的甲壳，是因为一段痛苦经历：他的一个西方基督徒朋友结果被证明是伪君子。任何青年的信仰都会因此动摇，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朋友创造者的信仰。但教授不乏公正。他在英国时，报纸上正在热烈争论传教使团的价值。其中一方宣称，中国的一切麻烦都肇始于传教使团。我们的教授竟然写文章为传教使团辩护！作为无神论者，他无补于他们的信条；但作为爱国者，他宣布，传教使团对中国进步的贡献超过任何团体。

“但是，感谢上天，”他激动地冲我叫嚷，“我可以说，我从未受过传教团的影响，我不亏欠任何教会、任何宗教一个大子、一个小时的教育！”

接受谢福芸的采访时，胡适还只有三十五岁。谢福芸直接记下的谈话，不经意间保留了年轻胡适的真实思想。海峡两岸对这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伟人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这篇英文采访稿，也许能为胡适思想研究，特别是他宗教观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材料。

胡适除了在美国读大学时有过一回入教的冲动外，一直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晚年在台湾，看见梅贻琦的夫人为病中的梅先生做祷告，唱赞美诗，还觉得不可理喻，“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

谢福芸在这篇访谈里，还记录了胡适的家庭生活：

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乡官，家境还算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