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确实存在愚蠢的国会立法，当然也会有多得多的各州立法。不过财产是安全的，公民责任感总体上也正在提高当中。

从这项考察和前面提及的事实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直以来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显著发展从没有进入过《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的思考，那一时代的这些最为睿智的人们并没有预见今天使我们印象深刻的美国民主的主要德性和缺点。无论是政党分肥制还是政党提名制，都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思考。他们并没有预见选举体系那异乎寻常的增长，也没有预见将立法机构席位的居住地资格予以限制带来的罪恶。

没有哪个历史研究者会认为这会减损他们的伟大，因为较之虚华的预言，历史总是要进行更朴素的教诲，尤其是在我们称之为道德和政治科学的领域、宗教的领域、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府和政治的领域。深刻的思想家在展示有关人性的永恒真理方面必定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而人性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展现其效能的。相反，历史学家对我们的帮助则是通过阐释过去来进行的，他们通过阐释过去来展示究竟是哪些倾向盛行于现在，从而创造了现在。观察家们假如足够清醒到可以阅读当代人的心灵，则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倾向以及正在出现的新的倾向，会是不远的将来的支配性倾向。但是，一旦超越不远的将来，也就是说，超越今日已经掌权的这代人的有生之年，则没有哪个真正的哲学家敢于冒险。他大可以放纵其想像，用于描绘远景中的细节；但是他也很清楚，这块区域只适用于玄想，而非科学。在伟大思想家的作品中，也许能够发现有关未来的一些幸福猜测；但是这些如同先知预言的东西将很快显示出其并不具有价值，以致人们都忘记了它们曾存在过，或者说，这些东西也都如同幻梦一般，如同但丁那样，从无法找回的过去理想化一个不可能的未来。

至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观点，人们则一直记得他们，他们也并没有自我显现为先知，而是显现为当前罪恶的审查者，我们则可以补充说，他们塑造和传达的宪法遏制了其中的一些罪恶（比如，州立法机构的不公正的立法行为以及草率的货币实验）；而且，除非联邦政府开始运行，否则我们显然不可能说现存的各种力量如何调整并适应这部宪法。汉密尔顿在一封信笺中评论说，他赞同孟德斯鸠的论断，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应当如同一件衣服适合穿戴者那样去适应一个民族。“我和孟德斯鸠一样认为，政府必须适合民族，就如同衣服适合人那样；因此，费城的好东西有可能在巴黎变成坏东西，在彼得堡则可能成为荒诞之物”。致拉法耶特的信，1799年1月6日。汉密尔顿无疑还应当补充说，只有在试穿之后，方能确定是否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