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那些影响着美利坚政治成长的因素，大部分都超出了1788年的人类智识范围：轧棉机、蒸汽机、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在这部历史中都应当书写为首要因素；但是即便这些因素中的首当其冲者在1788年都还没有跃出地平线，其中的最后一个因素也只是到了本世纪中叶之后才开始成为拥有潜在力量的因素。第一艘从美国到欧洲的运棉船1791年通航，轧面机则发明于1793年。制宪会议的圣者们向我们展现的都是他们在那一时代的生活中辨识出的那些确定倾向，也就是民众当中的鲁莽而为的状态，这会产生恶法；不愿服从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多数滥用法律力量欺压少数；对民族利益的冷漠和对地方及派系利益的热情，由此而偏爱对州的忠诚而非民族忠诚。

此中的每种倾向都存在于那个时代，并且都势必要做恶，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如果我们询问一下美国历史，随后的历史进程向我们揭示了什么，那么答案便是第二和第三种倾向渐趋衰弱，今天已经不足以威胁到公众福祉，而第一种倾向，尽管从来不曾缺席，而且也总是呈现出复生之态，如同一些州的编年史表明的那样，它也无法在民族政府的领域当中为害了。至于第四种倾向，也是汉密尔顿一度最为忧虑的倾向，它最终采取的形式并非一场普遍的分离力量，仿佛要迫使每个州脱离联邦，而是采取了一种规划，意图让南方和蓄奴州组成一个独立的邦联，1865年，此种形式遭遇了溃败，显然，这也是最终的失败。在论及托克维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托克维尔只是轻微地触及了上述倾向中的前两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绝少去注意州政府），不过他却强调了第三项，并因第四项而担心联邦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