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以彰显托克维尔这些倾向的最好例子出现在这本书第一部分中所作的一个比较，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出版于1834年，1840年在出版第二部分时，第一部分作为第一和第二卷出现，随同出版。托克维尔在第一部分密切跟从他观察到的那些事实。即便他一直行进在一条先验的道路上，他通常也能够迅捷地以美国现象来检验他的理论：这些事实赋予他的理论以实质性的内容（或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并平衡他的理论，而理论则联结并阐明这些现象。但是在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三卷），托克维尔则远离地面，翱翔在天空，并经常迷失在他高妙沉思的云雾当中。托克维尔在写作这一部分时，穿越大西洋之旅给他造成的诸多直接印象已经开始褪色。尽管他雅致而多产，但他却不具备足够深刻的思考，也没能从广阔的历史当中撷取足够的事实储备，以便给他的反思赋予身体和内容，而这些反思恰恰关系到他当时正在应对的那些晦暗的问题。圣伯夫曾这样谈论他：“他在倾听之前就开始玄想，这使得他的思考有时候显得空洞无物。”梯也尔曾经在国会中感叹：“我何时能像托克维尔先生说的那样充满洞见地使用直觉去思考！”因此，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并非对美国民主的研究，相反，却是对平等之于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造就的特性及其产生的影响而进行的一系列抽象反思，尽管这些反思都是敏锐的和精心编织起来的；这些反思在一些判断力卓越之士看来，总是有值得说道和仰慕之处，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却只能称得上是玄想而已。在这些沉思当中蕴藏着过度的自信，仿佛真的可以构造一种普遍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当中无限多样化的事实，这些沉思还时常重复一些没有差别感的区分，或者给出一些过于模糊的范式，这一切都过于空泛而无缘于实际应用。

托克维尔这部作品中的这些缺陷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它的价值呢？就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所谓的价值意味着从他的作品中发现1833年合众国的实际状况，包括政治状况、社会状况和智识状况在内，并且从他的作品中发现究竟是哪些力量在那个时代运行着，并决定了这个民族的道路和制度的发展。

实际上，这些缺陷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伤害到这本书作为事实记录者的价值。托克维尔作为一个观察者是如此审慎、如此不具偏见，以致我怀疑是否能找出一项单独的评论是完全错误的，因而是可以弃之不顾的。他所作的每项陈述多少都会具备某种基础。但是，这种基础对于推论、沉思和预言构造起来的上层建筑来说却常常过于弱小了，而这个上层建筑却又必须依托这个基础才得以建造。不妨借用化学当中的一个比喻，他的分析通常只是在质的方面是正确的，一旦问题涉及量的方面，这些分析却总是错误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但是此一事实也许并不如托克维尔认为的那样意义重大，或者不过是一种瞬间即逝的事实，或者说，此一事实的重要性会在或者很快将在其他事实面前遭到削弱，而这些另外的事实却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