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描述相比，托克维尔的论述则更非一个可靠的向导。借助后见之明，我们不难觉察到，托克维尔往往将短暂的原因视为永恒的原因。他归之于民主的许多现象实际上仅仅应当归因于这样的事实：美国还未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其他的现象则应当归因于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还缺乏高等教育和文化，高等教育和文化则只能随同财富、休闲以及社会的稳定而来。我们已经注意到，托克维尔经常假设的美国政治中的新奇和民主要素实际上却是古老的和英格兰的要素，他通常并未充分考虑到殖民地生活一度给这个民族的习惯和观念留下的烙印，尽管这种烙印会随同时间而有所剥落，并部分地转化成略为不同的事物，关于这些事物，也许你可以称它们为民主的，但是却不同于古老欧洲国家的民主，因此不难成为普遍的民主性格的索引。

毫无疑问，在细微方面的挑刺行为并不能减损这样一部作品的价值，也许这本书可以被挑出无数瑕疵，但其价值却并不寄托于此。即便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无上天才也无法预见到他辨识的诸般力量当中，究竟有哪些会在时间的进程中保持潜在的权能：假如他的观点能够较之最伟大的同代人更为敏锐、更具综合性，假如他的记载能够彰显他那个时代的学识和哲学的高标准，这就足够了。历史本应当揭示出比实际上多得多的托克维尔的错误预言，不过托克维尔的这本书却依然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也是非常能够激发人的。说这本书富有激发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包含的由最孤高的道德镕铸而出的格言。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公正和正义精神的典范之作，是对纯粹真理之爱的典范之作，在探讨政治哲学问题时，此种公正和正义精神以及对纯粹真理的热爱乃是非常必要的，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便这种探讨只是抽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