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托克维尔的美国社会、政治现象画面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从《联邦党人文集》问世到《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之间的这46年当中，美国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合众国的领土、它的物质资源以及人民的习惯和观念。

落基山远伸至太平洋。密苏里之外展现出一片辽阔的荒野，其中很多都完全没有开垦过，但是到密西西比河以东，目前已有24个州，面积达2,059,043平方英里，人口达1400万。西部新立的各州尽管处于急速的发展当中，却依然蛮荒，几乎不会在国家力量的天平上产生影响，这座天平主要还是在自由制度的北方和奴隶制的南方之间振颤。奴隶制问题并不具备迫在眉睫的威胁性，因为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已经抚平了这一问题造成的初次裂痕，但它显然孕育着将来的灾难，因为奴隶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奴隶主们也决心创造新的蓄奴州来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伟大的联邦党已经消散了，共和—民主党一度取而代之，却也刚刚分裂为几个派系，处于尖锐的敌对当中。外交问题不再紧迫，因为欧洲已不再威胁美国，除了北部英格兰王权的继续存在以及南部的墨西哥，美国在边界地带便不再有别的邻居。关税壁垒以及美利坚银行的存在是最能扰动情绪的问题，但是主要的分裂仍然表现在宪法解释问题上，一方坚持更为严厉地解释宪法，另一方则坚持更为宽松地解释宪法，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一方面涉及联邦的权能，另一方面则涉及各州的权力。新英格兰仍然是清教的和商业的，偏爱保护性关税；南方依然是农业州，偏爱自由贸易。

民众之治在纽约州迈出了最大的步伐，纽约州第一个引入了新的政党组织方法，并在1846年将它的宪法彻底民主化。公共职位或者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在各地都被取消了，甚至以前由州长提名或者州立法机构选择的法官，也交付了直选，并确定了任期。实际上，一股巨大的民主浪潮正在席卷这个国家。古老的地界以及对权威的尊重都在这股浪潮中遭遇摧毁，职位和权力都交付下层人民手中，教育和文雅人士由此开始退出公共生活。州的情感依然是强烈的，尤其是在南方，很可能强过了国家情感，但是商业的活跃以及大量人口的西进也正在打碎古老的地方排外性，那些看到过哈德逊河口的汽船以及新英格兰奔驰的汽车的人们，势必也预见更舒适、便宜和迅捷的交通将以新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将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这个时代见证了巨大的商业活动以及同样巨大的繁荣；不过财富的巨大集中依然是少见的，另一方面，在对物质目标的普遍追求中，科学、知识以及文学开始退隐后台。爱默生还是一个唯一神教派的牧师，只闻达于自己的朋友圈子。钱宁（Channing）刚开始为人所知；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普莱斯科特（William C Prescott）和提科诺还没有开始写作。华盛顿?欧文可能是惟一一个欧洲人知道的作家。对欧洲的访问者来说，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差别之巨大（当然要将波士顿和费城的教养圈子排除在外）可以从理查德?柯登（Richard Cobden）和查理?赖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的日记中窥见一斑，他们都是在托克维尔之后一两年游历了美国。新生代的政治家当中涌现出大量的才智之士，1787年那代人则随着麦迪逊黯然褪去，但是只有三个名字可说是进入了世界的记忆当中，他们分别是三个政党的领袖人物，也是伟大的演说家：克莱（Henry Clay）、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eun）和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托克维尔没有提到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十分奇怪。托克维尔在提及个人的时候特别吝啬，除了杰克逊和列文斯顿（1831-1833年任路易斯安那法典的作者和州秘书）便没有提及任何个人，前者是为了谴责，后者则给予了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