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州权在法律上依然如故（除了宪法修正案，这一点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公民在所有涉及人身和财产、家庭行为和商业关系的问题上，同样倚重州政府，但是联邦政府或者国家政府对于公民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增长。公民更为密切地关注着自己的业务，当然，由于电报的使用，已经能够更快速、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的业务。公民的爱国精神中的民族成分较之过去要大得多，在州权同联邦权力发生冲撞之时，其他各州的同情几乎可以肯定是站在联邦这边的。

地方政府的完整得到了维系，但它在人民当中激起的兴趣不那么强了。在大城市，地方政府已经落入职业政客之手，这些政客实际上已经将地方政府转变成贪婪、刻薄的寡头机构。

同欧洲大陆相比，所谓的“行政”已然出奇的少。人们很少记得政府的存在。但是联邦立法的影响力在涉及国家商业时已经更为强大，因为关税和货币在战后都成为意义重大的事务，这些都掌握在联邦手中。

法官职位的尊严在大多数州都遭受严重折损，这是因为直选制度以及相对较短的任期制度。在已然保持州长提名法官制度的州，以及在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的情况中，法官的处境具有最高程度的恒定性，这也是就那些向公民开放的职位而言的。

总统的权威在战争期间获得巨大增长，尽管还没有回归常态，但对于总统职位的重要性的意识已然存活下来。人们以更大的情感来进行总统竞选，因为总统能够造就出庞大的裙带体系，他的否决权也能够影响到范围广大的问题，这一切都让个人和政党感到有最强烈的理由去抱有希望或者恐惧。经验已经在总体上确认了，现任总统的中期确认（也就是选举现任总统续任的权力）大可以放弃了。

战前最高法院的亲奴隶制判决多少折损了最高法院的信誉，但在处理法律招标问题上，最高法院则只是轻微折损。不过它已然保持了人民的尊重和影响力。

州宪法尽管1834年以来都经历了再次立法或者大幅度的修正，但仍然次于联邦宪法，当然，州立法机构（可能在新英格兰诸州存在例外）也仍然次于国会。

托克维尔写作后不久，就重新涌现出两个大党，只是在战前有过一个短暂的间歇期，此时辉格党实际上已经死亡，而它的继承者和代表共和党还没有成熟起来，这两大党分据半壁江山，使得小党派无足轻重。时常也会有组建全国性新政党的尝试，但这些新党绝少强大得足以自我维系。在奴隶制斗争和脱离联邦的斗争的刺激下，富有阶层和受教育阶层刷新了对政治的兴趣。在政治冷漠的间歇期之后，他们再次回归了公共生活。针对民主的秘密谋杀，这是托克维尔曾经谈论过的话题，如今则萎缩成为数不多的时髦品，较之以往的那些日子也褪去了自满的色调，在过去的那段日子，这些人都是在路易?拿破仑的巴黎学会了奢华和对人民的蔑视。

尽管报纸的写作质量较之以往大有提高，大城市的报纸也进一步遍布全国，但是大量的异见之声依然阻止了人民遭受媒体的奴役。民间团体的结社习惯继续增长。

职业政客的无能依然昭彰，这个术语如今则能够更为精确地用以描述托克维尔一度不恰当的欧洲称谓，也就是统治者。

众议院依然次于参议院，但个中原因已不同于托克维尔时代，其程度也不如托克维尔一度描述的那样大。参议院随后便丧失了托克维尔赋予它的那种性格了。

美国官员是否在普遍意义上享有托克维尔曾赋予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点大可怀疑。现在他们肯定没有此一享受，不过在市政当中，将权力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官员之手的倾向日益增强，这样做是为了达到问责明确的目的。一些次要职位是没有薪水的；重要职位的薪水提高了，尤其是在那些较为古老的州。

行政方式，尤其是联邦行政的方式，大有改进，但仍然落后于欧洲，可能有一两个部门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