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辅政之后遇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不是来自内忧，而是来自外患。

在大唐东部的朝鲜半岛上，当时的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国鼎立。新罗向来与唐朝关系不错，这个时候，却频频受到了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合攻击。李世民在世时，曾经在晚年亲自征讨过高句丽，可惜却无功而返，一直引以为憾。太宗皇帝驾崩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混乱。

永徽六年（655年），表面上平静了十年之久的高句丽、百济气焰复张，又联手进攻新罗，接连攻下对方三十三座城。新罗手足无措，不得已，又上表向高宗求救。

可是，当时大唐西域也不安宁，西突厥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对抗大唐。因为有这一面的牵制，所以唐高宗一直不敢和高句丽、百济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虽然也曾有过几次出兵辽东的经历，但也是治标不治本，只是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率军前去。唐军渡过辽水后，“高句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唐军“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解决了一点暂时的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摆平。

显庆四年（659年）末，百济又攻陷新罗的独山、桐岑二城，新罗王金春秋向唐廷连连告急。朝鲜半岛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引起高宗与武后的高度关注。此前，唐朝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现在西域稍定，可以聚精会神来认真对付高句丽、百济了。

那么，应该怎么样着手去处理这场战争呢，点兵拨将又该选谁是好？

这时的高宗风疾仍旧很严重，大臣们上书关于如何攻打高句丽和百济的事情，还是主要由武则天着手过问，然后再一一转述给李治听。

需要做一个决策了，究竟该怎么样打这场战役。

这时，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刘仁轨进入了武则天的视线。

这个刘仁轨原来官职给事中，后来因为奉命调查李义府欲纳女犯为妾的事得罪了李义府，被李上奏将他调到了青州做刺史。虽然貌似品级升高了一点，实际上是大大削减了他的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