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着J. T. 混了大约三年之后，我开始与几位教授讨论毕业论文的主题。事实上，他们并不像我那么热衷于对黑暗之王这一贩毒帮派以及那位非凡的老大做深度研究。他们更加感兴趣的是，与社区相关的标准社会学问题：顽固的贫困，内部的暴力，枪支的盛行，住户与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还有他们不那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社区如何与帮派共处。

我的教授们说，如果我能够把这些题目研究好，我就可以解释罗伯特·泰勒的租户们是如何真正行动的，而非只是简单地讨论他们与中产阶级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威尔逊尤其坚持我要从更为宽泛的视角研究帮派及其在罗伯特·泰勒的角色。因为社会学有着非常强烈的“社区研究”的传统，他希望我可以撰写一份有关在高楼公租房计划区日常生活的成熟报告。

他还说，他开始担心我在计划区的安全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打高尔夫球，以便和威尔逊这位高尔夫球痴有更多时间共处。有一次，他在球道中间面无表情地说，“素德，我在经历梦魇，我很担心你，我真心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他慢慢走开，没有告诉我应该观察的“其他人”是什么人，但是我知道，这意味着帮派之外的任何人。

我知道他对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有所关注。但是得知若仍以此社区作为我论文写作的基础，就必须要拓宽关注面，我还是吃了一惊。这意味着J. T. 将不会是我关注的唯一对象，甚至可能不会是主要的对象。我有几位教授是经验丰富的民族志学者，精通第一手观察的方法论。他们都坚持，我要避免和任何资料来源者交往过密，如果我会受制于他的话。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还没有忘记，J. T. 在见到我进入社区之后，是如何大为恼怒的。我认为，一定不能告诉他我将不再关注他的领导力。到目前为止，J. T. 并非我接触该社区的唯一途径，但他的确是最好的途径。他是带我进入的人，也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任何一扇门的人。但是在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J. T. 有其个人的魅力，他过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生活，我想继续了解他。

有外来者愿意花上几个小时，倾听他那些关于逞强好斗和管理能力的故事，J. T. 似乎对此颇为自得。他经常说，管理一个帮派有多么麻烦，保证毒品经济的平稳运行有多么困难，而与那些视他为仇敌的守法租户打交道有多么不容易。有的时候，他会冷静地说起他的工作，就好像是某位小商品制造厂的CEO 一样——我觉得这种态度不仅听上去刺耳，而且考虑到他的事业所导致的暴力和毁坏，还很不负责任。

在他的自我想象中，除了是个领袖，他同时还是个慈善家。他会骄傲地谈论自己脱离芝加哥市中心的主流销售工作，返回到这个计划区，并利用他的贩毒利润来“帮助其他人”。他是怎么帮助的？他强令他所有的帮派成员都必须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并远离毒品。他资助一些当地的青少年中心，帮助他们购买体育用品和电脑。他愿意把自己的帮派成员借给罗伯特·泰勒的租户领袖们，帮助他们为老年人跑腿，或者痛揍那些家庭施暴者。J. T. 甚至可以把他通过贩毒赚钱的事实说成是好事。他告诉我，毒品经济是“对社区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将瘾君子的钱通过帮派的慈善活动再分配回社区。

我必须承认，J. T. 的雄辩颇有说服力，无论我如何努力质疑。事实上，我并不十分了解他的帮派是如何在更为广泛的社区中发挥影响力的。甚至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我都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J. T. 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他还有哪些帮派的活动没有向我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