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册唐代作家杜牧的诗文选译。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府万年县人，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出生，是宰相杜佑的孙儿。文宗大和二年（828），他二十六岁时进士及第。同年应制举登科，授官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不久即出佐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一度擢为监察御史调回长安，很快又分司东都洛阳，接着又去宣歙观察使幕府任职。文宗开成四年（839），回京任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武宗会昌二年（842），外放为黄州刺史，转池州刺史、睦州刺史。宣宗大中初，内调为司勋员外郎，不久又出任湖州刺史，再召为考功郎中、知制诏，官至中书舍人，大中六年（852）病故，只活了五十一岁。

杜牧所处的时代，大唐政权已日趋没落，朝廷内部，宦官掌权，朋党倾轧，地方藩镇割据跋扈，兵连祸结，中央采取姑息政策，得过且过。这就是杜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

杜牧怀着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期望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是他志向抱负最集中的吐露。他主张澄清政治，削平藩镇，平息边患，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些，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同一般志大才疏的文人有别，杜牧在政治军事方面确有相当的才干。他认为当时政治的最大症结就是藩镇割据，因而十分注重研究“治乱兴衰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书》），密切注视每一政治军事事件的发生发展。他写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讲说军事的文章，给《孙子》作注，积极为当权者巩固中央集权的军事活动出谋划策。武宗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平定回鹘，平定泽潞藩镇，就曾采纳杜牧关于用兵方略的建议，并取得了成效。可惜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杜牧虽然出身世家大族，少年登第，又富于才华，一生仕途却颇不得意。先是“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刑部崔尚书状》），后来又“三守僻左，七换星霜”（《上吏部高尚书状》），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其原因之一是他不幸成了党争的牺牲品。晚唐牛僧孺、李德裕两党各各延揽党羽以发展势力，排斥异己。据说杜牧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下供职时常常外出冶游，牛僧孺就派军卒暗中保护。杜牧离扬州赴长安，牛僧孺送行时以纵逸为戒，杜牧大为感服，泣拜致谢，也说明他和牛僧孺确有友谊。但实际上，他和牛党很少政治上的牵涉。杜牧家与李德裕家是世交，依常情他本可受到李德裕的提携。但他性情刚直，自承受牛僧孺的知遇，便不肯屈节俯就李德裕。所以，尽管李德裕后来也曾采纳他的某些建议，仍视他为牛党，而不肯信任重用。这样，恃才而傲的杜牧处于党争的夹缝中，被排挤冷落而失意终生。

杜牧虽然不曾因政治失意、思想苦闷而消沉颓唐，但仍难免常常对人生采取一种放荡不羁、脱略形迹的态度。一方面，他多次提到“归隐”，又多次予以否定。在《送薛处士序》中，他明确提出：隐须为了仕。另一方面，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经常在公务闲暇，出入倡楼妓馆，留连酒亭歌榭，仿佛多情种子，其实宣泄苦闷，因而落得薄幸之名。他内心是清醒的。有时也确有深情，同情理解那些荳蔻年华的青楼女子的不幸，甚至感慨才子与佳人同命。这就使杜牧的思想行为充满矛盾，往往是失望与希望交织，旷达与执著杂糅，深情与薄幸互见，报国与玩世并存；以至濒于人生虚无的悲观，流露出灰心颓丧的情绪。

杜牧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文学方面，诗歌创作尤为突出。理想抱负的追求与失志不遇的激愤，是他一生创作的基调；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与思想苦闷的宣泄，是他多数作品的主题。壮志豪情的歌唱，历史教训的咏叹，现实政治的抨击，人民痛苦的关切，仕途遭际的不平，以及人事沧桑的探索，都出自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体验，构成他文学创作总体的思想内容，深刻地表现着在他那个时代里进步爱国士大夫复杂的思想状态。

年轻时杜牧充满着为国建功的激情，曾心怀激荡地唱出“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感怀诗一首》）的决心。此后，他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申述自己对于国事的无限关切。当听到回鹘入侵的消息时，他写道：“北虏怀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雪中书怀》）他希望进一步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对于遭受异族入侵而无家可归的人民，他满含着忧虑和牵挂：“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早雁》）而当一朝河湟收复，他又无法按捺自己的喜悦：“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无论诗人身处多么僻远荒凉的边郡，他都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时刻用手中的笔抒写出内心的焦急、沉郁的欢愉，表达出一片深切的赤子之心。

国运的危亡，时刻萦绕在杜牧的心间，他深深思索历史的教训，提出许多精切的看法，企图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二十三岁时就写出著名的《阿房宫赋》，以秦王朝的覆亡作为镜鉴，给本朝统治者敲响警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几乎成为千载以下封建朝代触目惊心的箴言。他在诗文中屡屡提到吸取历史教训的重要性。一片废弃的宫墙，一段沉埋的铁戟，都引起他千古兴亡的感慨，追绎历史线索的发展，大声疾呼当今的统治者正视现实。有些咏史诗是通过对于历史事实的歌咏，赞美有所作为的贤君贤相（《题魏文贤》），讽刺统治者的骄奢淫佚（《过华清宫三绝句》），以及揭露由统治者的暴虐、恣肆、荒淫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后果（《过骊山作》、《故洛阳城有感》、《题勤政楼》）。但一次次的努力，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在杜牧生活的五十年里，尽管有时唐政权也取得过短暂的胜利，但终究无法扭转每况愈下的颓势。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似乎成了对于没落的唐政权的挽歌。

在长期担任州郡地方官的政治生涯里，杜牧接触到了一些人民受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由于个人遭际的不尽如意，他也比较能够体会和理解这种痛苦。《郡斋独酌》中唱道：“太守清如水，长官贪似狼。征输一云毕，任尔自存亡。”《题村舍诗》：“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但是，这毕竟还不是他目力所及的主要方面。从他个人的体验出发，他更多地是与他同一阶层、同样遭际的人产生共鸣，为他们受到的不公待遇和迫害鸣不平，同时也是间接地发泄自己的不满，表现出不甘于因循守旧、希望在挽救国家命运的同时也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愿望和要求。

在《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中，他讽刺那些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压抑人才的达官贵人是“睫在眼前长不见”，热情赞美自己的朋友“千首诗轻万户侯”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他的另一好友李甘因反对李训、郑注专权，被从朝廷贬出远郡，不久死在那里。杜牧写了《李甘诗》怀念他，描绘了当时如“烈风驾地震，狞雷驱猛雨”般的险恶政治环境。朝廷多士“缩缩循墙鼠”、“一旦如奴虏”，慄慄危惧，人人自保；李甘却敢于挺身而出，“和鼎顾予言：‘我死有处所。’当廷裂诏书，退立须鼎俎。”这位具有凛然奇节而刚直不屈的挚友，终于默默死在边远的南方荒郡，诗人对此感到无限的愤慨与痛惜。

人才的摧残零落，是当时社会的必然。通过对于人世沧桑的体察，杜牧也开始思索某些含有哲理性的问题，这种探索同样体现在他的诗歌里。他问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人怎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杜秋娘诗》写道：“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为何而捉，足为何而驰？耳为何而听？目为何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郡斋独酌》：“屈指百万世，过如霹雳忙。人生落其内，何者为彭殇？”这类关于人生和世界关系问题的思索，已经超出了对于朝代兴衰的具体历史考察，也不拘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规范约束，而开始把人放在更广阔的时空环境中去观照；不仅仅是对一己遭逢坎坷的哀叹和不平，而且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人的命运。但他终究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最后也只能是逃于孔孟，而归于老庄，“独佩一壶游，秋豪泰山小”（《独酌》），受制于历史时代，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局限。

前面说过，出于种种无法排遣的苦闷，杜牧常常和一些青楼女子交接往还。他风流才俊，不拘小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事实上，他从这诸多女子的不幸身世中，更多地发现的是她们善良多情的天性，是命运无情的捉弄，是自己对这一切无能为力的悲哀。这使他常常感慨伤怀，嗟叹不已。在《杜秋娘诗》里，他为杜秋这样一个曾受到最高统治者宠爱、色衰爱弛后沦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殉葬品的不幸女子的命运感伤不已，寄予自己的满腔同情。而《张好好诗》则更塑造了一位有天分的歌女，她始而以超群的艺术获得大官的青睐，一度被聘为侍妾，后来却成为一名当垆女子。她安然地面对命运的簸弄，反而关切诗人，“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当此情此景，诗人忍不住为她洒下满襟热泪。在这首诗里，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诚挚、热情、易感的天性，是他对这些不幸的下层女子的深切同情和理解。

杜牧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作品应以思想性为主，对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有自己的正确见解。他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樊川文集》卷十三《答庄充书》）他的诗、赋、散文创作处处体现并贯彻了这一观点。同时，他又不肯放弃或忽视艺术上的苦心经营和锤炼。他自己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樊川文集》卷十六《献诗启》）他的作品至今令人百读不厌，因为他在创作中实践了这两方面的追求，锻炼出了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

他与李商隐在李白、杜甫之后以“小李杜”齐名。李商隐的诗风比较接近杜甫，而他的诗风比较接近李白，具有豪放、旷达、俊逸的特色。忧国忧民之心，感愤伤时之志，往往体现在诗歌里，使他的诗风慷慨豪健，一泻千里，不可阻遇，写长诗时尤其如此。《郡斋独酌》的前半，以反复咏叹描述自己喜爱的人物形象作为铺垫，后半则在此基础上倾吐了平生志向和理想，不假思索，淋漓酣畅。《感怀诗一首》像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回顾藩镇长期跋扈的历史、各朝天子采取的不同对策，激昂而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抒发出不得展才的郁闷，也体现了火热的激情。《张好好诗》则用流畅的笔调细腻刻画了人物形态和风光场景，烘托出一种感伤抒情的气氛。这些长诗，根据不同的内容需要而体现出或刚劲峭拔、直抒胸臆，或舒卷自如、情意深长的特点，既吸收了前人的长处，又表现出诗人独特的风格。

律诗和绝句的形式整齐，字数有限，又要受到平仄粘对规律的限制。诗人往往把几层意思压缩到一联一句之中，使形象和语言达到一种高度凝聚。他非常注重词藻的运用和锤炼，往往在诗句的拗峭中显出远韵远神，含浑整练，收到语带双关、意在言外的效果。如《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当年元载和宪宗都曾有过收复河湟失地的设想，但随着他们的逝去谁也不再考虑这件大事。“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一联，写尽了汉唐故地遗民忍受屈辱、盼望恢复的心情，而内地的有闲者却在无动于衷地欣赏从凉州传来的歌舞。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对比！诗中虽然没有直接喊出收复河湟，但已表现了深深的忧愤之情，蕴含了对国家和人民的不尽关注。又如《早雁》：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

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

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

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全诗运用比兴手法，把受回鹘侵扰而流离失所的灾民喻为惊惶南飞的早雁，寄托着诗人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忧虑。“仙掌”“长门”一联，暗示和谴责统治者对人民痛苦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岂逐春风一一回”、“水多菰米岸莓苔”，则是诗人对边民的无限同情与安慰。诗人对于唐政权的孱弱、畏缩，充满难言的愤慨和恨铁不成钢的感情。

杜牧的七言绝句最是脍炙人口。其中，有咏史抒怀的佳章，也有写景言情的杰构。特点仍然是含蓄婉约，而又清爽俊逸。如《过华清宫绝句》之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先写自己经骊山到长安，回头遥望骊山上如锦如绣的行宫，想到当年玄宗和杨妃在这里恣意享乐的情景。语言平易晓畅，没有一句是对这一对帝妃的直接抨击，却通过“送荔枝”这一历史镜头的捕捉，深刻揭露出正是如此的荒淫无度才酿成国家的大患，对此进行了辛辣的鞭挞和讽刺。又如《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通过对烟雾弥漫、迷离恍惚的秦淮夜景和隔岸传来的《玉树后庭花》的哀婉歌声的描写，诗人展示出一幅寒冷凄清的晚泊图，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对亡国不祥的预感。而《山行》则完全是另一种情调：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写秋景而没有秋天的衰残寥落之感，而那鲜明耀眼的红枫形象令人耳目一新，传达出一种清新自然的健康情绪。《江南春》绝句，则是在对景物的描摹中隐隐透出历史的兴亡之感：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还有一些诗歌，是对风俗、景物的描绘，如《清明》、《齐安郡后池绝句》；有的是以写人物的动作来体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心理活动，如《秋夕》；有的则是直接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如《赠别》二首之二。

杜牧的文风俊爽峭健。他的集子中，有不少论兵、论政、论文的作品，多有独到见解，感慨时事，分析政局，纵横奥衍，说理透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酬答应世之作，有一些铺排渲染的习气。但他主要的方面，是自觉地继承韩愈的散文笔法，笔锋犀利，内容充实，条分缕析，明白晓畅。他还善于使用譬喻的手法，在说理文中加上形象的说明，在不知不觉间深深地打动读者。杜牧以他清新质朴的散文，像一阵清风般吹进绮丽靡弱的晚唐文坛，成为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所推行的古文运动的直接继承者。

杜牧的诗文集《樊川文集》，是他的外甥裴延翰在他死后搜集遗稿编纂而成的，共二十卷，宋人又编次《外集》与《别集》。这册杜牧诗文就是从《樊川文集》中选出，诗选得多一些，文连赋只选了四篇，因为杜牧毕竟是以诗成名。诗大体按写作先后编排，《过骊山作》以下十四首写作时间不可考的诗则放在最后。诗注则参考过清人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

吴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西安。
黄州：治所黄冈即今湖北黄冈。
池州：治所秋浦即今安徽贵池。睦州：治所建德在今浙江建德东。
湖州：治所乌程即今浙江吴兴。
和鼎：李甘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