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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的文学，宗派问题简直得从第一页讲起。

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标立“兼容并包”，这是都知道的。然考其实际，究竟并未如愿。

之前北大，无疑需要改革。该校“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身着长袍马褂，“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如此校风，无有不改的道理。

蔡氏述其整顿初衷，含着两点。一、“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所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二、“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两点本都甚好，最后却不能说得到了落实。

彼时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正当新旧替递的关口，客观上确有一种严重对立的情形。“兼容并包”之想，于理虽正，实行无望，连蔡元培自己也没法超然其外。

1916年12月26日，其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当日，蔡元培即至前门外某旅馆访陈独秀，请他出掌北大文科。对此，他述其原委：“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汤君指汤尔和，他向蔡元培建议“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蔡与陈并不陌生，彼此应算旧相识，曩年在反清活动中曾经共事。因此，比汤尔和提议更重要的，或许是《新青年》这本杂志，那是当时新派思想的一面旗帜。蔡之于陈既稔旧往，眼下，“翻阅了《新青年》”，印象益好，于是“决意”聘他。可以说，无形中蔡元培也流露了思想偏向，对文科学长人选的物色，身姿倾在新派一边。

但这本身无可厚非。人的思想，总会有所偏向，这与“兼容并包”胸襟，本可以不矛盾。蔡元培为人，道貌温言、宽和敦厚，我们认为在他那里，一己之见与“兼容并包”，能够有效地调和。只是以惯常而论，在中国，因鲜明的思想倾向或思想个性而伴随排他性，却是士林一般的风度。

陈独秀便是这样。他个性甚为明快，沈尹默忆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劈头便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此等气质，好的一面是其直如矢，不够好的一面则所谓“狷隘而不能容”，从日后中共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批判，我们可知一斑。

蔡元培因陈独秀富于新思维而属意于他，对其个性与气质可能却未及深思。既聘其为文科学长，为示尊重及郑重，又将“文学院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如此简任放权，便于陈独秀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后者也确令北大焕然一新，但同时事情也很明显——北大(尤其文科)基本朝着向新派一边倒的方向去了。短短二三年间，北大就从满目长袍马褂、以朽旧著称，一变而为激进思想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甚至于中共的“母校”。

当初，蔡元培对北大所抱希望是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这两点互为表里，目的在于唯以学术为酌核。“兼容并包”的本意，是认在政治的前头和以外，可以有学术的单独存在。主张学生不问政治，也是强调在学校做学生这个阶段，不必执著于特定政治立场，而以求取广博、客观的知识为要；相应地，教师对学生的培育，也不是对他的思想价值观加以固定和限制，以至于损妨了知识的研索。

陈独秀看法是相反的。罗章龙回忆，有句话平素他常挂在嘴边：“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摆在学者、学生面前的路亦只有两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所以对五四运动，蔡、陈态度截然不同。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陈独秀则大加鼓动，“‘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不光说，也亲自做，“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并遭逮捕。

最终来看，北大改革落在实处的，与其说是蔡元培所倡“兼容并包”理念，不如说是陈独秀“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的激进姿态。百年来，北大与现当代政治之间紧密的缠绕，颇能验明在这间学校陈氏烙印恐怕多于蔡氏气质。

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89、292、288页。
2.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79，第6-7页。
3.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89、292、288页。
4.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89、292、288页。
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89、292、288页。
6. 沈尹默《我和北京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79，第231页、232页。
7. 李贽《高洁说》，《焚书　　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第105页。
8.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第24,26,27页。
9.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第24,26,27页。
10.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92页。
11.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第24,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