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是宋元间的一位博学大师，对清代学术与浙东学派均有很大影响。他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然而留下来的传记资料却相当之少。我们只能梳理有关零星材料，解读其中所含信息及其意义，期望走入王应麟在南宋时期的生活世界。

一、浙东文化的崛起

一代学术大师王应麟的出现，是南宋时代文化大发展、浙东学术文化崛起的产物。

关于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下面几章将详述，此先述浙东学术文化的发展。宁波学术文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南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南宋之前，是宁波文化的形成时期；而南宋以后，则是宁波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

1.宁波文化溯源

宁波的历史文化，从起源来说，应该是相当古老的，至少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即已产生。在整个上古与先秦时期，创造宁波文化的主人是不同于北方汉人的古越人。古越人讲古越语，习俗明显不同于北方汉人。他们创造的文化，自然是古越文化。在没有大一统国家、没有中心的时代，它就是一个区域发展中心。

自从江南地区并入秦，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以后，创造宁波文化的主人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秦实行了大规模的迁移政策，越人被迁移到江淮流域，而汉人则不断迁入浙江，进入宁波。从此，创造宁波文化的主人逐渐由讲古越语的越人转换为讲古汉语的汉人。在这个大一统国家里，宁波地处海隅，远离汉族儒家文化中心圈，所以，政治与文化位置明显边缘化。沿海地区，在今天是一块不断发生奇迹、最有活力的地方，而在古代中国，它却是一块“化外之地”。传统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是以河川、平原为主体的大地以及高山、高原。中国人的观念，“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在以内陆为中心的时代里，它是一块边缘地带。站在历代首都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看江南的宁波，它始终是一块弹丸之地，是一块“天涯海角”。相应地，宁波的文化是一种边缘性文化。内陆中心区是儒家文化的天下，而在边缘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则明显偏弱，从而显得落后。在整个秦汉、六朝与隋唐时期，宁波作为“大会稽”的一个边缘部分，越发显得落后。汉唐时期的整个浙东地区，出现了几个文化家族，如虞氏、贺氏、王氏、谢氏。其中，虞氏家族在余姚，可以算在今天的宁波区域之中，文化程度似乎不可小瞧。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大家族都是北方移民后裔。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移民文化程度较高，而土著居民的文化层次较低，说明浙东文化是一种“移植型”文化。总体上说，到唐朝时，宁波地区的文化水准仍不高，正如王应麟所称，“文风寥寥”。

2.庆历五先生

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儒学教育的普及，明州文化地位开始上升。“甬上文献，至宋而始盛。”古人所谓“文献”，就是今日之“文化”，因偏重成文形态的文化，故称“文献”。北宋强调文教治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教育。“宋家天子重师傅”，宋朝是中国最重文教的时代。“杯酒释兵权”后，宋朝确立了文人治国的国策。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文人治国策略的执行，其中之一就是在地方普设儒学，培养文官人才。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诏令全国有条件的州、县设置官学。于是，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官办儒学校，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一时，“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乡师表，或授业乡校，或讲道闾塾”，各地一批批青年学子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系统教育。这种规模性办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宁波文化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达起来的。

在这场儒家文化普及教育运动中，明州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老师、学者，即“庆历五先生”。“庆历五先生”是指杨适、杜醇、王致(986—1055)、王说(1010—1085)、楼郁(1008—1077)五位学人。因讲学于宋仁宗庆历年间，人称“庆历五先生”，又称“明州杨杜五子”。“庆历五先生”是以四明官学教育的拓荒者扬名于后世的。庆历七年(1047)，时为鄞县县令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受命设鄞县县学(后迁今宁波第一医院位置)，闻五先生之名，隆重礼聘他们为县学教师。于是，五先生投入到了家乡官学教育中。后置明州郡郡学于城东(今中山广场)，楼郁又到此教学。其后，除楼郁中进士、一度出外做官，其余几位都不曾离开过县学教学工作。

鄞县县学(今宁波市第一医院后门)

王应麟曾替五先生作过小传，文不长，全录于下：

《大隐杨先生传》：“杨先生适，字安道，慈溪人，隐居大隐山。为人醇厚介特，议论辩博平正，人有善则称之，不善如未之闻。为学要行乎己，惟恐为人所知。毁誉荣辱不以动其心，人莫得而亲疏。盖自比仲元、叔度之流。乡人严惮之，相语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隐先生。衣食才自给，非义之馈一介不取。躬耕养亲，族之贫者分赈之。邻盗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穷厄而求其生尔，勿治也。’盗闻之惭悔，其后无敢侮者。善言治道，究历代治乱之原。孙威敏公沔自谏官出按浙东西刑狱，欲见先生，先生不肯见。先生之越，时范文正公守越，闻之就见焉，舆致府中，澹焉无求，公益贤之。先生治经，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说，歌诗卓越超迈。容仪甚伟，衣冠俨如。始友钱塘林逋，后与同郡王致、杜醇结交，后进莫不师之。退处四十年，德行益高，名闻京师。仁宗诏求遗逸，太守鲍柯以名闻，赐以粟帛。太守钱公辅又荐之，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州遣从事致诏书袍笏，舆从迎之，先生辞不受，遁去。寿七十有六，遗令篆石圹前，曰‘宋隐人之墓’。熙宁二年，荥阳张峋为文表之。”

《慈溪杜先生传》：“杜先生醇，越之隐君子，居慈溪。学以为己，隐约不求人知，孝友称于乡里，耕桑钓牧以养其亲。经明行修，学者以为模楷。庆历中鄞始建学，县令王文公安石请先生为之师，其书曰：‘天之有斯道，固将公之，我先得而不推余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安石与有闻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说以辞，再书强起之，曰：‘孟子谓好为人师者，谓无诸中而为有之者，岂先生谓哉？柳宗元恶知道？韩退之毋为师，其孰能为师，天下士将乌乎师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学，又起先生为师，亦固辞。王文公作《师说》以勉之，二邑文风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谈诗书不倦，为诗质而清，当时谓学行宜为人师者也。”

《鄞江王先生传》：“王先生致，鄞人。与同郡杨、杜二先生为友，俱以道义化乡里，诸生子弟师尊之，称三人皆为先生。尝与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复书曰：‘无事于职，而爱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为仁矣。’年七十，乐道安贫，妻收遗秉，子拾堕樵，浩然无闷，乡人莫不高其行。”

《城南楼先生传》：“楼先生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厉，学以穷理为先，为乡人所尊。处穷经，屡空自乐。庆历中诏郡县立学，延致乡里有文学行义者为之，先生掌教县庠数年，又教授郡学，前后三十余年。学行笃美，信于士友，一时英俊皆在席下。门人之知名者，清敏丰公稷、光禄袁公毂、天台罗公适也。登进士第，调卢江主簿，自以禄不及亲，绝仕进意，以大理评事终于家。有遗集三十卷，赠正议大夫。子孙皆踵世科，五世孙钥，德行文章为时名臣，仕至参知政事。”

《桃源王先生传》：“王先生说，字应求，鄞人，鄞江王大隐先生之门人也。与弟设皆著名，教授乡里三十余年。熙宁中以特恩补州长史，无田以食，无桑麻以衣，怡然自得。子孙世其学，子珩宗正少卿，孙勋提举广南市舶，一钱之利皆归有司，家人不识舶货之名。及卒，贾率钱二百万缗为赙，正已却之，曰：‘吾父以廉直闻，虽贫，犹能负丧以归，不愧廉叔度也。’清白之传，实先生家训。正已终太府卿。”

五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为四明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四明地区的儒家文化水准。自此，“宁波开始了新儒学的建设，而这一波的新儒学建设虽然仍然是输入式的，但它通过教育手段植根于地域，化入地域主体的血液中，因而成为明州学术文化的全新生长点”。北宋是宁波本土儒家文化真正崛起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州的新儒学运动首先是由一群具有民间隐儒门风的移民后裔发动起来的。以杨、杜五子为代表的北宋明州的兴学运动，带有强烈的拓荒色彩，其深远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初步确立了新儒学价值体系在四明地域的主流地位。其次，是对固有的文化人格的改变，从文化自卑走向了文化自豪。其三，教育使四明之人情从“无法”走向有法。其四，是对地域居民低下文化素质的改变，这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兴学意义。最后，成功的教育奠定了宁波作为文献名邦的基础，为宁波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开启了明州文化的崭新历史阶段，而且培养了许多人才，创造了极为强烈的地域人才群体的聚合效应。以杨、杜五子等为代表的江南地域“教化之儒”的崛起，实际上预示着全国文化重心必将向江南转移的趋势。

3.宁波政治文化地位的崛起

宁波的大发展，是从南宋开始的。由于女真入侵因素，汉人朝廷整体搬迁，从开封迁到了杭州。在这个过程中，北方军队及百姓，随着朝廷大规模向南迁移。政治地位的变化，使浙江人口一下多起来，人气大旺，从而带动了相关的发展。

人地关系的紧张。两浙是南宋的中心区，所以移民特别多，人称“百倍常时”。人一多，吃饭就成了问题，耕地扩展成了首要任务。移民要生存，就得开垦新农田，其中重要一招是围湖造田。当时的明州太守楼异、越州太守王仲薿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围湖造田，“悉废二郡陂湖以为田”，让百姓来种植，租税所得全部上交皇室。这样，既满足了百姓的耕田要求，也满足了朝廷的租税要求，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正确的措施。在这一围湖造田浪潮中，宁波西乡的小江湖、广德湖等古湖泊就这样渐次消失了。

港口地位的上升。北方半边江山失去后，北方港口也封了，只有南方的宁波与福建成为出海口。当时，温州等地的货物，都是通过宁波出口的。宁波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中部前哨。从全国军事角度来看，它处于东南沿海国防线的边缘，是保家卫国的重心所在。从全国经济区域分布来看，它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边缘，既是丝绸、茶叶之类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又是外国消费品的销售中心，故而唐宋以来，宁波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惟兹四明，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陆游的这一描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明州港的中外贸易发达状况。

文官制度促进了教育文化的发展。如奉化学子，因离开封远，“多不屑仕。至南渡久之，乃稍稍有以经进”。朝廷的迁入浙江，使宁波从昔日的边缘地区成为近畿之地，使浙江人考进士做官十分便利，这带动了相关文教事业的发展，人才因以辈出。“昔先宋时，文献萃于我明(州)。”据统计，“凡中进士者六百九人，位至执政者十八人”，仅鄞县就有609位进士，18人入朝执政，可知当时进士数量之多，政治地位之高。因科举考试，宁波产生了相当多的科举世家。郑真称：“吾乡异时衣冠之家，角立雄峙。”袁桷称：“余幼居乡，合郡里巷，考门闳之高者，十居其六七焉。”由此可见，宁波士大夫之家数量之多。

楼氏家族、史氏家族、陈氏家族的成长过程，可以一窥宁波政治文化地位逐步上升的过程。

楼氏家族

宁波楼氏家族的祖先是婺州东阳人，大约在唐末或五代初迁居奉化县。祖父楼皓(951—1022)是一个富户，以财雄于乡，为奉化县录事。父楼杲(972—1035)尤积善。楼郁(1008—1077)为杲之第五子，因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得以折节读书。楼郁志操高厉，自六经至百家传记之说无所不读，学问博奥，为乡人所尊。天圣年间(1023—1032)，楼郁徙居明州城内日湖左余庆坊，遂为宁波人，学者称为西湖先生。庆历八年(1048)鄞建县学，应聘掌教县庠数年。仁宗皇祐(1049—1053)中，置明州郡郡学于城东，又延请教授郡学十余年。楼郁晚年登皇祐五年(1053)进士，调任庐江主簿，因坐事而归。后以“禄不逮亲”而不愿出仕，遂以大理评事而老于家。楼郁后又主郡庠十余年，为州县士子师，前后凡三十余年，号“楼先生”，一时英俊，皆在席下，成就一时人物甚众。一生好学不倦，勤于著述，有遗集30卷。其后，楼郁子楼常(1033—1113)中治平二年(1065)进士，官至大理正卿，进朝议大夫。楼常三子楼异(1062—1124)中元丰八年(1085)进士；次子楼弁(1060—1124)中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宗正寺博士。政和五年(1115)，楼航、楼照中进士。由此可知，在北宋中后期，楼氏家族已经多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南宋以后，各个时期，均有人中进士。如楼锷(1128—1187)、楼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隆兴元年(1163)，楼钥(1137—1213)中进士。绍熙四年(1193)，楼弁孙子楼镛、楼长孙楼昉中进士。庆元二年(1196)楼汶，嘉定四年(1211)楼淮，嘉定十六年(1223)楼矿、楼昞，宝庆二年(1226)楼浟，绍定五年(1232)楼濂、楼瀚，端平二年(1235)楼昭等，共有三十多位。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族显势众，尤以南宋中期为盛。嘉定初年，楼钥位两府，前后五年，大大提高了这个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标志着这个家族的发展达到顶峰。楼氏家族的特点是，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骤起骤落，保持着持续稳定的特点。

史氏家族

在如今的宁波东钱湖畔，有一座南宋石刻公园，那是一个以史氏家族墓道石刻为主的公园。“宋有天下垂三百年，南渡以后，台衮相继者，鄞史氏为盛。子孙众多，荣爵宠秩，与其国家相为始终。”因宋兴而兴，因宋衰而衰，正是史氏大家族史的特点。史氏是北宋庆历(1041—1048)年间从江苏溧阳迁居鄞县(今东吴镇南村)的移民家庭。迁鄞始祖史成(978—？)，耕读为生，事迹不详。其子史简(1035—1057)，开始求学，从宁波第一代教育家“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致学习。第三代史诏(1057—1130)，从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1008—1077)，学问为人所称，但不远游，不参加科举。他带着母亲叶氏(1033—1118)，迁居大田山(今东吴大涵山)，后又迁到东钱湖东岸畔的下水村。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三月，受权相蔡京影响，朝廷开始推行一项与文治配套的新政，下诏以“八行”取士。所谓八行，即“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有此八行的学人，进学可获得优惠政策和奖励，“凡有八行实状，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上其名于州”，“苟备八行，不俟终岁，即奏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同时又制定“不忠、不孝、不悌、不和、不姻、不睦、不任、不恤之刑”，诸犯八刑者，也要接受相应的惩罚。记载八行八刑新政内容的刻石，就是《大观圣作碑》。当年九月开始，这种《大观圣作碑》(又称《学校八行八刑碑》)遍布全国各地儒学。史诏积极响应，以“孝、友、睦、姻、任、恤、中(忠)、和”八种优良道德品质建立家范，史称“八行垂训”。他的事迹由地方政府上报朝廷，被赐号“八行高士”。

史氏第四代有四个儿子，长子史师仲(1082—1124)，次子师木，志耽典籍，三子师才(1083—1159)首登政和八年(1118)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四子师禾，为乡贡进士。参知政事已经是副丞相级的官员。史师才进一步光大了这个家族的崇文习气，史氏家族从此步入政坛。由此说来，史氏是宁波较早的移民家庭，成为宁波文化发展的主角。这一进程，与宁波儒学文化的崛起过程是同步的。

第五代之中，最有名的是史师仲之子史浩(1106—1194)。史浩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官三朝，为政一生。他因定策有功，两度执掌朝政，是孝宗的亲臣。史浩官至宰相，敕封魏王、越国公，史氏从此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一奇迹的出现，是与赵宋政权的南迁浙江杭州有关的。可以说，没有首都的迁入浙江，就不可能有四明史氏的崛起。第六代“弥”字辈中，著名的人物有史浩长子史弥大，官至礼部侍郎；三子史弥远(1164—1233)，官至右丞相；四子史弥坚(1165—1232)，官至兵部尚书；史渐(1124—1194)长子史弥忠，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史渐次子史弥巩(1171—1250)直华文阁。第七代“之”辈中，著名的有史弥远二子史宅之(1205—1249)，官至户部尚书；三子史宇之(1216—1293)，官至工部尚书，观文殿学士；史弥忠之子史嵩之(1189—1257)，官至右丞相；史弥忠之子史岩之(1189—1270)，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史弥正之子史宣之，官至兵部尚书。如此，从北宋末年以来，史氏屡屡出政治人才，号称“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故有“满朝文武，半出史氏”之说。史浩的三儿子史弥远在相位，其显赫远远超过史浩，史弥远也像其父亲一样，招用老臣，推荐儒士入朝，此时的南宋朝廷已经是“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了。在外为官的鄞县人几乎都是因为读书而富贵的，所以他们为官后都特别重视教育，在这些人的倡导、推进下，鄞县人的读书热潮很高，当时鄞县各乡可以说到处充满着书香。史氏家族进士，可考者有：史才，史浩，史弥大、史弥悆、史弥远、史弥宗、史弥谨、史弥应、史弥忞、史弥逊、史弥谨，史岩之、史嵩之、史佺之、史望之、史及之、史越翁、史本之、史能之、史胄之、史有之、史即之、史常之、史介之。在宁波历史上，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家族，非史氏莫属。史氏家族是一个随着宋朝兴衰而大起大落的家族，从第八代“卿”字辈起，人数虽不少，如史蒙卿(1247—1306)为咸淳元年(1265)进士，但影响不大，表明史氏已逐步退出政坛。

走马塘陈氏

近年介绍较多的千年进士古村走马塘，始建于北宋端拱(988—989)年间，是江苏长洲陈氏迁居的结果。北宋时，长洲进士陈矜任明州知府，死后葬于城南的茅山。其子为父守陵，带着家眷定居走马塘，遂成为走马塘人的祖先，至今已传38代。据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陈氏宗谱，宋以后历朝，这里出过76位进士，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著名的有陈谧，为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陈禾(？—1129)为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左正言，有《易传》九卷、《春秋传》十二卷、《论语、孟子解》各十卷。陈禾之子陈曦，为绍兴八年(1138)进士，官至翰林学士。

4.浙东学派独立登上历史舞台

浙江是南宋政府的活动中心，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区域。浙江因为钱塘江的自然天堑，形成浙东与浙西两大区域，故自东汉以来，习惯分治。唐朝在此设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宋朝时改称浙东路、浙西路，于是有了“浙东”、“浙西”之称。当时，首都虽在杭州，但因靠北部分面临抗金前线，安全系数相对较低，故学术文化并不发达。倒是浙东地区，因在江东，安全系数相对高一些，社会稳定，文化发达，成为南宋的学术中心，全祖望称“宋之南也，浙东儒者极盛”。

“浙东儒者极盛”，这是南宋以后值得重视的新现象。这里所谓的浙东儒者，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本土的，二是北方移民。他们共同接受科举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朝廷迁入浙江，使昔日的边缘地区成为近畿之地。科举发达，进而带动了文教事业的发展，人才因以辈出，这应该是宁波历史上第一个人才高峰期。因基础厚，经过北宋时期的文化积累，此时的浙东学术开始成型，浙东学派独立亮相，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支劲旅。当时，金华有吕祖谦的吕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温州有叶适的永嘉之学，而在明州则有四明学派，他们被时人称为浙学。“婺女(即婺州)史学之盛，有三家焉。东莱之学据经以考同异，而书事之法得于夫子之义例，以褒贬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龙川陈同父急于当时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顽警偷，深以为世道标准，志不成而年逝，识者悲其不遇焉。说斋唐与政搜集精要，纲挈领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礼乐天人图书之会粹，力返于古，是则论史者无遗蕴矣。”由此可知，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史学三家风格各不相同。

明州四先生

在宁波，主要是“甬上四先生”，也称“淳熙四先生”，他们是杨简(1141—1226)、袁燮(1144—1224)、沈焕(1139—1191)、舒璘(1136—1199)。“四明道学，自宋为盛”，甬上四先生开创了四明道学之风。

王应麟于四先生均有小传，文不长，录于下：

《广平舒先生传》：“舒先生璘，字元质，奉化人。雅有大志，耻以一善自名，笃实不欺，无毫发矫伪。入太学，师张宣公栻，又从陆文安公九渊，与朱文公及吕成公兄弟讲磨，躬行愈力。尝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刻苦磨砺，改过迁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去尔。’第进士，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日诣学，寒暑不少懈，暮夜亦间往。筑风雩亭，日有讲求涵泳之功。质或不美，未尝忿疾，端吾矩矱，需其自新。作《诗礼讲解》，启迪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乡学问之源窒而复通者，先生实开之也。’因祠于学。信道甚笃，利禄之念不萌。宰平阳，临政听断，人服其平。终于宜州通守。慈湖先生铭其墓，谓‘孝友忠实，道心融明’。门人国子博士李元白传其经学。淳祐中，特谥文靖。”

《定川沈先生传》：“沈先生焕，字叔晦。自定海徙鄞。伟仪观，尊视瞻，音吐鸿畅，群居乡校，以严见惮，入太学，行艺优诸生。始与临川陆先生九龄为友，一日尽舍所学，以师礼事焉，昼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务本趋实，不自矜衒。每语人曰：‘当隆师亲友，循规蹈矩，以倡郡国。’第进士，讲学不倦。自以资禀刚劲，非所以欢庭闱，大书‘深爱和气，愉色婉容’数语于壁，日观省焉。门人弟子决疑请益者，自远而至，启告简严，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悦服，师道益尊。为太学录，修教养法，士争归之。不肯诡随苟容以取光宠，遂补外，终于舒州通守。先生非圣哲书未尝诵习，与朱文公、吕成公问辨，凡世变之推移、治道之体统、明君贤臣之经纶事业，孳孳讲求，日益深广。追赠直华文阁，特谥端宪。”

《慈湖杨先生传》：“杨先生简，字敬仲，慈溪人。清明纯一，非礼不动，燕私俨恪，如临君师，学以古圣为的。入太学，第进士，主富阳簿。日讽咏《鲁论》、《孝经》，堂上不动声色，而民自化。陆文安公来富阳，长先生二岁，指以心学之要，遂北面师事焉。调绍兴府理掾，朱文公持庾节，首荐之，每称先生学有为己功夫。宰饶之乐平，谓教养兹邑，欲使邑人皆为君子，况学者乎，诲之谆谆不倦。为《讲堂训》，曰：‘学者孝而已矣。时有古今，道无古今；时有古今，性无古今。’闻者兴起。以国子博士召，讲《易·乾卦》，发人心固有之妙。赵忠定公汝愚免相，祭酒李祥抗辨之，先生上书，亦以学党斥，闲居十三年。以秘书召，迁著作、将作少监，守温州。访贤者礼致之，崇孝养，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乡记，效《周官》敬敏任恤之类，书善不书恶。除工部郎、将作监，告老奉祠。召不起，终于敷文阁直学士。以宝谟阁学士致仕，寿八十有六，谥曰文元。有《诗》、《易》、《春秋》、《论语》、《古文孝经传》、《孔子闲居解》，又著《己易》，辑先圣大训。先生至诚笃敬，期功之戚，下洎缌麻服制丧期，一以经礼为则，而容色称之。平居接物，从容和乐，未始苟异于人，而高远自不可及。北境传诵其文，曰：‘此江南杨夫子也。’”

《絜斋袁先生传》：“袁先生燮，字和叔，鄞人。少以名节自期，入太学，见陆先生九龄德容睟盎，亲炙之。同里沈、杨、舒三公皆聚于学，朝夕以道义切磨。第进士，为太学正。时朱文公诸名儒已去，先生知不为时所容，寻以学党更历外服。入朝，至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举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迁司封，又迁国子司业、祭酒。延见诸生，迪以切己之学。常病世学者袭先儒绪言，未能自得于心，不足以为学，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闻者竦然自得。以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迁礼部侍郎、侍讲，犹兼祭酒。讲《诗》二《南》，于先王正始之本，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深寓规儆之意。列国变《风》有关君德治道者，亦托其义以讽。立朝守正不阿，时好议者指为好名，遂奉祠以归。著述弗倦，或劝宜少休，曰：‘吾以此为笙镛管盘，不知其劳也。’终于显谟阁学士，谥曰正献。先生尝曰：‘此心存则虽贱而可贵，不存则虽贵而可贱。’大哉心乎，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每谓为学当以圣贤自期，仕官当以将相自任，其所讲明，体用兼综，于《书》、《礼记》，论说尤详，成就后学甚众。子甫，

进士第一，为兵部尚书、国子祭酒，亦称名儒。”

他们都是“三陆”弟子，引他们入门的是长兄陆九龄。他们四人入临安的太学时，陆九龄(1132—1180)为学录，故得接触陆学。其中沈焕特别欣赏陆九龄之学，“尽舍所学，以师礼事焉”。陆九龄也称他“志气挺然，有任道之质”。乾道、淳熙间，陆九龄弟弟陆九渊(1139—1193)发明本心之指，“以深造自得之学，师表后进，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启告学者，皆日用常行之礼，而毫发无差，昭晰无疑，故天下翕然推尊”。于是，杨简人、袁燮等四人又师事陆九渊。

杨简有三位老师，即其父亲及陆九龄、九渊兄弟。其父杨庭显(1106—1188)是位心学论者。他早于陆象山便已钻研心学，这使杨简自幼便受到了心学熏陶。21岁入太学后，又受到了陆九龄的教导。乾道八年(1172)32岁时，又得亲炙陆象山。那年，陆象山到杭州应试，考取进士。时杨简在富阳做官，听说象山在都城，便到杭州，经徐谊介绍，拜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心学大师。结果一交谈，杨简十分失望。过了一段时间，陆象山返江西老家省亲，途经富阳，停留了半个月。因象山仅比杨简大两岁，且杨简中进士又早象山三年，故两人以朋友之礼相处。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从容不迫地交流了心学方面的体会。杨简终于开窍，于是服服帖帖地拜象山为师。从此，慈湖有了师承规范，终身服膺陆学。

纪念杨简的师古亭

袁燮既亲炙陆九龄，又“识先生(陆九渊)于行都，亲博约者屡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尝见其少有昏怠之色”。嘉定五年(1212)，袁燮任职江西时，将陆氏《象山先生文集》刊刻于世。沈焕听说朱熹与吕祖谦在金华讲学，徒步到金华。舒璘先向张栻(1133—1180)学习，“有所开警”，中与兄弟“同亲炙象山先生”，后又随杨简父亲杨庭显学习，自称“南轩开端，象山洗涤，老杨先生琢磨”。舒璘融会诸公之学，姿禀粹和，学术正大，“予兄弟游学四方，受师友开悟，归与乡人士共学”。他乐于教人，启迪后进。

杨简继承、完善了象山心学，将之发展成为体系更为严密的慈湖心学。通过这一改造，心学重新焕发出活力，一时大江以南学者翕然从之，多时达一百多人。时人陈淳(1153—1217)形象地称“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杨、袁(燮)贵显，据要津唱之”。

后人对四先生肯定较多，黄润玉替明州郡学先贤祠所写赞语，称舒璘“先生之学，自陆而朱，融会贯通，卒为大儒。美境佳趣，风雨敝床，师模后进，煦然春阳”，称沈焕“伟哉端宪，本于躬行，师道尊严，郡国是倡。曰道与职，惟一无二，任重道远，名昭百世”，称杨简“慈湖启教，象山是宗，一诚贯彻，万象昭融。临民若神，处己即易，巍然祠宫，四方是式”，称袁爕“有鄞儒族，自高而玄，道隆正献，裕后光前。笙镛著述，天地其心，鲁无君子，后学奚钦”，这代表了四明本地学人对四先生的肯定。明代其他浙江学子则称“子静之门人则杨简，笃学力行，为治设施，皆可为后世法，清明高远，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专精，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则与天地相似。舒璘刻苦磨励，改过迁善。沈焕人品高明，不苟自恕。……盖浙中尤尊陆氏之学，而慈湖其倡也”。袁燮的话，被人认为深得象山之意。

甬上四先生与甬上大家族的关系也较密切。史浩是一位非常关心儒学的人物，朱熹、陆九渊、叶适、杨简、袁燮、舒璘等，都为他所推荐，受朝廷任用。他的推荐称：“杨简性学通明，辞华条达，孝友之行，阃内化之，施于有政，其民必敬而爱之。……新江阴军江阴县尉袁燮，学问醇明，性资端厚，守正而无矫激，久在庠序，士子推服。……前衡州州学教授舒璘，性资诚悫，好学不倦，而练达世故，材实有用。”他还让出月湖畔的竹洲之宅，请沈焕来讲学；又请杨简、袁燮到其家讲授。在他倡导下，月湖书院极盛，形成了陆学研读中心，出了著名的甬上四先生，儒学文化因此发展到了最高峰。因史浩的推崇，史氏家族子弟，如史弥坚、史弥巩，多为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弟子。

沈焕

陆九渊

甬上四先生也接受吕学。袁燮诗称：“后学寡师承，私知妄穿凿。缅怀东莱公，天才负超卓。英词粲星斗，伟量包海岳。宽平复谨严，精密更恢廓。哀哉梁木摧，谁欤继前作。幸有二三友，潜心味博约。相期在不朽，与道为郛郭。”由此可知，袁燮肯定吕祖谦的博约风格。沈焕非常好学，始居家塾，非圣哲书未尝诵习。入太学，称“此天子学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长偏方，见闻固陋，不以此时资明师畏友，廓然开之，何由自知不足！”他“尝作诗箴其友曰：为学未能识肩背，读书万卷空亡羊。每称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会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读书。史籍传记，采取至约。后与东莱吕公伯仲极辨古今，始知周览博考之益。凡世变之推移，治道之体统，明君贤臣之经纶事业，孳孳讲求，日益广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之蕴，有足以开物成务者矣”。由此可知，沈焕学风，前后变化较大。开始主张“约而不博”，先立“大本”，只读圣贤书；读其他繁杂的史籍时，也强调掌握大意而已。后来，与吕祖谦兄弟辩论以后，欣赏博学之风，开始转而重视博学，偏重实践。

南宋浙东学派讲究博学而致用。“嗟夫！昔宋南迁，浙东之学，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自天官、律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该通曲委，必欲措诸实用，不为空言。”由此可见，南宋浙东学术的博学、经世致用特色，在宋元时代已经得到时人的认可。

1.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C.布拉德福·兰利的博士论文《王应麟(1223—1296)：宋亡后的政治与学术史研究》(1980)实际上是一部《王应麟传》。最近出版的郑传杰、郑昕《宋儒王应麟》(宁波出版社2009年)则是一部历史文学性王应麟传记，可参阅。
2. 详参张如安《北宋宁波文化史》，海洋出版社2009年。
3. (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一《先贤祠堂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 (清)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5. (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送钟声伯赴甬东书院山长》，《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 (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一《先贤祠堂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7. 《延祐四明志》卷四。
8. 张如安《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9. 张如安《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1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〇，绍兴元年十二月丁卯。
11.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九《明州育王山买田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2.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三《送杜子问赴学官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3. (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二一《送平凉崇信县主簿定海赵行远复任序》。
14. (清)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5. (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五四《亡友王以文哀辞》。
16.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九《友恭堂记》。
17. 张如安《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18. 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大陆杂志》1997年第5期，又见《鄞州文史》第一辑，2006年。俞信芳《鄞县楼氏研究中若干难点试释——读<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鄞塘楼氏宗谱>札记》，《鄞州文史》第3辑，2007年；又见《天一阁文丛》第五辑，2007年。
19. (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四三《故宋文林郎史公墓表》。
20. 或作1048年，误。
21. (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九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2. 王应麟对此甚有意见，《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称：“大观八行，因《周礼》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奸臣不学如此。”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
23. 现行有关史氏文献记录，让人觉得史诏独创了八行。实则非也，他仅是执行北宋政府新政，成为典范而已。
24. (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5. 《宋史》卷三六三《陈禾传》。
26. 《宋元学案》卷四九《晦翁学案下·俞浙》。
27.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九《书朱氏精舍图诗卷》。
28. (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四七《贞一居士传》。
29.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一，张骁飞点校，中华书局2009年。
30. (宋)袁燮《絜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状》。
31. (宋)袁燮《絜斋集》卷一〇《止善堂记》。
32. 《宋史》卷四〇〇《袁燮传》。
33. (宋)袁燮《絜斋集》卷八《象山先生文集序》。
34. (宋)袁燮《絜斋集》卷九《舒元质祠堂记》。
35. 《宝庆四明志》卷九《舒璘传》。
36. (宋)舒璘《舒文靖集》卷上《舒子春墓志》。
37. (宋)陈淳《北溪集》卷一四《答陈师复》。
38. (明)黄润玉《先贤赞》，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八《艺文》。
39. (明)归有光《震川别集》卷二下《浙省策问对二道》。
40. (宋)史浩《峰真隐漫录》卷九《陛辞荐薛叔似等札子》，《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1. (宋)袁燮《絜斋集》卷二三《送路徳章芾三首》。
42. (宋)袁燮《絜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状》。
43. (宋)袁燮《絜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状》。
44.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