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癌症病人起初都面临着选择医院、医生和治疗方案的问题。如果选择正确则事半功倍，选择错误则耽误治疗。

病急乱投医是病家的常见反应，但千万不能慌乱。一开始不妨多跑几家医院，不一定就“一家定终身”。此时还是要冷静下来，认真比较、分析各家医院(含医生、方案)的各自特点，尽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南京开往上海的动车，时速高达200多公里/小时。

顾不上观看窗外飞快掠过的景物，我的脑海里浮现起这些天的活动和思绪。

几年前，我在家看电视时，正巧看到介绍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吴孟超医生的事迹。吴孟超以高尚的行医道德和高超的创新技术，成功地挽救了无数肝癌病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董桂香得肝癌，我立即就想起了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和吴孟超。

在南京检查的日子里，有几次晚上我都和儿子一起去花主任家报告情况、咨询意见。当我告诉花主任，我打算带董桂香去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看病时，立即得到了花主任的赞同(她是上海人，也了解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花主任对我们说：“你们去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是对的，去过以后就不会有遗憾了，肝方面全国最好的医院都去过了，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这次我和董桂香去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求医，是抱着决战决胜的信念去的，没有半点犹豫。

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去上海就医能否报销医药费，但我想那是以后的事。回来后如实汇报我们的实情和困难，争取有关部门的同情，说不定还能报销。目前最重要的是救人，必须抓紧时间。我下了决心，哪怕自费也要尽快到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就是回来不能报销，为了救董桂香，也是值得的。(感谢市医保中心，后来听取了我的申诉后同意报销。)

就在省人民医院拿到核磁共振报告后，卢主任曾写了个纸条，推荐我找省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张峰。卢主任介绍说，张主任是目前该院最好的手术刀了。我怀着感激之情，挂了张主任的专家门诊。张主任看过纸条后，很认真地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负责任地告诉我：“可以开刀。”并且告诉我回去考虑好，如果决定开刀可来找他。

晚上在家中的电脑上查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情况，方知吴孟超是院长、中科院院士、全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已经80多岁了，找他挂个号可不容易。但是，我分析给儿子听，整个东方肝胆医院可以说都是吴孟超一手带出来的，他的主要方法肯定都教会了大家，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名师高徒，其他医生也一定是高手。

当检索全院的专家时，我发现吴孟超的名字排在肝外一科。在东方肝胆医院的网站上，各科专家名单中，肝外一科排着：吴孟超、严以群、孙经建、晏建军。

当时，我们以为，吴孟超虽然在肝外一科，但不能认为他就在肝外一科上班，但至少可以认为肝外一科是他的“嫡系部队”，他说不定经常会来看看(当然后来知道是上了医院网站的当)。

在网站上，我们查到7月24日(星期五)上午的专家门诊是肝外一科的晏建军，下午是肝外三科的李爱军。

晏建军：肝外一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技术8级，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16年，编写著作2部。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现担任《中华现代外科杂志》常务编委。擅长肝胆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

李爱军：肝外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专业技术8级，从医21年。先后获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上海市医疗成果二等奖等。擅长肝脏肿瘤的外科治疗。

看完网上的介绍后，我认为这两位专家难分伯仲，但是晏主任的介绍中明确写了“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16年”，而李主任的介绍中只笼统地写了“从医21年”；21年固然大于16年，但这21年里是否有些年没直接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晏主任可靠些，至少保证有16年。

所有的癌症病人起初都面临着选择医院、医生和治疗方案的问题。如果选择正确则事半功倍，选择错误则耽误治疗。

病急乱投医是病家的常见反应，但千万不能慌乱。一开始不妨多跑几家医院，不一定就“一家定终身”。此时还是要冷静下来，认真比较、分析各家医院(含医生、方案)的各自特点，尽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该院的病历本上印有这样一行字：“肝胆疾病的诊治水平居国际国内领先地位”。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在江苏名列前茅。我们找的医院应该没话说。

在南京，已听取了几个医院不同专家的意见，有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省肿瘤医院、省中医院、八一医院和南京中医药大学门诊部等。好在南京的专家挂号费还不算贵，正主任医师是10元，副主任医师是7元。对普通病人来说，一般不可能专家会诊，只有自己多跑跑，分别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结合董桂香的实际情况，综合、归纳，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

这次来上海，要听听上海的专家怎么说。一般来说，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医疗水平在全国处于一流地位。

列车窗户外面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驰过，命运的列车又能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正在火车上乱七八糟地想着，上海站到了。

出了站，来到站南广场的大钟下面，终于看到了迎接我们的已阔别多年的两个朋友：姚忠毛和杜秀芳夫妻俩。他们和我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起在安徽省电力建设公司工作。杜秀芳是上海人，同济大学67届毕业(和我同届)，学建筑；姚忠毛是广东人，比我们晚一届，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和我一样是学电气的。1970年我们在淮南结识，当时关系就不错。因他们是单位的双职工，所以我们一些“臭老九”常去他们家改善伙食。他们儿子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尽管后来他们也到南京我这里来过几次，过年时也有过长途电话问候问候，但毕竟已经分开35年了。

这次去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本不想麻烦他们，但事出突然，为了提高看病的效率，我去上海的前一天还是给他们打了电话，希望姚忠毛能先去摸一下医院情况，能否先预约挂个号。而且由于董桂香是肝癌病人，怕别人“犯嫌”，我在电话中特地申明为看病方便起见，最好帮我摸摸周边旅社的情况。

哪知道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住在他们家。姚忠毛电话中讲：“找什么旅馆，你这是在骂人，来上海一定要住在我家，有地方住的。”

现在他们夫妻二人亲自来接站，立即使我们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到底是真朋友！只是多年不见，大家都苍老了不少，不过对岁月蹉跎的感慨很快就结束了，转为对董桂香病情的关心。

在火车站直接乘地铁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转乘地铁8号线到黄兴路站，再乘6路电车就到了长白路他们的家。

他们家所在的小区叫“韵都城”，住17楼顶楼，是近5米的层高，被隔成两层。这样一隔总面积就有200多平方米，在上海条件算很好的了。楼下是客厅、书房、厨房，老夫妻俩一个房间，女儿一个房间；楼上是儿子的天下(儿子、媳妇和孙女)，给我们一个单独的房间。

晚餐他们全家人都到齐了。姚忠毛提议我喝点什么，我心情不好，谢绝了。她女儿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现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业务上十分钻研，每天晚上都要看专业书籍到11点多钟。我想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医生的缘故，他们知道肝癌其实和所有的癌症一样是不传染的，所以敢于请董桂香和大家一起吃饭。

晚上他们告诉我们，东方肝胆医院现在不预约，必须当天早上排队挂号。拿出上海交通图一看，原来东方肝胆医院和他们家都在杨浦区，真是老天眷顾！

第二天一大早(7月24日)，姚忠毛陪我们打的来到了东方肝胆医院。大概是下雨的关系(奇怪得很，2009年的夏天，上海基本上是下雨天多，显得不太热)，挂号的人不算多。我们挂上了上午晏建军的号。我一看还有机会，又换了个窗口，再办了一个卡，又挂了一个下午李爱军的号。

晏主任看上去比预想的还年轻。他敏捷而不失沉稳，精明而又率直。晏主任仔细地看了我带来的片子，说了一句：“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想想我这个丈夫没有尽职尽责，我无言以对。晏主任讲，肝癌是肯定的了，而且是肝细胞癌。说着，他问旁边的小医生，床位空出来没有。他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告诉我们“立即住院”。他告诉我们，星期一一旦床位空出来以后，就会让助手通知我们来办住院手续；是开刀，还是采用别的办法，住院后再仔细研究。真是有股军人的作风。

下午看李爱军的专家号。这是个身材高大的女军医。因董桂香和我、姚忠毛一起去的，她以女性特有的细心问我们，说话当着病人面有无关系，在得到我们没有关系的肯定答复后，她说了一句：“如果不开刀，病人活不到一年。”尽管在南京已经确诊，我也随时告知了董桂香，但她始终有所怀疑，始终还抱有某种幻想和希望。现在一切肥皂泡都破灭了。李主任的细致之处还表现在，让董桂香立即再做一个B超，看看左肝叶上有没有问题，如果左肝叶上也有，哪怕只有一个，这手术也做不成了。还好，B超显示左肝叶上尚正常。李主任也立即开出了一张住院单(她的病区有床位)，让我们星期一住院。

看完李爱军的专家门诊，时间是下午2点多钟(东方肝胆医院下午1点即开始门诊)。我们告辞了陪同的姚忠毛，乘地铁8号线来到了人民广场站，我想带董桂香看看上海的标志——南京路和外滩。

董桂香以前还从来没有到过上海，而我已来过十几次了。没想到这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上海的。

我背着包，搀扶着董桂香，漫步在南京路上。看着南京路上的摩天大楼，我大致介绍着哪些大楼是有历史了，哪些大楼是后来盖的。

董桂香以前对上海的印象只来源于她母亲过去对她讲的一件事。就是讲上海的摩天大楼高啊，特别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人站在楼前往上看，帽子都看掉了！

董桂香的母亲解放前在上海的纺织厂当过童工，八九岁就开始干了，一直干到12岁回江都家乡到董家当童养媳。

望着南京路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指着后来盖的一幢幢摩天大楼，对董桂香说，国际饭店和这些建筑相比，早就已经变成小弟弟了。上海的发展和变化是多么大啊！

由于准备迎接世博会，外滩边上都被封闭着，我只能远远地指着黄浦江对面的大楼，大致地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浦东日新月异的发展。

我拿出相机，请别人帮忙拍了几张合影。这是否是在上海的绝照呢？真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要留下这个镜头。

当天晚上，我和董桂香就乘动车返回南京。一是我们本来是走一步算一步，来上海东方肝胆医院主要是求诊于这里的专家，并没确定在此开刀；二是家里小孙子才出生还不到3个月，除想念小孙子外，家里事还要安排一下。

晚上和焦急等待的儿子详细介绍了在上海一天多的全部情况。儿子尽管已结婚，比过去成熟一些，但一直“长不大”，和我们也时常顶顶杠杠的。现在他像变了个人，懂事了，这让我和董桂香特别感到欣慰。我和儿子做了个分工：近期我主要负责董桂香的治疗；儿子主要负责孙子和家庭事务。

第二天，我和儿子又去花主任家征询意见。花主任的爱人刚过世不久，他是胰腺癌，活了6年。他的医疗方案一直都是花主任参与拿主意的，花主任还经常为此到南京图书馆和网上查资料与信息。她爱人并没有动手术，这也是花主任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做的决定。花主任家的实例让我开始认识到在癌症治疗中，病家自己要有主见。

对董桂香这个个案，花主任讲，大主意要我们家属自己拿，当然是在充分征询各位专家的意见之后，自己再进行理性的综合。但作为朋友，她个人倾向于能手术尽量手术。

另外，在请谁开刀这个问题上，我提出了我的“杀鸡理论”，就是说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的专家们几乎每天都在做肝部手术，就像一个天天杀鸡的人，对杀鸡已经熟透了。而江苏省人民医院外科张主任虽然是高手，但他又开肝，又开胃，又开肠……就好像一个人又杀鸡，又杀猪，又杀牛……他样样都干。相比之下，我还是找一个专门杀鸡的人更合适。花主任笑了起来，同意我的想法。

星期天(7月26日)下午，我和董桂香又一次乘上南京至上海的动车，这时自星期四(7月23日)下午第一次乘动车去上海算起，才三天时间。我苦笑了一下：看来今后要常跑上海，为铁道部创收了。

星期天晚上，在姚忠毛家自然继续就是否手术的问题开起了讨论会。董桂香原来对是否手术尚存在疑虑。我们楼下的一个肝癌病人，没有手术也活了4年。为了说服我们，姚忠毛的女儿戈虹甚至搬出了她大学时的教科书：传统观念认为能手术尽量手术。在这方面，西医专家的观点几近一致，也包括省人民医院的卢主任。而临来上海之前，江苏省中医院的一位女主任则明确地告诫我：“不要开刀。”

而我为什么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肝癌这种疾病变数太多。有时候说不定不开刀还能够活一些时候，开了刀可能走得更快。董桂香跟我说过：“你反正不要让我太痛苦。”如果开了刀能活个几年，那还值得；如果开刀后不多长时间还是走掉，那何必还让她吃一次大苦、受一次大罪呢？我可是要对她负责啊！

星期一(7月27日)一大早，我和董桂香来到戈虹所在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戈虹事先帮我们约了该院的副院长彭志海，他是普外科主任、博导，日程安排很忙，这是特地抽了个空档约的时间。

彭院长是上海有名的专家，但人极为随和，十分热情，并且很客气。他看了片子后，明确表示，他可以为董桂香做肝癌切除手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今天就可以办理住院手续。此外，他也直抒了自己的意见：由于董桂香的肝硬化也比较严重，肝癌手术后恢复会很慢，效果不一定好。也可以直接做肝移植，一次解决问题。彭院长是上海市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当时他们肝移植已做了700多例。

我倒不是因为肝移植要花70多万元(连同后期药物)，主要是当时有两个人肝癌后肝移植效果不好，给我们印象太深了：一个是著名电影演员傅彪，在武警总院肝移植两次终告死亡；还有就是南京电视台有一档有名的节目叫《老赵说交通》，老赵患肝癌后，由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亲自为他做了手术，仍未能存活。

因此，董桂香和我本能地对肝移植心有余悸。彭院长说了一句富有人情味而又让我们十分感动的话：“你们也可以先在东方肝胆医院手术，如果以后复发了再来找我，我再给你们做肝移植也可以。”回去后我对戈虹讲，我对彭院长的为人实在敬佩！戈虹告诉我们，彭院长现在已不轻易为人做手术，能答应做实属很不容易了。

自董桂香患病以来，我碰到过很多专家。我感到我们中国的医生很多都是“德艺双馨”的。说实在话，他们当前所拿的薪酬还是不高的。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不少大师，架子反而不大，令人有良师益友的感觉，堪称楷模，这也是我在看病的过程中得到的感受吧。

出自“杀鸡理论”的考虑，我和董桂香舍弃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两位高手，决定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动手术。在晏主任和李主任二者之间，我们经讨论确定了晏主任。董桂香还有个考虑，晏主任是男同志，体力好，完成几个小时的手术不成问题。我开玩笑地对董桂香说：“你以为真是杀猪啊？”两人哈哈大笑。

下午，一直没有等到通知的我们急吼吼地上了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的住院大楼10楼(肝外一科病区)。晏主任不在。和几个年轻医生说起，一位年轻医生“哎呀”了一声，说：“对不起，晏主任此事是交代给我的，我忘记了。”说着就正式在入院通知单上写好床位等，让我们去办手续。当时已快下班，我们告之明天上午来住院，就回姚忠毛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