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物

理论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

他的每个理论，都是长年累月经过他所谓“理想实验”的结果。铅笔和纸就是他的科学设备，头脑就是他的实验室。他有时走入思想的歧路，获得错误的结论，但从不放弃追求。他感觉答案一定可以找到，因为“上帝虽然不易捉摸，却从不捉弄人”。

寻找上帝创造宇宙的法则

在现代史上，原子弹的发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它彻底改变我们对战争的观念，并成为最实际的世界战略思想的核心。然而爱因斯坦，一位要为原子弹的研发负起主要责任的人，在他大部分生活中，却是一位和平主义的领导者。他的理想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近于幻想和不切实际。然而确是由于爱因斯坦给罗斯福的一封信，才产生了“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也是由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为原子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爱因斯坦在一生中，始终被他所不欲的东西追逐着——赞扬、名誉、金钱和权力；同时也被各种误解和争论所包围，许多科学家以他们大部分的事业来解释或否定他的发明。虽然他信仰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也被人称为“布尔什维克”或“华尔街的工具”；虽然他对上帝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但也被人称为无神论者。

虽然他是一个追求客观的物理学家，但使他惊异的是，居然有人愿意出两万五千美元请他具名推荐像鸡眼药膏及汽车之类的产品。他的半身塑像竖立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及大学校园，德国还为他建立纪念碑，他更是唯一被邀请担任另一国家总统的美国公民。

这一切都降临在他身上，而他却只要求能孤独地思想和工作。他说：“我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我无求于人；但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也确能获得快乐。”

从1933年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以来，爱因斯坦已经获得远超乎其技术以上的赞扬。习惯上向来不擅于过甚其辞的科学家们，在描述他的时候，也都随便用“神圣”、“高贵”、“令人尊敬”等字眼。一位数学家说：“他即使在讨论物理，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然而，在享受几乎半世纪的盛名之后，爱因斯坦对所有的人（除了他的朋友和邻居）而言，仍是一个模糊、遥远的人物。

在每一个工作日早晨的十点半，爱因斯坦穿着一件毫不合身的黑上衣——冬天则戴着一顶水手用的黑色毛织帽——离开他的木屋，步行一英里半路到研究院。

他毫不修整的长发和粗密的胡髭都已白了，脸上已经失去坚定的神情，虽然用一种平和、好奇的眼神看你，但显得疲惫并笼罩着一重红圈。他说话时声音低而温柔，还带着一种德国口音。

在宽大舒适且望得见一丛小树林的研究室里，他毫不踌躇地开始“宇宙一元论”的研究工作，该理论已整整占据他三十年的时光。该理论把宇宙间两大力量：引力和电磁力连接在一起，显示一切已知物质现象之间的关系。

他靠着椅背而坐，膝上放着一块大垫板，一面写着小而整齐的字。有时被一个问题困扰，就安详而严肃地呆在那里，有时还用一根手指卷弄头上的一撮长发。他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长年累月经过他所谓“理想实验”的结果。铅笔和纸就是他的科学设备，头脑就是他的实验室。他有时走入思想的歧路，获得错误的结论，但从不放弃追求。

他感觉答案一定可以找到，因为“上帝虽然不易捉摸，却从不捉弄人”。爱因斯坦深信自然之间有一种简单而合乎逻辑的安排，“在我一生中，只是出于一种信心，能使我在研究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在考量自己所得的结论时，他往往自问：“这是否就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法则？”身为一个创造性的科学家，他发觉一切“发现”，只要是“正确的”，那就是“美的”。

到了下午一点，爱因斯坦突然放下工作，漫步回家。午饭由海伦·杜加丝小姐为他准备，她从爱因斯坦第二位夫人在1936年死后，就负责他的全部家务。她提醒爱因斯坦有什么约会，记下他口述的话，替他结算支票簿上的结存，并照顾他按照固定的食单进食。医生禁止他使用他所喜好的烟斗，但朋友认为他一个人在书斋中，偶然也会打破这个规矩。

他的家人还包括玛格特·爱因斯坦和一只叫“契哥”的老犬。玛格特是他亡妻带过来的女儿，是一位有才华的雕刻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1950年去世之前，和他住在一起将近十年。当她病中陷入昏迷时，他每天下午陪她两个钟头，大声给她念柏拉图的文句。她并没有丝毫领悟的表示，但他的直觉告诉他：她的一部分思想直到最后咽气时还是活的。

整个下午他都用来小睡和处理函件，他每天大约要收二十五封信件。每一个合理的请求，都会得到他的答复。一位青年科学家把一个有趣的数学问题拿给他指教，爱因斯坦发现答案对了，算法却有两处错误。他知道科学家很重视研究工作的独立性，因此只指出其中有错，而不说明错在哪里，好使这位年轻人自己去发现错误，而保有研究上的创造性。

大多数的夜晚，爱因斯坦总在他的书斋工作。他坐在一张高背的垫椅上，往往工作到夜半。如有疑难问题，他会睡得更晚一些，普林斯顿的警察曾在清晨四点半看到他低头背手在校园踱步。

孤独对他是很重要的，但他不是一个完全的隐士。他常在晚上和朋友们一起谈论世界局势、政治和音乐。他很爱听笑话，也很容易发笑。

有一次有人问他什么是成功的秘诀。他说：“如果A等于成功，那么成功的原理可以用A=X+Y+Z这一公式来表现。其中X等于工作，Y等于游戏，那么Z又是什么呢？那就是闭上你的嘴巴！”

仅次于工作的，就是他对音乐的爱好。他有时在慈善募捐的音乐会演奏小提琴，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更好的钢琴家，常模仿莫扎特作些小幻想曲来自娱。

如果可能，爱因斯坦尽量避免旅行。他觉得在普林斯顿很快乐，那里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安静。邻居并不以他蓄长发为怪，因为他不愿意常去麻烦理发店。他有时为了舒适，穿着没烫过的长裤、宽大无领的毛衫，或拿一条旧领带做腰带，人们也不以为怪。

像许多大人物一样，爱因斯坦也非常谦虚和羞怯。当他走进华盛顿一个讨论巴基斯坦问题的会场时，每个人都欢呼起来。他畏缩着对一个朋友低声说：“他们应该等一等听我说些什么啊！”

几年前，在一次为他举行的宴会中，讲演者个个都起来赞扬他的天才，使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后，他忽然转向女作家赫斯特说：“你知道，我是从来不穿袜子的！”使她一时哑口无言。

对被邀担任以色列总统的事，爱因斯坦仍用他惯常谦虚的态度回答说，他不适合担任这种牵涉人类关系的职务。他说，他最好还是继续进行对物质世界多少已有的“一点了解”。

相对论：原子弹的理论基础

一个亲近的朋友说：“爱因斯坦有绝对独立的思想，同时也是一绝对个人主义者，因此绝难接受任何独裁思想。但他对人类也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因此有时会献身于某些运动，最后却发现那些运动不符合他的理想。”

另一位同事指出，爱因斯坦对那些欺骗他的人颇为痛心，因此现在对那些要利用他名义的组织，都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

实际上，爱因斯坦从未全心全意参加任何社会团体，因为他不会轻易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这倒不是由于他的工作，而是由于他的天性。这种落落寡合的个性，在他幼年照片的眼神里就看得出来。他的幼年在慕尼黑度过，但爱静和怕羞的天性使他与慕尼黑的其他儿童隔绝。他学话学得很慢，父母一度认为他是发育不全的孩子，老师也都认为他是不可教的学生。他很少有朋友，而且常逃避团体游戏。他的娱乐只是在钢琴上弹奏一些短的宗教歌曲，然后在独自散步时轻轻哼唱。

12岁时，他已开始对数学及科学的独立研究，但在学校仍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他想在瑞士继续研究，可是第一次投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却没有及格。一年后，他再度投考，这次才勉强及格。

毕业后，爱因斯坦先后三度任教，但都半途中辍。这时他生活很苦，收入仅足糊口；又和米列娃·玛丽克（也是读科学的学生）结婚，生了两个儿子。1902年爱因斯坦23岁时，在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局找到一个检查员的职务，工作不太忙，因能集中精力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把“时间”与“空间”、“质”与“能”结合在一起。研究过程中，他有时十分沮丧，就在刚要得出正确结果的前一天，他还对一个检查员同事说：“我要放弃研究了！”

26岁（当时科学界根本还没有人知道他），他把他的“相对论”交给一份物理学的学刊发表。他用现在已成为科学界最著名的公式来说明他的理论：E=mC²；粗浅来说，就是“能”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个公式表示：半磅任何物质的“能”如果释放出来，就等于七百万吨黄色炸药的威力。

虽然相对论使人类对宇宙的观念有了变革，但当时很少物理学家能了解它的重要性。多少年来，E=mC²这个公式始终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直到广岛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它才由理论变成事实。

爱因斯坦所提供的，不只是原子弹的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许多科学家都知道纳粹集中全力发展原子能。这些科学家想提醒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进行一个类似的计划，但毫无效果。在万分失望之余，他们央请爱因斯坦运用他的影响力。1939年某一晚，爱因斯坦起草了美国史上一封最重要的信，他写给罗斯福总统：“最近的工作使我相信铀这种元素，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变成一种新而重要的能源……这种新的现象，也可能导致一种新的炸弹的制造。”

罗斯福立刻开始曼哈顿的建造计划，而美国也进入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武器竞赛。

爱因斯坦所发表的“宇宙一元论”，就是他三十五年紧张工作的结果。该理论的中心包括四个公式，把关于“光”、“能”，以及掌握一切物体的“引力”的物理法则都连接在一起。爱因斯坦相信他的理论“十分具有说服力”，但其实他也不知道是否正确，因此决定用余年来寻求数学上的协助，以探究该理论的正确性。他对于失败的可能并不介意，因为他知道人类绝难穷知一切事物，而“我们所能经验到最美丽的东西，也就是一切神秘的东西”。

实验科学家：居里夫人（1867-1934）

没有钱，没有实验室，工作又乏人指导，我们好像在空中建立楼阁，无中生有……在这可怜的小屋度过生命的黄金岁月。我们完全委身于工作，我常常整天用一根和我一样长的大铁棍，搅拌大量的沸腾物体。晚上我常疲倦累倒。

斯可罗多夫斯基是一位物理学教员，兼任华沙男子高级中学的副监督。他的太太是柏古斯卡，虽出身贫穷，但聪慧美丽，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擅长弹琴唱歌，是一位虔诚而积极的妇人，1860年和斯可罗多夫斯基结婚。斯可罗多夫斯基生于一个没落世家，祖先原拥有数百亩田地，可称小康，但到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一代，产业已消耗略尽。因此他弃农励学，远到圣彼得堡大学读书，回华沙后便做了这男子高中的教员和副监督，算是他的家族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他们共育有一男四女：苏菲、约瑟夫、布罗尼施拉娃、海伦娜和玛丽。玛丽生于1867年11月7日，她就是后来的居里夫人。

奴隶学生

玛丽自幼好学，父母虽鼓励她游戏，但无多大效果。每逢假日，他们总要到野外旅行，玛丽到了村郊，对游乐还是不太感兴趣，只是要她大姐苏菲讲故事。

伊凡诺夫是代表沙皇政府的俄国人，他压迫学生，逼他们读俄文，斯可罗多夫斯基便是学生与伊凡诺夫之间的缓冲者。自1872年俄国侵略波兰后，波兰就面临厄运，宗教、书籍和语言都受俄人控制和干涉。当时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甚于其他阶级，他们的反抗会使自己入狱，或被放逐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但那些艺术家、科学家、牧师、教师等都是爱国的无名英雄，他们蕴藏无比的勇气，视为国而死为无上的光荣，这种精神无形中影响着下一代的青年。玛丽自小听惯伊凡、警察、俄皇、西伯利亚等名词，所以当她还不十分懂事时，就已知道讨厌俄国人了。

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工作室在玛丽家的第一间房，每天黄昏，孩子们都聚在这里做功课。玛丽对这间房子里的东西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各种玻璃仪器、精巧的天秤、试验管、验电器原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常带到教室使用的，但自从政府减少科学的授课时间后，这些东西就几乎束之高阁。

一天，玛丽垫着足尖，注视这些迷人的小玩意时，父亲告诉她，这些叫做“物理器械”。玛丽心想，这真是有趣的东西啊！这名称从此深入她的心坎，永远忘不了。

玛丽进了寄宿学校，是教师的宠儿，谁不喜爱她呢？她年纪最幼，在历史、文学、德文、法文各门功课上，成绩都是最优。有一次正在上历史课，屠普西亚先生用波兰语讲述波兰过去君主的事迹，教室的气氛是安静而热情的。忽然一阵微弱的电铃声传来，屠普西亚立刻收起所有的波兰书籍，藏在四个住校的女学生裙子里，等她们从小门偷偷溜进宿舍藏起来后，又屏息凝神地回到教室。

教室门开了！学监洪伯格先生进来了。他一言不发，两道咄咄逼人的目光直射在学生身上。他走到最近的一个学生面前，掀开书桌的桌面详细检查。然后他坐了下来，说：“请教一位学生。”玛丽的心脏剧烈跳动，脸转向窗子，暗暗祷告：“主啊！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但没有用。她知道她是逃避不了的，差不多每次都由她回答学监的问题，因为她功课最好，又最会说俄语。

玛丽站起来回答，学监满意了。他根本体会不出她内心的痛苦和反抗。

凄凉生活

1873年秋，玛丽一家人回乡度假。她父亲接到一纸公文，通知他减薪；而且伊凡嫌他奴性不够，除去他副监的职位。斯可罗多夫斯基从他的学生中挑选了两三个（后来渐至八九个）到家里来教，供以膳宿及实验器具。1876年1月，布罗尼施拉娃和苏菲被住宿生传染伤寒，不久苏菲死了。

11月，姑母露茜西带着海伦娜和玛丽到萨克森花园。这时海拉娜还健康，玛丽则显得苍白柔弱。她们重游玛丽出生的旧地，唤起玛丽儿时的回忆。苏菲已永逝不返，母亲也缠绵病榻。她们一同跪下为母亲低声祷告。

1878年5月9日，母亲和她们永别了。玛丽认识了生命的残酷，由于姐姐和母亲的死，她失去了慈爱与保护。她不再爱上帝了，因为上帝这么不公平地将可怕的打击加在她身上，带走了她生命中的一切快乐。

玛丽14岁时，和布罗尼施拉娃同在公立高中读书，玛丽是校内最出色的学生。布罗尼施拉娃毕业后在家照料家务，从男子高级学校毕业后的约瑟夫则升入医学院攻读。姊妹们深深羡慕他，她们抱怨为什么女子不能进华沙大学？在玛丽所在的班上，波兰、犹太、俄国、德国人都有，她们一起读书、游戏，了无隔阂；但一离开学校，又恢复了各自的语言、宗教和国家思想。但波兰的孩子显得更团结，因为他们是被迫害的民族。

1883年1月，玛丽16岁，又和她的兄姐一样获得光荣的金奖章，完成了学业。玛丽工作非常努力，成绩又极优良，父亲决定让她到乡下休假一年。这一年期间，她离开课本，度过了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懒散生活。她离开华沙，离开学校，到一个亲戚家为小孩补习功课。这时她非常快乐自在，充满青春的甜美。

1884年7月玛丽回到华沙，和海伦娜同到坎巴避暑。玛丽是一个健康、愉快、有感情、有热忱的人，在校成绩杰出。但在和她同时成长的孩子中，她没有多大特异之处足以显示她的天才。她一生命运受了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她的大姐，另一个就是她的父亲。

外出谋生

斯可罗多夫斯基执教三十年，但家境日益窘困，后来甚至全家蛰居一室。他生活严肃，衣履整洁，言行谨慎，一切均求合乎规则，颇近道学先生气质。玛丽极爱慕父亲，父亲就是她的保护者、她的主宰，她几乎相信父亲懂得世间一切学问。事实上，斯可罗多夫斯基也差不多如此。他所处的环境极为困难，一面要苦撑一家生计，对付俄国人的压迫，一面又要偷空研究科学。他不但研究物理、化学，也精通希腊、拉丁、英、法、德、俄等国文字。他常把外国作品译成本国诗言，暇时也常写作。多年来每逢周六，他常召集儿女围炉而坐，听他背诵诗歌。现在又为她们念四个爱国作家的散文了，只是因多年教书，声调有点嘶哑。多亏父亲，玛丽得以生活在充满智慧的家庭，比一般同年女孩知道更多的东西，也对生活发生了无限的兴趣。

父亲常因没钱供儿女受高深的教育或到各地旅行而叹息、痛苦。他们简陋的书室只点着旧油灯，但儿女有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笑容，他们仍显露这样的热望：“我们年轻，我们健壮，我们一定会成功！”

斯可罗多夫斯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付不出房租、伙食及佣人费用，四个儿女都非出外谋生不可。在17岁以前，玛丽的工作非常不理想，常要在风雨交加中走一段很长的路去教书，待遇既少，学生又懒，主人也不甚礼貌，甚至会忘记按时付薪。

整个冬季都是这样度过。这时的玛丽很可怜，她希望多教几个学生以维持生计；但她不怯懦，她仍保有理想。她要努力工作，要使波兰成为一个伟大而独立的国家，她还力志发展贫民教育，拯救他们脱离独裁者的黑暗统治。这时巴斯德、达尔文、克劳德在科学上的成就，使一般欧洲青年对化学、生物比对文学更为重视，崇拜科学家远甚于文学家。但在敌人统治下的波兰，这种崇拜科学的思潮，远不如在其他地方那样自由发展。

革命牺牲

玛丽回到华沙不久，就加入“流动大学”学习解剖学、自然史和社会学。他们暗中传阅小册子，上课的地点隐秘，多半在私人住宅举行，还时常提心吊胆，怕警察发现。玛丽后来写了一封信描写当时的情形：“我们采取的方法虽很可怜，但收获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坚信社会的进步是个人进步累积的结果，我们不能希望个人没有改进，却能产生更美好的世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力求最大的发展，同时要承担人类生存的责任——尽其所能帮助他人。”

“流动大学”的目的不只要教导刚从初等学校出来的人，也要使学生能变成教育家。玛丽开始教贫穷的妇女读书，为职业妇女成立小图书馆。谁能想到17岁的女孩会如此热心？玛丽的求知欲是强烈的，她要鲸吞世上所有的学问。数学、化学已不能满足她，她还要研究社会科学，从事社会改革，俾能产生有秩序的、光明的社会。她虽是社会主义者，但未加入波兰学生的社会主义团体，因为她厌恶以党派来标榜。

爱国的热情、博爱主义的思想和研究学问的渴望，三者同样重要。玛丽参加各种集会和辩论会，在朋友面前背诵安斯尼克训勉的诗文，以鼓励国人的热情。但这些并未使她满足，因为当时妇女仍进不了大学。去国外读书吗？谈何容易。想到老父和姐姐，玛丽更悲伤了。虽然约瑟夫很幸运地能够学医，海伦娜却徘徊于教书和唱歌之间；至于布罗尼施拉娃，自四年前离开学校，便担起她们一家主妇之责。玛丽了解姐姐的痛苦，知道她内心实在希望到巴黎学医，然后再回乡村服务，但何年何月才能攒到足够的钱出国？看着姐姐焦虑和失望的神情，玛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志趣，熄灭对学问的饥渴，以尽她的责任，于是在华沙她所爱的波兰同胞家中当了一名教师。

自母亲死后，玛丽对布罗尼施拉娃就有一种奇妙的情感。有一天，当布罗尼施拉娃打开她的纸包，数她的储蓄时，玛丽立刻做了一个决定，她对姐姐说：“不要难过，你去读书，我和父亲都帮助你。我这样也是为自己将来打算，那时你当了医生，不也可以帮我？”又安慰道：“你20岁了，我才17；你已等待多年，我还有充分的时间等待，当然是年长的该先出去。”玛丽说了就做。她立刻去找能供膳宿、有四百卢布或更多年薪的家庭教师。

爱苗熄灭

1886年1月的一个寒冷日子，玛丽迈出家门，强颜欢笑地道声再见，便坐上火车去了。新主人Z先生和太太待她很友善，他们有三个儿子在华沙，玛丽的学生是10岁的女孩安地嘉和18岁的布隆伽。Z先生是有名的农业家，拥有近两百公顷的甜菜园及大糖厂，家境富有。

玛丽一面当教师，一面自修读书。每晚，她阅读从糖厂借来的社会学、物理学，又和父亲用通信的方式研究数学。这时她酷爱数学和物理，她的工作和读书都极忙碌。

这时的玛丽美丽活泼，身材动人。大而深的眼睛给人无比的诱惑，青春的气息洋溢在这19岁姑娘的身上。Z先生的一个儿子从华沙回来，发现这位漂亮、机智、有趣的教师，对她一见倾心。玛丽呢？在革命的热情下，蕴藏一颗火热的心，也爱上了这英俊诙谐的青年。两人看起来是珠联璧合，但提到婚姻，一个富家子怎能和一文不名的女孩子结婚呢？不论她的家庭如何高尚，学问如何高深，一位阔少爷总不能娶一个家庭教师吧。因此，青年受了严父的斥责；而另一方面，玛丽也因为遭受轻视而心碎。她变得出奇得冷漠和冷静，但怕父亲焦急，不敢辞职。而且，到哪里找到如此好的工作待遇？她每月要寄十五至二十卢布给布罗尼施拉娃，这差不多是她收入的一半。伤心和自尊一齐吞进肚里，好像任何事都没发生一样。

爱情的失意、生活的困难，玛丽都承担下来，没向任何人（甚至父亲也不例外）求助或诉苦，反而写信鼓励她的哥哥继续借钱在华沙大学读书。她说：“我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和布罗尼施拉娃身上，你该为你的天才而努力。无疑，我们家是有天才的，它必须由我们中任何一人发扬出来。我愈对自己愧悔，就愈加期望你们……”在给表姐的信里，她说：“永远不要让我们自己被任何人或事击倒。”

玛丽度过了三年单调的家庭教师生活，现在，在巴黎、华沙以及她居停的所在地，情况都有一点改变，使玛丽原本的悲剧命运渐渐生变。

斯可罗多夫斯基获得养老金，并在华沙附近找到一个工作，环境虽不好，仍属待遇较好的职业。在巴黎的布罗尼施拉娃也不要玛丽再寄钱，反而要求父亲在每月给她的四十卢布中，抽出八卢布，替玛丽存起来，算是偿还玛丽以前对她的接济。1889年圣约翰节后，玛丽就回到了华沙。

曙光显现

1890年3月的某一天，玛丽忽然接到布罗尼施拉娃从巴黎寄来的信，欢迎她去巴黎读书，并供她食宿。这封信并没使玛丽兴高采烈地立刻复信，因为多年放逐式的孤寂生活，已使她饱尝酸辛，她反而踌躇不决了。自我牺牲的心情，也令她对命运低头，因为她早已答应父亲，以后要常侍左右，不再远离，而且要帮助兄姐完成学业。所以她回信给布罗尼施拉娃：“我向往巴黎已久，但已失去兴趣了。接到你信，反令我不知如何适从，因为父亲切望我们明年的团聚，这也是我对他的允诺。去日苦多，我要让他在晚年好好快乐一下，况我才智恐已消耗殆尽……求你鼓励约瑟夫，并设法解除他的困难，使他继续学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玛丽又加入了“流动大学”。更使她快乐的，是她第一次走进实验室。她每天只在黄昏或星期日才去实验室，但总要很晚才离开。躺在床上时，常因兴奋而久久不能入眠。这短短的时日，重新鼓起她进取的勇气，勾起儿时对父亲的物理实验器材“爱慕”的回忆，使她的生活再现曙光。

1891年5月玛丽度假时，又遇到小Z先生，她还爱他。父亲的本心，是不愿爱女远别的，宁愿她和小Z的婚姻能把她留住。但这青年太缺乏反抗家庭环境的勇气了。玛丽本是自尊强而内心高傲的人，此时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决意斩断情丝，远走高飞。

此时，玛丽已不再强制自己过这种困苦的日子。她离开学校已8年，当家庭教师也已6年，时不我待，她已经24岁了。她终于得到布罗尼施拉娃的同意，决定动身去巴黎。

负笈巴黎

巴黎是一座令人感觉年轻的城市，可使人充满活力和希望；对这个初来乍到的波兰女子，更有一种奇妙的自由感觉，使她能摆脱羁绊，挺起胸膛。往昔那种被奴役的心情，现已不复存在。这是玛丽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空气。

索邦是当时法国一所著名大学，一世纪前就被誉为“一个宇宙的缩写”。玛丽在1892年11月成为索邦的一员——一个理学院学生，并把她的名字改成法文的拼法——Marie Sklodowska。

在索邦大学，玛丽对她所选的课程深感兴趣，极被那些名教授的言论所吸引。李普曼先生的课，繁重而合乎逻辑。布提先生的脑中，蕴藏着科学的宝藏。一天，当玛丽听到亚拜尔讲“我拿住太阳，并把它掷出去”时，她立刻露出会心的微笑，灰色的眼睛射出快乐的光芒。为什么有人会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没有任何东西，比主宰宇宙的、不可改变的规则更有束缚力；也没有一种智慧，比人类发现这些规则更为神奇。在自然界中，各种不平凡的现象间，有着非常和谐的理论来联系它们，在无秩序中有一定的轨迹。它和小说相比，小说便显得空虚了；和神话相比，神话又显得缺乏想像。能从这位科学家口中听到“我拿住太阳，并把它掷出去”这句话，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玛丽认为都是值得的。

在索邦求学期间，玛丽的物质生活非常困苦。最初她寄住姐夫德卢斯基医生家中，那是一个舒适甜美的家庭。但因离学校和图书馆太远，以及其他原因，玛丽决定搬到位于拉丁区的一栋房屋的阁楼上。虽然她住在姐姐和姐夫家不久，但在与他们共住的一段期间，玛丽和德卢斯基间已建立了一种友情，这种友爱至死不渝。至于玛丽和布罗尼施拉娃之间，更有一种不可磨灭的感情，她们互相信任，为对方牺牲并提供帮助。

清苦生活

迁出以后，玛丽就过着修女般的简单生活，她靠自己的积蓄和父亲微薄的接济来维持日常一切开支。以一个外国女孩，每月只以四十卢布（每日三法郎）维持衣食住和书籍纸张以及学校一切费用，实在极为吃力。但玛丽从不气馁，专心读书，竭力避免一切应酬和约会，过着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

不论什么天气，她都是步行到校，煤炭的用量也少得不能再少，整个冬天只用了一两袋。为了节省灯油，每晚玛丽都先到邻近的图书馆阅读，直到十点图书馆关闭后，再回家点上油灯，读到深夜两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她常因忘了起火炉，以致冷得发抖，写字的手指渐变麻木。但即使这样，她也绝不浪费一个法郎或一点时间，为自己煮一碗汤来喝。常常整个星期，她都以面包、奶油和茶果腹。两颗鸡蛋、一块巧克力、少许水果，在她已是难得的盛餐了。她从未想到，也不承认自己是处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中。

一个硕士学位不足以满足玛丽，她决定攻取物理和数学两个学位。她有精密的思维、超人的智力、铁的意志、火的热情和不移的耐心，怎会不完成她的愿望？1893年，她以第一名成绩取得物理硕士，又以亚历山大奖学金继续在索邦攻读。翌年，又获得数学硕士的学位。

在玛丽的脑中，建筑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秘密宇宙，里面有对科学的热爱、对家庭的情感和对被压迫祖国的眷恋，此外其他种种都被她所摒绝。生活的窘困、工作的紧张、对梦想的憧憬，使她不懂得什么叫悠闲。她的骄傲和疑惧，使她对任何男子都产生怀疑。鉴于前次痛苦的恋爱经验，她更坚强独立了。她不相信一个贫穷的女孩会从男子身上得到热诚和温柔，所以这几年，她只把自己沉浸在工作的热忱中。

天成佳偶

皮埃尔·居里生于1859年，父亲尤金·居里是个医生。皮埃尔从小由他父亲亲自教育，并且特别富于幻想和独立性，及长，又从巴济先生学习。他从未进过学校，但由于教育得法，终能造就良才。早在16岁和18岁，他已先后得到物理学士和物理硕士学位；翌年，担任戴桑尼教授的实验室助教。他和哥哥杰克·居里合作，发现了“压电”，并发明一种可精确测量微电量的新仪器——压电水晶。1883年，他改任巴黎市立理化学校的实验室指导，仍继续研究结晶物理的理论工作。这个工作为对称原理的阐明开了先河，后来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基础之一。此外，他又发明并建立了“居里量度”，以及在磁学方面的“居里定律”。

玛丽因为要寻找一个实验室，供她研究各种钢的磁性，偶然认识了皮埃尔，那时皮埃尔正在理化学校工作。最初，他们只谈些普通话题，后来话题渐渐转到科学上。皮埃尔大为惊奇，他没想到一个女性也能懂得这些专业名词和复杂的方程式，也能研究他所喜欢的工作，同时她又这么年轻迷人。渐渐地，他们彼此更为了解，谈话的气氛也更活泼，可以用清晰而明确的观点来讨论某些科学细节了。

同样的爱好，相似的性情，使他们友谊渐增；羡慕和信任，也使他们日趋亲热，皮埃尔渐渐成为玛丽的俘虏。他遵从她的指示，更因她的激励和要求，而写下他对磁学的实验，成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1895年7月26日，他们结婚了，婚礼在老居里夫妇的家中举行。没有白礼服，没有金指环，也没有宗教仪式，来宾都是最熟悉的亲友。这个婚姻将两个天才结合在一起，结出丰硕的果实。

此后，皮埃尔的生活非常理想，能在一个他所爱的女人身边继续科学研究；玛丽则较困苦，因为她又增添了家事责任，何况她在1897年生下了女儿伊琳。然而她从未为家庭生活或科学事业而懊恼，她同时解决了科学、母性和爱的问题。

意外发现

婚后，玛丽下一个目标就是博士学位了。她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她的题目，她和皮埃尔共同搜寻最近发表的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找到一个丰富和创造性的题材。这段期间，皮埃尔的忠告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最主要还是由于她的个性，从小她就有一种喜欢探险的好奇天性。

1896年，贝克勒尔在检查铀盐时，意外发现一种东西，那是铀的化合物，可以发射一种射线。它可使包有黑纸的照相片感光，又和X射线一样，可使周围的空气变成一种导体，而使验电器放电，但这种性质并非自暴露在日光下而来。这个发现使玛丽深感兴趣，当时欧洲还没有人对铀的射线做基本研究，玛丽选择了这个题目。1898年4月13日，玛丽在科学院报告中发表一篇论文，论到沥青铀矿可能存有高度放射性的新元素，这是镭的发现的先声。

在此之前，皮埃尔一直处于旁观地位，对玛丽的工作深感兴趣，虽也提出建议，但从未直接介入。现在，他也被这令人惊奇的发现所吸引，毫不犹豫放弃对结晶的研究，而和玛丽一起投入。他们在1896年6月的科学报告中说：“我们相信，我们自沥青铀矿抽出的物质中，包含一种和铋（Bi）化学性质相似的未知金属。若此新金属的存在能被证实，我们建议将它命名为钋（Po）——这是我俩其中一人的祖国的名字。”

同年12月，他们又发现沥青铀矿存在的第二个化学新元素——镭（Ra）。

这两个惊人消息，在物理和化学界引起不同的回响。物理学家对此消息保持缄默；化学家却认为，基于定义，一种新元素必须能用手摸到，能称量、检验，能用酸来试验，并有原子量存在。但直到目前，这种新元素没人看见，也没人知道它的原子量。也就是说，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

辛酸求证

为了证明镭和钋的存在，居里夫妇花了4年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沥青铀矿是一种很昂贵的矿，一吨的代价远超出居里夫妇所能负担的。同时他们知道，若请求巴黎大学或法国政府津贴一笔钱以供他们研究，不但无益，反会招人讥笑。鉴于已被提炼过的残渣中，总会遗留少量的铀，他们相信残渣中必定也有钋和镭的存在，而沥青铀矿残渣的价值就便宜多了。当时，人们是从波希米亚的圣约阿辛姆可他尔矿场中的沥青铀矿提取其中的铀盐，用于玻璃工业。所以皮埃尔就请他的奥地利同僚居中介绍，请求该矿主人准许以合理的价格购得相当数量的矿渣。出乎意外，奥国政府决定送给他们一吨残渣，并允许他们以后可在最好的条件下得到它。当他们接到这些赠品时，皮埃尔仍能维持一贯的平静，但玛丽却掩藏不住兴奋、快乐和好奇。她迫不及待打开其中的一袋，把双手埋入那棕色的矿石中。

他们从事分析、提炼的工作室，是庭院中的一间小屋——以前是医学院的解剖室，现已弃置不用。这屋子的不舒适可以想象：夏天热得令人窒息，冬天又冻得令人不知所措。雨天时，雨水不断敲打地板或桌子，使他们不得不将那些地方腾出，避免打湿仪器。严冬酷寒时，铁炉也只在紧靠着它时才能感受到暖气，走出两步以外，又回到结冰区了。

由于没有装置烟筒排泄毒气，他们有一部分工作必须在室外进行。每逢暴风雨来临，必须将仪器赶快抢到室内。然而，为了继续工作而不被窒息，只好敞着门饱尝冷风。但在这段期间，他们却非常快乐，忘了吃，忘了睡，毫无节制地使用已经疲乏的精力。皮埃尔常因难忍的剧烈腿痛，被迫躺到床上；玛丽虽赖紧张的神经支持而没有病倒，但在4年内消瘦了七公斤。她给朋友的信中说：“没有钱，没有实验室，同时这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又乏人指导，我们好像在空中建造楼阁，无中生有……在这可怜而古老的小屋，度过我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我们完全委身于工作，我常常整天都用一根和我一样长的大铁棍，搅拌大量的沸腾物体。晚上我常疲倦累倒。”

这4年中，玛丽曾先后两次回到祖国波兰。但第二次，1902年5月的返国是何等的悲惨、焦急和伤心，因为父亲不幸逝世了。她深自痛悔为何久滞法国，令老人倚闾失望？

艰苦奋斗

四年中的第一年，居里夫妇忙于分离钋和镭，研究它们的放射性，然后始得测定镭的性质，俾进一步明了该金属的特性。玛丽则继续化学方面的处理，以期得到纯镭盐。

时间慢慢流逝。现在小屋桌上摆的是渐渐浓缩的镭的生成物了。玛丽继续从有放射性物质的溶液中析出结晶和精制，但他们所用的仪器却遇到困难。因为现阶段的工作需要清洁无尘、可以避免冷热的工作室和仪器；但在这四面通风的小屋，铁屑和煤灰随时可以飞入他们的精制产品里，他们为此天天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玛丽心情沉重，皮埃尔又疲倦不支，障碍似乎不能克服了。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研究留在以后境况较好时再做？”皮埃尔虽有这种建议，但玛丽不屈不挠，她要分离出镭，就决定要分离出来，她轻视疲倦和困难。虽然她没有皮埃尔的20年工作经验，并常受困于一些她所不知道的现象和计算方法，但仍固执站在她的储器和试管架前。

1902年，他们在黑暗的实验室中，看到一些有如磷火般的蓝色轮廓，在玻璃器皿中闪烁发光。她得到十分之一克的纯镭，并对它做第一次原子量的测定，那是二二五。

由于居里夫妇艰苦奋斗的结果，放射学得以开展更大的领域，但这对年轻夫妇的精力却也耗尽了。1899-1904年间，他们联合或单独发表了三十二次科学报告，每篇报告都代表一次胜利。当我们念那些枯燥而重要的报告时，我们应当想到，这其中蕴藏多少好奇、坚毅和智慧！

神奇发现

镭的发现使玛丽以最高荣耀得到博士学位，她又建立一个新兴的学科——放射活性。放射活性诞生于法国，不久就征服其他国家。大家都急于寻求未知的放射性元素，日后又继续得到新钍、放射钍、锾、镁和放射铅。

1905年，英国两位科学家拉姆赛和苏迪更证明了镭可以继续放射出少量的氦（He），成为原子转变的第一例子。稍后，卢瑟福和苏迪利用早在1900年玛丽所考虑过的一个假说，发表“放射性转变”的理论。他们确定放射性元素永远不断地自然进化，它们的衰变速率和它们的活性成正比。

镭是与食盐相似的白色粉末，它的强烈放射性是铀的四百万倍，只有厚的铅幕能将这“狡猾”而不可见的射线阻住。镭又可自然放射一种气体，叫镭射气（氡），也具有非常活泼的特性；即使放在严密的玻璃管中，仍能明显地自然衰变。

镭的自然放热，也是对物理学一些不可动摇基础的一个挑战。在一小时内，它可使与它同重的冰溶解。镭可透过黑纸使照相底片感光，可使空气变为导体，而使在一定距离外的验电器放电。它又可使盛有它的玻璃器皿变为紫红或紫色，并进而慢慢腐蚀，也可使它周围的纸或棉布变成粉末。此外还可发光，能使一些不能自己发光的物体发出荧光。它的放射性具有传染性，凡和它接触的物体，都会得到一种可被灵敏仪器测出的放射性。

放射性发热、产生氦、自然衰变——这和以前物理学上那些惰性物质和原子不能改变的理论，相距何其大！4年前，科学家还相信我们的宇宙是由一定的物质构成，元素固定，永不改变；但现在我们却发现放射性元素，每秒钟都在不断建立陌生而无情的家庭，每个新分子都由它的母体转变而建立。镭是铀的后裔，而钋又是镭的后裔。这些物体在瞬间生成，又依永恒定律毁灭自己。每种元素到达失掉它自己一半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期限，叫做“半衰期”。铀的半衰期是数千百万年，镭则是1600年，镭射气是四天，它的后裔有些只有几秒钟。

放射性元素外表虽无改变，却包含了生、撞击、暗杀和自杀，这是一幕注定的、不可更改的戏剧主题——生与死。放射性的发现，使哲学家们必须重写他们的哲学，也使物理学家们重写他们的物理。对地质、冶金学而言，它是开启那些从未被解释过的诸多现象的钥匙。

最后，也是感人的奇迹，就是镭能使人受益，可治疗毒瘤和某些癌症，于是新兴的镭工业产生了。虽然居里夫妇有权对提取方面的实际技术要求专利，但为了人类福祉，他们在贫富之间宁愿选择贫穷，因为他们认为因自私而致富是有违科学精神的。

诺贝尔奖

1903年英国皇家学院正式邀请皮埃尔·居里做有关镭的演讲，皮埃尔和玛丽偕同出席。同年11月，伦敦皇家学院又宣布他们将以最高的荣誉奖章——“戴维奖章”授予这对夫妇。

同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科学院的会议上，又宣布将当年诺贝尔物理奖金的半数给贝克勒尔，半数给居里夫妇，并邀请他们到斯德哥尔摩就他们的发现做公开演讲。

七万法郎的诺贝尔奖金，使皮埃尔摆脱烦累的教书生活，这是恢复健康的唯一方法。玛丽则用一部分钱帮助德卢斯克的疗养院，送给皮埃尔的哥哥、玛丽的姐姐，以及很多他们认为需要它的朋友或学生……

玛丽也在家中装置浴室，重新裱糊一间小屋，但她从没想要为自己添置一顶新帽。虽然她坚持皮埃尔要离开物理学校，自己却仍执教于赛佛尔。

居里夫妇很高兴他们的发现能得到诺贝尔奖，喜欢读那些素为他们仰慕的人写来的热诚的贺信，亲人的欢喜也感动了他们。70000法郎的奖金虽然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好奇的群众、各地的新闻记者、大堆的贺电，以及收不完的邀请或宴会，让居里夫妇深以为苦。他们曾在简陋的木屋完成震惊世界的发现，但这并不是任务的终结，他们脑中还盘旋其他可能的未知宝藏。他们需要工作，也必须工作。

事实上，盛名不能帮助他们开辟更灿烂的前途，反而将所有重量压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发展。诺贝尔奖的荣耀，使各界都向他们注目和赞美，但赞美换来的是什么？社会把尚在萌芽期的放射性视为完全的胜利，忙于介绍一些枝枝节节的信息，却不设法帮助居里夫妇进一步发展，结果是尽力使他们疏远工作。他们安静的生活全被盛名破坏，玛丽为了避免被拉上台面成为一个明星，竭力销声匿迹，她认为：“在科学领域内，人们应对事业发生兴趣，而不是对人。”

1904年初，皮埃尔终于获得4年前被拒绝的职位——索邦的物理教授，和在居维埃路上的两间实验室，玛丽也被任命为该实验室的指导。至于皮埃尔一直渴望的设备完善的实验室，在他生前却未能见到，因为死神很快夺走了他的生命。

重获荣耀

1904年4月19日，皮埃尔不幸被马车辗毙。当玛丽听到这消息时，她坚定不动，既不哭泣也不悲号，呆呆得好像一个稻草人。经过一阵漫长而沉闷的死寂后，她的生活复归正常，但心中仍萦绕着皮埃尔。

寡居的居里夫人责任繁重，足以令一个健壮、快乐而有勇气的男子自愧不如。她不但要教养女儿，更要继续科学研究，做一个成功的教授，并随时指导她的助手和学生。此外她还有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将皮埃尔生前渴望已久的实验室建立起来，使年轻的研究员能进一步发展新兴的放射性科学。

1910年，她出版了一本九百七十余页有关放射性的巨著——《放射性论》。她不顾体力日衰，仍孜孜于研究工作。以前他们所讲的纯镭，都是指镭盐（氯化物或溴化物）而言；现在，玛丽和她的忠实朋友德比爱尔纳用最艰难而少有人愿意尝试的方法，共同制出银白色、有金属光泽的金属镭。他们又共同研究钋和它的放射性。

此外，玛丽又配合当时发展“居里治疗术”的需要，独自发现一种用放射物测度镭的方法，可测出最精细的天秤所不能测出的放射性物质。标准镭也是这时由玛丽亲自制备的。这个盛着玛丽亲手装入二十一毫克纯氯化镭的玻璃管，曾是全世界标准镭的标型，最后存放在巴黎附近赛佛尔的度量衡局。

居里夫妇成名后，玛丽的名声蒸蒸日上，授赠荣誉博士或各学会聘为荣誉会员的文件有如雪片飞来。1910年12月，瑞典科学会议决定将19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给玛丽。她两度获诺贝尔奖，这是史无前例的光荣。

玛丽的荣誉使人仰慕，但也招致一部分人的妒恨。在巴黎，突然爆发一阵对她的恶意讥评，她被刺激得几乎面临自杀和疯狂边缘。有些人诬蔑她是一个不正当的篡夺者，并以她不是法国人而歧视她。然而遇到各国称赞她时，他们又赞她为“法国的大使”、“我们种族的天才的最标准代表”和“国家的荣耀”；至于玛丽素来引以为傲的“波兰人”，却寂寂无闻地被人忽略。

为国效命

俄国在1905年革命后，对学术思想的控制渐渐松懈，波兰一个活跃而比较独立的科学团体，就在1911年任玛丽为荣誉会员。数月后，那些人又计划促使玛丽回国，特在华沙建立一个放射性实验室，任玛丽为指导。

回到祖国的想法，的确非常吸引玛丽，但她内心另有一个愿望需要完成，就是在巴黎建立一个实验室以实现居里遗志。经过多少思乡的痛苦和长时的踌躇，她最后婉拒华沙的邀请，只肯接受新实验室指导的名义，实际上还是由她两个最好的波兰助手去管理。

在法国，一切风暴已过去。居里夫人在居里街开始建设镭研究院，经费由索邦和巴斯德研究院各出四十万法郎。它有两个部分：一是由玛丽指导的放射性实验室，另一是由雷果医师领导的，研究生物学和“居里治疗术”的实验室。虽各自独立，却共同合作发展镭的科学。

对于该建筑，她希望不仅能供自己的工作需要，还要在她死后30年、40年仍可使用。她要求宽大而阳光充足的房子。

1914年7月，镭研究院终于落成了。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幸在8月爆发，法国政府颁布动员令，所有的同僚、所有的助手都被征召入伍。

玛丽忘了法国并非她的祖国，忘了她的女儿和疾病，也忘了她的工作。她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她捐出仅有的一点金子，并用她的第一次诺贝尔奖金购买战时公债。

四年战争期间，玛丽不顾自己的艰难和困苦，先后装配20辆装有X光设备的放射车。此外，又设立200间放射室，使百万以上的人受惠。战争结束了，波兰从被压迫下解放出来，她为祖国的重生而欢欣鼓舞。

维护和平

世界再度归于平静。玛丽用她渐渐变弱的信心与希望，追随正在远方从事和平组织的人们的行动。她希望有一个真正能消除仇恨、维持世界和平的条约。她不认为知识分子就会有伟大的头脑，可以超越战争纠纷，但知识分子至少不可沦为帮凶。所以她对那些鼓动战争的科学家更加责备，她认为知识分子若不能尽到捍卫文化和自由思想的责任，就是有辱使命了。

1921年，玛丽为了接受美国妇女界集资赠送的一克镭，也为了酬谢美国人士对她的仰慕，带着伊士林和伊芙第一次赴美。她的抵达令全美国疯狂，他们用一种近乎宗教的狂热包围她，报纸誉她为“人类恩人”。

玛丽对这一克镭作何感想呢？假使在几年前，她办一个简单的专利手续，不就省事多了？不但能因此致富，甚至可为她的国家建立实验室和医院。但她并不懊悔，她坚信自己的见解。她认为人类固然需要一些现实的人，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不忘记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世界也需要理想的人，能热心发展事业，并忘记自己的利益。一个合理的社会，必须使后者能用有效的方法完成他们的工作，而不为物质生活困扰。

1922年5月15日，国际联盟会议一致通过，聘居里夫人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委员兼副主席。玛丽从来不愿带上政治色彩，不论何种情况下都保持中立态度。她从不愿放弃研究而卷入政治漩涡，即使是最不重要的宣言，也从不肯签上她的名字。因此玛丽接受国际联盟会议的决议，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天在她的生活史中是很重要的一日，也是她对科学研究唯一不忠实的一日。

玛丽集中全力，以求发展国际科学奖学金。她自己不断躲避收益，为了同业而变成科学界的财产，她为科学家创立版权，借以挽救贫苦的实验室工作者，使他们从商业利益中获得补助。

胜利还乡

玛丽第四次回到波兰，是要帮助华沙成立一所镭学院，使它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并治疗癌症。但这事困难重重，因为波兰在长期奴役下新获解放，技术落后，经济困窘。同时玛丽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能独自负担一切有关的设备和募集资金，于是决定找布罗尼施拉娃合作，布罗尼施拉娃热情和勇敢不减当年。玛丽振臂一呼，响应四起，大家争相捐助。1925年玛丽再到华沙，她是胜利还乡了。纪念过去，展望未来，人们尊称她为“波兰的第一夫人”。在一个晴朗的清晨，共和国的总统为这学院放下第一块基石，玛丽放下第二块，接着便是华沙市长……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的建筑也将完成，但仍缺乏购买镭的钱。玛丽绝不失望，第二次远赴美国求助。1929年10月，她专程到纽约，代表波兰人向美国政府致谢，并做了胡佛总统的上宾，在白宫住了几天。1932年5月29日，华沙镭学院在玛丽、布罗尼施拉娃和波兰人的努力下揭幕，数月后就用居里治疗法医治病人。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到波兰。

在法国，1920年成立居里夫人基金，补助科学家和镭学院的医疗工作者。1922年，巴黎医学会选居里夫人为荣誉会员；7月后，她又成为科学学会的荣誉会员，当时在法国，妇女被选为学会会员尚是创举。1923年，居里夫人基金会为庆祝镭发现25周年，国会通过以一年四万法郎的养老金送给玛丽，并可由她的女儿继承。

玛丽对一切宴会都没有兴趣，总是避免欢迎喝彩的场面，在欢声雷动中她依旧显得安静而孤独。但不管她是否愿意，世人依然不断对她的声望高声喝彩。

玛丽的住室很大，但并不舒适。多年的穷困使她失去布置华宅的兴趣，她也没有时间改变简朴的生活。她仍是每天工作，在晚饭后先休息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再继续工作到深夜两三点。对一个老人来说，每天工作12甚至14小时实在太多了，但这是她兴趣所在，没人能使她减少。

因镭而殁

每天早晨，实验室总有一大群青年学生围在那里，等着向她发问，或请她指正。玛丽对他们总是集中心力回答。40年累积的实验室经验，使她的学识异常丰富，成为镭学的活图书馆。她又精通五国文字，读遍一切有关书籍，对已知的现象做新的发现，更发明新的技术。她大胆工作，小心思考，当围聚在楼梯上的学生渐渐散去后，她就进入自己的实验室，穿上工作服继续埋头苦干。

1920年，医生警告她双眼有白内障。她先后动过四次手术。看东西已不能集中焦点，必须戴上度数很深的眼镜；经过一番努力后，双目终于又恢复正常。

但1932年12月，她真的病倒了。

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逝于法国东部的桑赛尔慕。她的病症是一种致命的贫血病，骨髓没有反应，或者就是因为长期受放射性伤害的结果。她发现了镭，也因镭而死。一年后，她的遗著《放射性》才出版。

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

在某次一连串实验中，爱迪生告诉一个灰心的助手说：“呃，我们还没有失败。现在，我们已经晓得一千种东西不行，我们找到什么东西可行的机会就接近多了。”

在位于新泽西州门洛帕克的实验室中，爱迪生经常踉踉跄跄地徘徊着。一撮蓬乱的头发，覆在前额的一边；一双锐利的蓝眼，射出炯炯的目光；一袭皱皱的衣衫，满布污渍和化学药品烧焦的痕迹。这样的爱迪生，谁也想不到他的一生，他的发明竟改变了整个世界。当然从外表看来，他不像有那么大的本领。有一次，某要人问他是否接受过多的奖金和奖章，他说：“呃！是的。妈姆在家里整理了好几堆哩！”妈姆是他的妻子。

科学顽童 一千件发明专利

然而，据接近他的人看来，爱迪生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对人类有伟大的贡献。他的一生共有一千零九十三件发明专利的纪录。我并不是为了这些而怀念他，而是为了他无比的勇气、他的想象力和决心以及他的谦恭和智慧。但有时他简直“淘气”得厉害。

爱迪生工作繁忙，他的家庭生活也相对受到限制。但他总找出一点时间和家人团聚：钓鱼、驾车旅行，和小孩玩印度双骰游戏，一起在地板上蹦蹦跳跳。他的女儿回忆说，在格伦蒙特欢度独立纪念日，那是在新泽西州西橘的故乡，有一栋三角状的三层楼房，如今已是国立纪念馆了。这是爱迪生最愉快的假日。黎明，他或许点一支鞭炮丢在桶里，把邻居和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于是，孩子们也便成天把几串鞭炮捆在一起来放。

“妈姆不会高兴的，”爱迪生淘气地说，“可是我们还是二十个摆在一起放放看。”

爱迪生总是鼓励孩子们做实验和探究，他准备一些钟表和其他小仪器给孩子们练习，也引导和要求孩子们做事。他的女儿6岁时，爱迪生就要她在他的化学实验室洗烧杯；10岁时，他帮女儿做了一部大汽车，虽然一直没有车身，却有一架两转的航海引擎和一条发动带，能够开动，小孩们都觉得非常有趣。

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中，爱迪生总有一种能推动别人的方法。他能够发令，也常常发令，但他却喜欢以身作则，启发他人，这就是他成功秘诀之一。他不像许多人所想的，是独自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当他的第一次成功发明（证券报价机和印刷机）售得四万元之后，他开始雇用化学家、数学家、机械师，以及任何他认为可以帮助他解决难题的人。他用合作研究的观念，把科学与工业结合起来，如今这观念已成为典范了。

爱迪生常遭遇经济上的危机，有时发不出薪水给他雇用的人。可是，正如一个雇员回想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一样来工作，我们都不肯离开。”

爱迪生每天常工作18小时或更久。他告诉孩子们：“生活中的真正满足，乃在成就某些工作。”大家都知道，一天只要四小时睡眠，加上偶尔的短睡便已足够，这实在不是夸大。爱迪生曾说：“睡眠有如一种药物，一次吃多了，就会使你麻醉，让你失去了时间、活力和机会。”

他的成功尽人皆知。30岁时，他发明留声机，把声音用唱片记录下来。他的电灯泡照亮了全世界，他发明了扩大器、复写器、X光照射器、三合金的蓄电池组以及电影。他把别人的发明——电话、电报、打字机变为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他还设计了整个电力分配系统。

有人问：“爱迪生曾经失败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他常尝到失败的滋味。他的第一项专利是一种电动计票机，那正是他身无分文的时候，但别具用心的议员们却拒绝购买。有一次，他拿整个家当用来制造一种机器，使低级铁砂能经过一种磁石分离的程序而取得。可是，由于富铁的墨沙巴山脉的开挖，使爱迪生的发明不仅过时，而且很不经济，但他从不因恐惧失败而畏缩不前。

在某次一连串实验中，爱迪生告诉一个灰心的助手说：“呃，我们还没有失败。现在，我们已经晓得一千种东西不行，我们找到什么东西可行的机会就接近多了。”

他对钱（或者没有钱）的态度也颇类似。他认为钱像一种原料，如金属之类的东西，是拿来用的，而不是死死地堆在那里，所以他不断把钱花在新的计划上。有几次他几乎濒临破产，但他绝不让钱来指导他的行动。

有一天，爱迪生在他的矿石磨碎工厂里，看到岩石磨碎机转动太慢，于是吩咐操纵机器的工人：“换一个速度吧。”

工人说：“不行，机器会坏。”

于是爱迪生对工人说：“艾迪，机器多少钱？”

“两万五千元。”

“我们在银行有那么多钱吗？好，换一个速度吧。”

工人于是加足马力，爱迪生又催快一次。工人警告说：“机器碰得厉害，会打破我们的头呢！”

“管他头不头！”爱迪生大嚷，“开吧！”

当摩擦转剧时，他们开始后退，突然一声，碎片四飞，磨矿机坏了。

“哟！”工头向爱迪生说，“这下你懂得什么了吧。”

爱迪生微笑说：“我现在懂得，我可以增加马力，比制造机器的人所说的多40％，不开最后那一开关就行了。现在我可以做一台和这一样的机器，而且产量更多。”

达观一生 挫折无动于心

1914年12月一个寒冷的晚上，那时，爱迪生对三合金蓄电池组的研究已经花了10年多，钱也几乎快光了，可是依然没有满意的实验结果，仅靠电影和唱片出产的利润来维持他的实验室。就在那天傍晚，“救火！”的呼声从工厂传了出来，原来影片室已经烧起来了。不到几分钟，所有包扎好的化合品、做唱片用的赛璐璐，以及一切可燃物品，通通付之一炬。救火队从八个城市赶来，然而现场温度太高，水压太低，救火管无能为力。

他的女儿清楚地记得：“我找不到父亲，心里焦急起来。他安全吗？随着所有的财产烟消云散，他会灰心吗？67岁的老人，再没有时间从头做起了。我终于看到他从工厂的院子向我扑来。”

“妈姆呢？”爱迪生对女儿大喊，“去找她，叫她去找她的朋友来，她们以后再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大火了！”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火势还没完全扑灭，爱迪生便召集所有员工，宣布：“我们开始重建！”一个人被派往当地所有的机械工厂租机械，另一人被派去依莱铁路公司借清除起重机。然后才想到钱，“且慢！你们有谁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一点钱？”

“一个人常常能够从灾难中创造资本，”他说，“我们已清除一大堆废物，我们要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工厂。”说完，把大衣一卷，蜷伏在桌子上，立刻呼呼入睡。

一连串惊人发明，好像他具有一种惊人的魔力，因此他被称为“门洛帕克的魔术师”。对这说法，他有时觉得有趣，有时甚为不满。

“魔术师？”他说，“笑话，那完全是劳苦的工作达成的！”或者，用他的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懒惰，尤其是心理上的懒惰，最使他难以忍受，他总把据说是伦诺兹说的一句名言——“人们总是想尽办法以求避免思想的真正劳苦”——醒目地挂在他的工厂和实验室。

爱迪生从不改变他对事情的看法或他的习惯。在波士顿，在第一家使用电灯的美国戏院的开幕典礼上，当发电机发生故障，爱迪生立刻解开领带和燕尾服（他讨厌穿燕尾服），毅然走入地下室帮忙检查毛病。在巴黎，刚接受荣誉勋章之后，他便悄悄从衣服的翻领上卸下那朵红色小玫瑰，怕朋友们笑他是一个花花公子。

爱迪生在原配去世后，续娶米勒小姐，也就是第二任妻子。从她那里爱迪生得到完美的补偿。米勒小姐文静温柔，可以照顾自己，又肯配合爱迪生忙碌的生活，他们的婚姻使凡是接触他们的人无不感到温暖。爱迪生一生只记过9天日记（1885年结婚前九天），上面表示他是如何爱着妻子，他坦白记载：“一心想念着米勒，几乎被街车压死。”

当他求婚时，那求婚辞是用电报密码写成的，在他们恋爱过程中，米勒小姐已经学会这种技术。婚后，当爱迪生在家坐在桌边工作时，妻子也在旁边的桌子边，忙她最热心的社团工作。爱迪生有时被人认为没受过教育，事实上，他有过六个月的正式学校教育。此外，在他母亲的教导下（当时住在密歇根州的休洛港），他在八九岁时也读了一些像《罗马帝国衰亡史》之类的古典著作；在铁路当报童和小贩之后，他成天呆在底特律“自由图书馆”里读书。我们家常有许多书籍、杂志，还有五六种报纸。

从童年时代，这个发明如此多的伟人，便几乎什么都听不到，只能听到高声的嘈杂和大声的喊叫，但他不以为苦。有一次他说：“从11岁起，我便没有听过鸟的歌唱。但我的耳聋不是一种缺点，或许给我许多好处。”他认为这可促使他及早读书，使他能集中注意力，摒弃无谓的闲聊。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发明一种助听器。爱迪生常这样回答：“在过去24小时内，你听到多少话是非听不可的？”又说：“一个说话要高声大喊的人，是永远不会说谎的。”

他爱听音乐。如果曲子本身是着重调子的，他便用一支铅笔，一端咬在嘴里，一端顶着留声机的箱子，这样一来，振荡和音律便很清晰地传送过来。附带一提，留声机是他所有发明中，他最心爱的一种。

虽然爱迪生耳聋，需要高声谈话或书面回答，但记者仍很乐意来访，以听取他简洁而深刻的评论。有一次，问到他对青年有什么忠告，他说：“青年不接受忠告。”他从不把快乐或满足当作值得努力的目标。“凡是彻底满足的人，”他说，“都是一事无成的人。”问到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导致生产过剩，他说：“人类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会生产过剩的。胃的容量有大小，人类的欲望无穷尽的。”

许多人把礼物送给爱迪生，其中有两件特别使他高兴。一件是在1929年10月21日发明电灯50周年的纪念日，福特重建了爱迪生在新泽西州的门洛帕克实验室，作为福特在密歇根州迪尔朋市和格林菲尔村的美国文物展览的永久圣地。这是福特对爱迪生表示的谢意，因为当年他曾因疑虑和绝望，几乎停止制造第一部汽车，幸亏爱迪生对他说过一番鼓励的话。

1928年，另外一件出色的礼物，送到爱迪生在西橘的图书馆兼实验室的办公室。他曾接受许多国家颁赠的荣誉和勋章，但这次是一个特别金制的“美国国会勋章”，以表彰他的成就，他对此格外高兴。

他没有退休过，对老景催人也不以为意。80岁那年，他研究一种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科学——植物学，目的是找出橡胶的本地来源。在试验与分类过一万七千种不同植物之后，他和助手终于找到了一种从“金枝”提取大量橡浆的方法。

83岁，听到纽瓦克机场在美国东部是最忙碌的地方后，他拉着妻子到那里“看看一个真正机场活动的情形”。当他看到他的第一架直升机时，他笑着说：“这就是我常常想的，它应该做成这个样子。”接着便计划进行这种人们不太知道的飞机的改进。

84岁，他得了尿毒症。弥留之际，许多记者赶来守候。每隔个把钟头，记者都会被告知：“生命之光仍在燃烧。”但最后，在1931年10月18日清晨三点二十四分，消息传出：“光熄了。”

爱迪生出殡的那一天，最后的敬礼是全国停电一分钟。但这样太危险、太浪费了，乃决定只减弱某些灯光。进步的轮子是永远不停的，即使是一秒钟。

世人深信爱迪生是会喜欢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