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五世显

鼓磉洲罗氏五世而显。

此时罗氏迁湘约百年，罗氏三代之后以源佐的四个儿子志聪、志明、志安、志亮分堂，即新屋堂、湖田堂、社山堂、蕨山堂，四代又分10房，五代达53房，至六代又分支，排除无后之房为42房。亦即，百年之后的罗氏已是四堂42房的大家族。五世祖罗瑶便是标志罗家崛起和显望的符号人物。他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罗家成为湖湘世家的开篇，也储存着罗家显望的奥秘。

罗瑶，字宗玉，生于明天顺五年（1461），父必高，祖志亮，曾祖源佐，高祖就是迁湘始祖罗应隆。族谱记载，罗瑶之父必高“生而伟异，丕振家声，慷慨仗义，好善乐施”。可见罗瑶之家在父辈就开始发迹，至罗瑶更是发扬光大，成为湘中首富。族谱如是说：“公富甲中湘，克承父志，推仁慕义，阖邑赖焉。”罗瑶的亲家，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凤阳知府邓巍作为同时代的见证人写罗瑶家“耕牛过千头，童婢五百人”，仅这两个数据，就够惊人。方志和民间传说，对于罗瑶的富有，均一致认同。如说，罗瑶田产有四个九，即万亩良田仅差一亩，还说，湘潭城的产业，一半属于罗瑶。故民间有“罗百万”“瑶半城”之说。显然，财富是支撑罗家显望的基础性条件。

湘潭，乃湖湘最为富庶之地，它毗邻长沙府郡，从南朝开始建县，一度升为州郡，悠悠1500余年，不仅农业发达，而且扼守湘江水路枢纽，成为商业繁荣的大码头。元明之交战乱，湘潭是重灾区，因为人口锐减和原有经济秩序的破坏，导致经济实力的下降，但既有的历史和地理区位基础，令其经济的恢复和振兴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也证明，经历明初的阵痛，湘潭很快恢复了经济生机，其中原因又与江西移民大量进入湘潭密切相关。《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有这样一段阐述：

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文化世家属湘潭地区的最多，有11家；其次是长沙地区，有9家。两者相加，接近总数之半。而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则相对比较分散。湖南文化世家的大量涌现主要是清代。清初湖南单独建省，长沙成为全省政治中心。但清代前期湘潭的经济发展超过了长沙，故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湖南的文化中心一直位于湘潭……清代征市租，筹捐输，每岁输过万金按比例可以增加学额一员，湘潭“常一岁例额七十”，如此巨额的数量，其他任何一地都望尘莫及……因此湘潭在清前期进士人数在全省独占鳌头，远出于长沙、善化。

以上资料是从文化世家的角度论证湘潭的优越性，意味着湘潭也是英杰密集的高地。再仔细辨识这些世家的来路，都是移民家族，尤以江西移民为最。于是，江西移民群体推动湘潭的战后复兴便成为必然。明代以前，江西的农业生产就优于湖南，移民进入带来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此外，江西商业发达程度更优于湖南，赣商属于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加之江西移民文化素质普遍高于湘人，借助历史形成的优越区位基础，明代湘潭便成为农业发达、商贸繁荣、富甲三湘的“小南京”“金湘潭”。明代以湘潭为中心的湘中平原是中国的粮仓，湘潭码头是辐射全国的米市码头，其商贸繁华超过长沙，成为湖南首屈一指的商贸中心。明代进士、礼部尚书，也是湘潭人的李腾芳充满傲气地问：“试问湖南诸邑，其为水陆之会，上下散聚之门户，谁如湘潭？大盗之作，必有小盗为耳目，故四方作奸犯科之人，多以手作、工技、乞食侨居者，虽未必皆盗，而盗在焉。然是人耳，非百货辐辏之地不居，而试问湖南诸邑，其钱币所集，流移所聚者，谁如湘潭？”

可以认定，明清湘潭之富，得益于湘潭优越的区位条件，也得益于战乱引起的江西移民进入。罗瑶作为抢滩登陆湘潭较早的移民之后，在湘潭崛起成为新富，实在有赖于这种时势的眷顾。

诚然，罗瑶能在英雄逐鹿的湘潭脱颖而出，富甲湘潭乃至富甲湘中，除了大势眷顾，必有过人魅力，可惜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其致富之术。家谱资料由于避讳扬善的本能，具有相当的遮蔽性，也使人对罗瑶的富有怀抱道德警觉。的确，财富的积累往往伴随着拼搏的刀光剑影乃至血腥，难以通过道德审判，比如罗瑶的亲家周环，也是江西移民湘潭后发达的巨富，其发家之初，就有毒杀胡椒客的传闻，后来王闿运撰写《湘潭志》记载了此事，遭到周家指控，只好删除。那么，罗瑶的富有，是否也有类似尴尬？倘若平心静气，当然不能排除罗瑶奋斗史中的污垢，然而又要警惕另一种偏执，即富人即恶人、穷人即圣人的荒谬判断。人类的历史进程毕竟是不断摆脱贫穷而求富的历程，衣食足而礼义兴是更有说服力的历史逻辑。史料记载，罗瑶和周环显富后均有回馈社会的义举，周环在嘉靖年间的湖南天灾中曾捐谷一万两千石济民，还捐学田数百亩支教，这都不能简单理解为收买人心的阴谋，而应更多肯定其中对社会的建设性。

时值明朝中叶，严嵩专国，吏治败坏，巧立名目的税赋日益加重，而湖湘大地又连年遭遇水旱天灾，“大湖以南，疲困极矣”。史料留下如是记载：“公独慨然以一邑为己任……出谷千石以实之，赖以活者万计。”至于接济族亲，更不计其数。如此义举，自然奠定了罗瑶的社会名望，湘潭地方要事均会征求他的意见，并往往委以主持之任。如湘潭学宫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罗瑶不仅建议迁址重建，还独资修复。此外通往省城、扼守京广官道的暮云桥，也是罗瑶独资兴建。种种义举，均载于邑志。湘潭民间流传许多罗瑶乐善好施的逸事，下面这个故事，便流传了600年。

一次，湘潭议修县城，县太爷召集全县豪绅捐款。众豪绅到齐后，县太爷还不开口，只问：瑶公到了吗？这时，一个土气的乡下老农民走进来，县太爷连忙起身把老人推上首席，向大家介绍，这是马家河的罗瑶公。于是才宣布议事，众豪绅很不服气，也无可奈何。县太爷说明了修城募捐的意图后，摊开捐簿要各位豪绅认捐。大家都你推我让，不想当出头鸟，就把捐簿推到罗瑶面前，要他先认，也想探探这个乡下土财主的虚实。罗瑶却说，还是诸公先认，剩下的我想办法。大家一听，这老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到底是乡下人，有点傻。于是都写下很小的数额，一是吝啬，二是要看这乡下老头怎么收场。最后到罗瑶认捐了，县太爷一看前面认捐数额，倒抽凉气，预算的一半还不到！哪知罗瑶眼皮都不抬道：剩下的我全包了！大家一听，目瞪口呆。县太爷顿时大喜，说：那好，湘潭城的围墙，一半城墙砖都刻上瑶公的名字！从此，罗瑶有了“瑶半城”的称号。

这个故事据株洲民间故事资料整理而成，故事里的罗瑶成了一个土气憨萌的乡下老财主，并不立体全面，不过，倒是写出了一种乡下牛人对城里牛人的不屑，烙印着那个时代的乡村自信与自得。财大气粗，人之常情，也是民间经验的归结。而在农耕时代，乡村财主不仅仅意味着锦衣玉食，还意味着对社会话语权的掌控，比如大财主罗瑶便成为参与甚至主宰地方事务的乡绅贤达。宗法社会的中国，官权从来止于知县，县下的广大乡村则是财主乡绅承包的天下，官权与绅权（族权）配合默契，方能治理中国。故而有乡村中国、乡绅中国之说。这个县太爷向乡绅募捐修县城的故事，不经意间也透露了传统中国的治理奥秘。富豪罗瑶乐善好施的行径背后，显现出宗法制度的管理设计，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履行其乡绅的社会义务，既然在乡村享有族权，便要同时尽一份奉献义务。在履行乡绅义务的过程中，又巩固了家族的社会地位，这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罗瑶，清代进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山西学政蔡扬宗撰有墓表，这也是一篇介绍罗瑶最全面的史料，其中有如是描述：

公讳瑶，宗玉其字也。生而伟异，修眉广颡，茂外朴中，读书务经世之学，论天下事，多奇中……遇事风发雷动，讽贪官、成廉吏、劝士人、收弃妇，至今里老犹有能道其轶事者。天性孝友，处门内有古人风。父没，卜吉于河北牛形山，会葬者数千人，七郡豪贤皆至，率子弟庐墓累年。当是时，子若孙登仕籍者六人，游庠序、贡成均者十余人。而公家政严，一门数百口皆循循矩矩，时人比之张郑。分巡佥事王公乔龄具其事以闻，敕建崇义坊以旌之。先是，郡有大僚欲以人材荐公于朝，辞不就。时论益高之。没年八十有一。以孙轸阶赠承德郎。至明末，公之后裔遭遇时艰，或以忠烈显，或以孝义著，或以文章、隐德称，故两朝鼎革之际，邑之缙绅阀阅，大半凋零，而鼓磉洲罗氏岿然无恙。国朝承平百有余年，人文之盛，邑之巨族，亦未有能过之者。天之报施善人，果何如哉！

这篇墓表是蔡扬宗受罗氏十三世传人也是罗瑶八代孙罗升所托而撰。这罗升也是一代才子，与湘潭张贡五、胡苍崖等并称“湘江六子”，曾任石门教谕，与蔡扬宗不仅是同窗，还是亲家。因此蔡文多有溢美自在情理之中，不过也正因为和罗家的亲密关系，蔡氏对罗瑶及其家族也有更深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第一，罗瑶是读过书的，读得还很透，他读书主张经世致用，而且关心时事，发表意见往往奇准，说明罗瑶是个务实并胸怀见识的人；第二，由于罗瑶见识超群，有大官要推荐罗瑶入朝为官，罗瑶拒绝了，显示了清高孤傲之气，与权力保持着距离；第三，罗瑶急公好义，不媚权贵，敢担当，性刚烈；第四，罗瑶崇文教，讲节操，很有人格威信。这些表彰可能有夸张，但从罗瑶受到的社会尊敬以及史料看，大体还是可信的。其实，这也可视为对鼓磉洲罗氏家族文化性格的概括。蔡扬宗墓表暗示，罗瑶的人格榜样被家族后人发扬光大，由于这种秉承，罗瑶后人历经明末乱世，“或以忠烈显，或以孝义著，或以文章、隐德称，故两朝鼎革之际，邑之缙绅阀阅，大半凋零，而鼓磉洲罗氏岿然无恙”，成为湖湘巨族。自罗瑶之后，家族文武英杰迭出，绵延500余年，在湖湘世家中，鼓磉洲罗氏并不是出产文豪大吏最多的，却是保持世家气象最悠久的少数世家之一。

罗瑶发家成为大财主，并不能必然地成就其家族后来成为享誉湖湘的文化世家，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很值得一说。

罗瑶乐善好施，尤其对文教十分热心，他不仅出资办学，还对贫苦学子解囊相助，有名姓的受惠者达数十人。于是民间又流传着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某夏天的中午，罗瑶躺在堂屋午睡，悠悠入梦。梦中一老者走来对他说，请你记住鱼上树、马骑人的时刻，若有人与你见面，千万不可错过。罗瑶醒来，琢磨梦境，百思不解。他踱步走出门外，见一人在门前树下歇息，将一条鱼挂在树上，另一人却背着一只木马走来。罗瑶一愣，这不就是鱼上树、马骑人吗？就在这时，一个小乞丐打着莲花落乞讨走来。罗瑶转身看，这小乞丐生得眉目清秀，口齿伶俐，便询问起来，得知他叫张治，茶陵人，因家贫而行乞。问答间罗瑶断定，这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加上梦中的神示，罗瑶便将张治收为义子，并延师教读。那小张治果然聪明勤奋，学业日进，罗瑶更加喜欢，又把收养的义女嫁给了张治。后来张治考科举，竟高中会元，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人称张阁老。张治显贵后，对罗瑶终身感恩，对罗瑶的后代也关怀备至，成为罗瑶儿子们的老师，并精心栽培他们。罗瑶死后，张治买下鼓磉洲岛，厚葬恩公，亲笔题写墓碑，还促成嘉靖皇帝敕建崇义坊以旌。鼓磉洲罗氏因此大显一方。

这个民间故事亦见于株洲文史资料，除了梦示，基本上有信史支撑。有趣的是，在张治的家乡茶陵的文史资料中，也记载着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

张治小时候家贫，虽然被茶陵知州看中，补了州学生员名额，却读不起书。母亲就带着十来岁的儿子出外乞讨，希望遇到好心人资助，于是就来到湘潭巨富罗百万门下。一番问答，罗百万看中了张治，就说，我的儿子和你年纪相仿，就是读书不用心，你来当陪读吧。张治就成了罗少爷的书童，跟着少爷读书，果然学了不少学问。后来，私塾先生觉得张治的学问已不在自己之下了，就辞去了教职，并对罗百万说，茶陵是个出才子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张治将来必有大出息，他现在的学问教你的公子绰绰有余！从此，张治就成了罗少爷的老师。后来，罗少爷果然中了秀才，而张治则高中会元，成为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考中进士后，张治特意要报子先到罗家报喜，然后才回茶陵家中报喜。他终身不忘罗百万大恩。

的确，张治对罗瑶终生感恩。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瑶公去世，享年81岁，葬鼓磉洲岛，此洲即为张治专为恩公买下的官地。王阳明高足，时任湖南地方主官的王乔龄对罗瑶十分敬重，特上奏朝廷以表彰罗瑶，嘉靖皇帝准奏，敕建崇义坊以旌之。张治亲题墓碑，一时间传为湖湘盛事。规制宏丽的罗瑶墓一直保存至今，成为罗瑶故里（现为株洲）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株洲的一张文化名片。

罗瑶和大学士张治的缘分，是罗氏五世而显的重要契机。因此，了解一下张治对我们揭示罗家的显望奥秘至关重要。

张治（1488—1550），字文邦，号龙湖。祖籍江西，大约明初移民湖南，我们只知道其父叫伯诚，其母谭氏，兄弟姐妹均不详。有学者研究张治家世，说张治先祖跟随文天祥抗元兵败，惨遭灭族之灾，族人幸存者四处逃亡，张治父祖先人就是其中之一，辗转流落至荒僻的茶陵，以农为务，族脉一直没有起色，至其父辈更沦入贫寒境地，父为长工，母亲以纺织补贴家用，但依然难以为继，以至于母亲带着儿子乞讨。也就是在一次乞讨中，母子俩遭遇了湘中富豪罗瑶，得到资助，改变了命运。不过张治天资聪颖，也是不可忽略的。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给张治写的传记中说：“公生，神颖英拔，机撄慧动不可制，数岁，挥墨成巨字，稍长，偶词属对，应声谐捷，多非人思构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径白督学官，补充校弟子员，学官授以业，所摭经训微指，迎意辄解，旁及诸史百氏，靡不贯穿。及鄞张文定督学试之，见其文，愕曰：‘兹非刘、李匹亚耶？’盖指茶先辈坦斋、西涯二先生云。”

由于结识了富豪罗瑶，张治入罗家塾馆当了书童，后来又成为罗家少爷的小先生，家境大为改善，自己的学业亦蒸蒸日上。民间故事还说，罗瑶还把一位养女嫁给了他。28岁那年，张治中举，同年其父病故，可谓悲喜交加。不难想见，罗家肯定又施以援手，激励张治迈过这道人生之坎，向仕进的高处登攀。五年后的正德十五年（1520），33岁的张治终于高中会元，一时间声震湖湘士林，光耀乡里门楣。据说该年茶陵的龙化湖突然干涸龟裂，应了传言“龙湖干，榜元出”，张治喜不自禁，便给自己取号龙湖，此后他以“龙湖先生”名世。

张治高中会元的次年，又在殿试中以二甲第60名进士及第。就在这年，沉溺于风花雪月、才31岁的明武宗驾崩，意味着一个荒淫的旧朝过去，也意味着朝政会有新格局。这对张治而言应该是个好开始，然而后来的故事表明，他与新到来的嘉靖朝格格不入。

嘉靖一朝，宫廷斗争极其复杂尖锐。开朝就是大礼仪之争。由于明武宗无后，首辅大臣杨廷和及一帮前朝旧臣议定迎立武宗堂弟朱厚熜为新帝，即明世宗，却不许世宗尊亲生父母为皇考妣，而逼他尊伯父明孝宗为皇考，引来世宗抗拒，君臣间爆发了大礼仪之争。在一大帮前朝旧臣的围攻下，世宗一度陷入孤立之境。这时与张治同榜的新科进士张璁敏锐地抓住机遇，冒死一搏，联合刑部主事桂萼力挺世宗，与杨廷和等群臣展开了激烈争辩，几经起伏，皇权终于以左顺门血案（即世宗派锦衣卫捕杀杨派群臣）而取得胜利。大礼仪之争表面看是孝德规范之争，实际是皇权与臣权的博弈。张、桂也因拥戴皇权而获升迁，击败了杨廷和一派，把持了朝政，成为新一代阁老权臣。

显然，这对张治也是一个迅速上位的机遇，事实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宫斗中，他也站在张璁阵营中，却没有像张璁那样获得丰厚回报。表面原因是他的态度不够鲜明激烈，没有像张璁那样赤膊上阵，深层原因则是其性格的拘谨持重，换言之，他缺乏张璁那样的政客与赌徒禀赋，其人生的沉浮均可归结于此。在雷礼的《张治传》中，有张治不满张璁、桂萼弄权用事的表述，甚至称张治与张璁不和，归乡避祸达六年以上，因而影响后来的作为。许多学者也沿袭此说，其实这样的说法是误解。明世宗在左顺门血案取得胜利后，立即组织张璁等人撰修《明伦大典》，以求在礼法上巩固礼仪派的意识形态，张治便是张璁班子的撰修官之一，而且修完《明伦大典》后，张治受到嘉奖，得升左春坊左赞善（六品），可谓佐证。之后才出现嘉靖七年（1528）张治母病，他告假回湘侍奉母亲之事。嘉靖十三年（1534），张治再回朝廷，张璁已经下台。清代人陈田所编《明诗纪事》中收录了张治的十首诗，陈田按语道：“文毅当议大礼时，附和张、桂，与编修孙承恩、廖道南、王用宾俱与纂修《明伦大典》之列。未满考，擢赞善。《龙湖集》中颂罗峰阁老诗，备极推崇。厥后廷推阁臣，世宗持之十日，以南吏部尚书召入，殆犹忆议大礼功耶？”查《龙湖集》，果然可见张治多篇颂扬张璁（即罗峰）的诗文，证明陈田的说法是靠谱的。

对于张璁，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多有贬笔，斥之为小人。但正史，包括现代史学界的总体评价还是肯定为主，认为他是嘉靖初年的能臣和改革家，对于嘉靖中兴建有殊勋。对张璁的负面评价主要是专横弄权，得罪朝臣较多，一直受到攻击弹劾，加之他执掌朝政不过十来年，后来臣子由于派系原因，都忌讳和他有联系。其实嘉靖朝宫斗复杂而激烈，拉帮结派是官场的风气，缺乏帮派归属，缺乏霸气权谋还真难以在朝廷混下去，张之后的夏言、徐阶、严嵩等阁臣都是宫斗高手和帮派首领，相比之下，张璁的口碑还不算太坏。张治和张璁又是同年关系，交往密切并没有什么值得忌讳，倒是写《张治传》的雷礼可能因为帮派之见，有点想当然。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可能是张璁后来失势，张治夹在帮派缝隙中的自保说辞。这就涉及张治尴尬的仕途处境了。张治不是一个政治强人，在以心计权谋和厚黑手段为支撑的明代政治博弈中，其政绩是不显赫的。原因有多方面。他出身贫寒，身世坎坷，少年多受歧视，这对于他的斗争锋芒多少有压抑作用。他为人比较内敛沉稳，虽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却也不锋芒毕露，攻击性和冒险性都欠缺，甚至有点老好人意味，后来严嵩推荐他为次辅大臣，大概也看中他这个性格特点——好操控。此外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中进士后两次告假回湘侍奉母亲，按雷礼说时间有十三年之久（至少也有七年），甚至想放弃仕途，这无疑使他疏离朝政和官场的钩心斗角，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场逐鹿的局外人。严嵩也因为他没有帮派归属，身份超然，拉他为拍档。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洁身自好，不善也不屑于拉帮结派，因此也不能得到世宗真正赏识，其实嘉靖朝一幕幕宫斗大戏，可说都由世宗导演，从杨廷和开始，世宗就和群臣形成博弈态势，甚至二十年不上朝，拉开与朝臣的距离，却暗中制造群臣的派别纠纷，拉一派打一派，从中渔利，以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人说沉溺于求仙问道的明世宗是驾驭群臣的一流高手，并无夸张。张治显然对此无法适应，必然不为世宗真正重用。雷礼的传记中对他不吝美辞，但这些美德都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理解，并不能落实到“兼济天下”的作为上。故雷礼不无遗憾地写道：“博闻强识，性亢爽有气节，言论侃侃，临事不阿，是时，上崇尚焚修，辅臣悉供玄撰，殊不自得，遂郁郁成疾。及卒，上颇不悦，诏加以中谥。隆庆改元，乃更谥‘文毅’。”这段文字提及世宗沉溺道教，好青词（祭祀仙道的颂文），大臣们纷纷撰写青词邀宠，而张治独不为，但也不抗辩，不软不硬，使得皇帝不悦，却也不好责问。这大概也是张治的生存之道，既有节操的坚守，也有精明的自保。皇帝不会喜欢这样的臣子，他死后只得一个中等规格的谥号“文隐”便不奇怪（到了隆庆帝改元才纠正过来，改谥“文毅”）。张治母亲也只得了一个相当于三品衔的“淑人”封诰。总之，张治尽管贵为次辅，政绩却很不相称，其官宦生涯始终在帝王和权臣之间游荡，两头不靠，以道德论，可谓君子，以功业论，未免平庸。

要说张治在明代完全没有作为也不对。他最大的勋业是发现、提携了一批英杰人才。张治分别于嘉靖十三年（1534）、十四年（1535）、十七年（1538）、十九年（1540）、二十六年（1547）、二十九年（1550）主持南京或全国的科举考试，不难想象张治门下俊彦辈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有归有光、薛应旂、杨继盛、张居正、王世贞、徐学谟、李春芳、殷正茂等。

归有光是明代大文豪，唐宋派首领，散文大家，人称明代的欧阳修。嘉靖十九年（1540），他赴南京乡试，主考官正是张治。张治对归有光的考试文章赞不绝口，称其为贾谊、董仲舒再世，本想拔第一名，但考虑到考生的籍贯平衡，置第二。更重要的是张治对归有光以国士礼遇，使归有光声名大震。事过境迁，归有光还念念不忘当时的风光：

庚子之岁，举于南都，而所试之文，乃得达于左右，顾称赏之不置，时有获侍而与闻之者，辄相告以为幸矣。予之见知于当世之钜公长者如此。自后数试于礼部，遇明公之亲知，未尝不传道其语以为宠。（归有光《上徐阁老书》，《震川先生集》）

归有光说的“钜公长者”，就是张治，他把张治看作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张治也殷殷期盼归有光早日中进士，哪知归有光屡试不中，张治惋惜之余，甚至想动用权力举荐归有光进入仕途，可心高气傲的归有光婉拒了。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近60岁的归有光才中进士，此时张治已故去15年了，真让人感慨系之。必须承认，张治门生中，归有光、王世贞、薛应旂以文学名天下，杨继盛以忠烈名天下，还有登上尚书首辅高位的名臣张居正、徐学谟、殷正茂、李春芳等，均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桃李风光，要论青史留名，他这些学生的名气显然要大大超过老师，这又应了韩愈的说法：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培育了众多英才，应是张治的人生骄傲，遗憾的是，他的弟子均显耀于他身后。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治最后一次主持会试，命题即为“权臣不可有，重臣不可无”，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育才理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在这年十月，他患病去世，享年62岁。

了解了张治一生，回头再说他对罗家的感恩。

张治祖上也是江西移民，在茶陵，家族算是小姓。据《茶陵县志》，该乡有五大姓：谭、陈、刘、彭、龙。张姓是不到500人的小姓。张治28岁丧父，清代彭思眷编辑的《张龙湖先生文集》说“先生幼孤窘崎岖，负米之余抱守六籍”，可以推测其家脉是不兴旺的。他去世后，整理其遗著，初步编成《张龙湖先生文集》的是其女婿彭治中，而不是通常所见的儿子，至清代编定《张龙湖先生文集》的彭思眷是彭治中的曾侄孙，亦即清代大学士彭维新的父亲。也就是说，张治是依靠女婿彭家的不懈努力，才留下了传世文集。这亦表明，张治男系后人凋零。在旧时代，这是很令人伤痛的事。如果这种猜测属实，那么张治对罗家的情感寄托就更好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罗家当作亲人来对待的。还有，张治在严嵩的威压下，并不得志，其人生是比较孤独和压抑的。诸此种种，都使得他内心情怀在很大程度上都接系于和罗家的交往。尽管他政治上难有大作为，但动用手中有限的权力庇护提携罗家子弟，还是不成问题的。

罗家族谱显示，罗瑶长子罗大钦有“明经”的功名，是罗家第一个有功名的。明代的明经是经有权力资望者推荐而入国子监就读的士子，可以绕过严苛的科举考试，直接授官，此后罗大钦之子罗栋、罗枬，大钦三弟罗大宪的三个儿子，都拜张治为师，并都得到张提携，走出了封闭的湖湘，进入了仕途。如，罗栋于成均肆业，授广东市舶提举，是管理广东对外贸易的从五品官职。罗枬也以明经出身，选授山西大同府经历，亦为六品官。还有罗轸为浙江都司断事，也是六品官。参照今天的行政级别，都相当于厅局级，对于乡野农夫，可是了不得的显贵。这其中固然有罗家弟子的奋斗，但张治的全力提携也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罗氏族谱中只是笼统地说诸多罗家子弟受教于张治而有了出息，并没有点破张治通过权力在帮罗家子弟进入仕途，想必是其中的内情也不宜宣扬，故而含糊其辞。

有趣的是，张治传世的《龙湖集》中，很少他和罗家交往的陈述，尤其是他母子乞讨、受罗瑶接济的事毫无踪迹，想来是涉及人生中一段比较尴尬的经历，故而回避，也可能是后人整理张治文集时，予以删除。不过，有两篇文章依然透露了某些信息。一篇是《赠李蕉溪序》，一篇是《愿乐亭序》。尤其前一篇十分明显地涉及与罗家的情谊：

予尝道湘中与罗氏兄弟游焉。罗氏居江水之曲，地奥而衍，每春涨水，沿溪入，平畴成浸，则系舟庭阶前。予时与罗氏兄弟鼓枻张乐，举酒食鲜，野翠交映，上下一碧，宛然坐镜中也。罗氏兄弟，与蕉溪李子秀夫称内兄弟也。尝语予曰：“蕉溪不妄言动，其中朴者也。”予缘是与蕉溪游。见其貌沌沌兮若澹，及发语，辄中理解。予亦信蕉溪朴者也。既而与湘之人士游焉，莫不曰蕉溪朴者也。甲午，蕉溪卒业于南雍。南雍之士亦曰蕉溪朴者也。辛丑，蕉溪以谒选至，相与道罗氏山水之乐，予心戚戚有湘中之思也。

张治受恩于罗瑶，同学于罗瑶子大钦、大宪等，为师于罗瑶诸孙，他本人说，与罗家有三世之交，他对罗家最大的感恩回报就是教诲提携罗家子弟。文章说，李蕉溪是罗氏兄弟的内兄弟，罗瑶第十代孙罗汝怀专门做了考证，得知李蕉溪便是罗瑶的女婿李钟，也在国子监就读而受谒选当官，任县丞，也是张治提携。张治在文章中反复强调李蕉溪的“朴”，似乎暗示，李蕉溪的才学并不出众，而是以质朴的品质受到赏识。在文章中，张治十分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和罗家兄弟的交游，这都在印证世人的传闻。清代大儒王闿运在编撰《湘潭县志》时亦写道：“湘水有洲，曰古塽洲，或书作故磉。其南岸罗氏之世居也。明嘉靖时，富人罗瑶识张龙湖于贫困，洲皆官地，因龙湖贵势，乃得买焉，瑶葬于此。”也是一条佐证。罗氏家乘中还有张治给罗瑶长子罗大钦（三峰）写的一篇祭文，全文如下：

维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八月朔，越二十六日丁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以牲醴庶羞之仪遣奠于隐君三峰罗先生之柩。曰：予与三峰父子交三世矣，其间通好之勤，遗问之厚，情深契笃，有难以言尽者。昨闻三峰买舟北来，予甚喜。数年阔别之怀可一倾倒也。岂料舟至杨村，疾作而逝。呜呼哀哉！不远数千里而来，乃不能相见于二百里之外。岂其数欤？此予所以抱恨而长悲也。呜呼！三峰家累万金，子孙绕膝盈室。何乃客死旅邸，孤亲天涯？予为三峰益增嗟悼也。虽然天下之事无常，或安而窗下，或远而他乡，或行或止，或彭或殇，一定之数，人固不得而逃也。呜呼！三峰有知，其当逍遥大化之中，而委顺九原之下，临风遣奠，挥泪陈词。尚飨！

这篇祭文除了表现出张治对罗三峰去世的悲痛心境，还透露出了许多信息。第一，罗三峰数年不见张治，竟然乘舟北行数千里去探望京都的友人，与张治同岁的罗三峰这年已是62岁的老者，这一路的旅途风霜不难想见，结果病故在旅途，这种情谊的分量实在非同小可。第二，同年十月，即罗三峰去世后的两个月，张治也在京城病故，或许，这篇祭文也是张治的绝笔。因此，我们更能感受到张治与罗家的深情厚谊。如果再联想，还可以感受到张治虽然贵为辅臣，但在充满权谋机诈的官场上，他活得并不舒展得意，甚至很孤独，也许他生命中最温暖的体验还是和罗家三代人心心相印的交往。

这篇张治的祭文，未收入《龙湖集》，写作时间是张治去世前两个月，但罗家四修族谱才收集刊印此文，原因是社会上有在族谱中假托名人撰文的不良风气，罗家后人多有大儒，很忌讳作伪丑闻，故而非常慎重。咸同年间湖湘大儒，三峰公的第十代孙罗汝怀通过考证，认定祭文“真朴不似伪造也”。后来又有三峰公第十二代孙，也是湖湘大儒罗正钧进一步考证，他认为：“此文则初修谱三峰公实已嘱草，至北江公（罗枬）始成之。京师之行，虽访张文毅，而亦思求谱序于名公也。”即罗三峰千里赴京见张治，除了思念的原因外，还有修族谱求张治作序的意图。结果罗三峰和张治均突然病故，序未求得，只留下了张治写下的祭文。

于是，一个重要判断便呼之欲出：张治与罗家的交往是罗家显望的重要契机和条件。更直白地说，其本质便是权力荫护。尽管张治提携罗家子弟表面看是出于感恩和情谊，背后则是权力的支撑。显然，罗瑶家族仅有财富而没有权力护航，前途是不稳定的，罗家的显望与权力接轨，从而获得了持久性。罗瑶死后获得皇家表彰，诸位罗家子弟进仕入朝，其意义便在于此。当然，还要看到，和权力对接，还要经由一座桥，那便是取得相应的文化身份，最典型的形式便是科举进仕，这一点上张治时代的罗家子弟并不突出——缺乏举人进士，但在程序上，他们都经由张治的提携获得了国子监生的文化身份，获取了为官的门票。总而言之，文化资质和进仕为官合为一体，这是一个世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张治正是在这个方面给罗家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成为罗家的贵人。

细阅罗家族谱，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罗家以联姻的方式编织了一张非常坚韧的社会关系网。以罗瑶为例，其长子罗大钦娶了湘潭周环的女儿，于是，罗瑶就和周环成为亲家。这周环也是湘潭巨富，据说其田地分布四个县，从周家去州府，一路都是在周家的田界里行走。周环不仅是巨富，其家族方上周氏还有着厚实的权力资源。周环之后出了方上周氏六兄弟，均入朝为官，显赫湖湘，不妨简要介绍：周之屏，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官至布政使；周之翰，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举人，官至知县、四川按察佥事；周之光，官至知府同知；周之基，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官知府，户部主事；周之命，任府学教授；周之龙，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官刑部主事。这种家族实力是罗瑶所不及且需要借助的。周环之女嫁到罗家后，地位很高，主持家政，可以想见，罗瑶和周环的联姻，对于家业壮大有着重要作用。后世罗周两个家族的姻亲关系绵绵不绝三百年，在湖湘家族之间的联姻史上，可谓罕见。

以联姻的方式壮大家族根基，这当然不仅是罗瑶的生存智慧，更显示出宗法社会巩固自身的基本策略，即以门当户对的联姻来扩张家族势力，建构利益共同体，直接效果是家族显望，间接或者说终极效果就是巩固维护宗法社会的长治久安。对罗家而言，这种联姻策略甚至比权力的持有更显重要。从族谱看，罗氏家族后人中并没有特别显赫的高官大吏，这意味着，靠家族子弟执掌权力来维护家族显望，罗家并非得天独厚，于是，联姻就成为弥补缺陷的重要手段。后续的历史表明，罗家维持家族显望，主要不是靠权力的直接占有，而是靠文化地位的声望，以联姻以及教育的方式，与权力群体构成了亲缘和师缘关系。对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篇目中细说。

总之，罗瑶使家业富甲一方，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内阁大学士张治对罗家的权力荫护，使罗家后人读书进仕，走出湖湘，步入仕途，从而奠定了罗家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相应的文化话语权，还有和周家的联姻，也是同样性质。在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都是家族显望的几个重要条件。当然，罗家与张治的相遇十分偶然，或称天意。不过，偶然中也有必然，就是罗瑶急公好义、对文教虔敬，所以才有资助张治读书之举。这又要说开一点了，中国传统历来重文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普遍的社会风习，罗瑶深受浸染。况且中国的文教与权力是孪生子，文教知识体系渗透着权力的诉求，所谓“学而优则仕”，这又是显贵之捷径。数百年鼓磉洲罗氏的族史也印证了这一点，罗家显要人物大都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依然孜孜以学，甚至弃仕而学，罗典就是典范。

细细辨析，五世祖罗瑶不仅成为鼓磉洲罗氏崛起的标志性人物，还以自己的实践提炼出了世家持续兴旺的路径——财富、文化、权力、联姻四位一体的诀窍。罗家后世正是沿着罗瑶开辟的道路而行，保持了500余年的显望。400年后，罗氏十六代孙，以考据著称的湖湘大儒罗汝怀满怀崇敬地书写了《重修鼓磉洲记》，便以罗瑶归葬鼓磉洲为理据，正式以鼓磉洲为罗氏命名：

古称湘水中四洲，见于晏殊《类要》，曰橘、曰直、曰誓、曰白小，鼓磉弗与焉。自吾始迁祖卜居其旁而洲始著，自吾五世祖讳瑶府君藏体魄其上，而洲获全也。

……考乾隆十九年，曾伯祖教谕君所为记，则墓已三修，迄五十余年再修，皆统言墓不言洲。宇宙久有此洲，独至道光中水患频乘，冲决溃裂，此岂昔之人所及料，而今之莫计于后者当何如矣。向者动费千缗，咄嗟立办，观者或叹其事之易集，即墓下子姓虽疲苶同弩末，而括其数约两千有奇，负郭之产犹累巨万，所居率多前朝旧宅，谓非祖之遗泽孔长欤？盖吾祖当前明正嘉间，义行甲邑里，如迁建今学宫，创置暮云官桥，出粟千余石实社仓赈饥，而亲邻待以举火者恒数百，提拔寒畯三十余人，而茶陵张公治位至台辅，其见于蔡宫詹扬宗所为表者，皆子孙所当敬念而则效。今跅弛者至荡佚不谋自给，其计身家者又往往以智力自雄，亦安知其来之有自？而吾祖之借手于来裔者，果后之人之能全其祖，抑祖之先有以自全也。

如今，六百余年过去，湘江依然北去悠悠，江心依然屹立鼓磉之洲，桑园葱茏，依然簇拥肃穆的罗瑶古墓，两岸罗家子孙已繁衍达七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