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游第一代

罗瑶显望后，荫及全族。但在明代，还是其直系族人更为出类拔萃。这大概就是头羊效应，并不奇怪。

罗瑶原配黄氏，生三子四女，三子为：大钦、大常、大宪。继配谢氏，又生四子二女，四子为：大表、大恩、大学、大爱。如此一来，罗瑶共有七子传家，子嗣兴旺。族谱记载，罗瑶子孙登仕者六人，庠生、贡士、进成均者十余人，令乡邑刮目相看。他们作为张治门生，是鼓磉洲罗氏中最早走出湖湘，开始宦游生涯的一代。

当时正值嘉靖年间，是大明王朝非常令人瞩目的章节。世宗执政45年之久，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权寿最长的帝王之一，史有“中兴之主”的评价。他严以驭官，宽以治民，对内整顿朝纲，减轻徭役，对外抗击倭寇，清除边患，巩固国防，重振国政，壮大国力，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其执政后期虽沉溺道教，闭朝达20年，却依然暗中牢牢掌控官吏，显示出极具智慧的管理能力，强化了皇权的绝对统治，并为隆庆新政和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其实，对于嘉靖一朝的评判还有很多视角。比如，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此时欧洲的葡萄牙人已经登陆中国沿海，中西方贸易交流启动，包括东南沿海的倭寇袭扰，都把开放还是封闭的抉择摆到了炎黄子孙面前，而明朝的回应是严厉的海禁。从经济文明的角度看，商业文明和农耕文明，或者说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冲突，同样构成了一种解读历史的路径。从文化的视角看，则有王阳明心学隐含的个性解放与程朱理学人性禁锢之间的文化博弈，以至于有人想象，明世宗的道教痴迷以及20年宫廷隐士生涯，显示出某种东方式的个人主义孤独……

总之，嘉靖一朝有说不尽的姿态。

那么，追寻着罗家宦游第一代的足迹，去领悟这个朝代，也该是一段饶有兴味的旅程。不难发现，嘉靖一朝也可以解读为君王和臣子之间的权谋博弈。君王为了绝对权力，玩弄群臣于股掌之中，所谓忠奸家国的冲突，其实都是权谋导演的话剧，其中最为纠缠不清的则是政统和道统的对峙。政统追求权力的至高无上，道统追求伦理的神圣高洁，结果便有了忠奸善恶的钩心斗角，血腥的角逐如一条大河托着权力的航船悠悠前行。因此，明代也是权谋与心计贯穿始终的时代，甚至亡国亦可归结于宫斗。在明代为官，必须全神贯注于各种明枪暗箭、激流险滩，只是洞悉谜底的从政者并不普遍，他们不明白，就像经商只是为了利润一样，为官图的是权力释放，即征服与控制，道德的完善只不过是心理装饰而已。所以，诸多的仕途故事总是以悲剧或失落为终曲。

罗家宦游第一代的仕途故事，便是注脚。

我们先说说罗栋。

罗栋（1519？—1572），字仲宇，一字两洲，罗大钦的次子。明经出身，族谱说，他“生而奇伟，异见常儿……弱冠补弟子员，久之不得举，乃北游谒文毅。援岁荐例入成均肄业。考满授广东市舶提举”。可见，罗栋入仕，在很大程度上是“北游谒文毅”的结果，甚至可说是张治一手张罗的。当然，这并不等于罗栋不优秀，家传记载，他受业于张治却不屑章句之学，张治并不以为意，反而惊喜地评价罗栋：“此生气骨森然，议论超卓，异日当以节义显也！”显然，张治对罗栋是赏识有加的。

要理解张治对罗栋的这个评价，还要说说张治对另一位学生归有光的器重。归有光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人，主考官正是张治。张治对归有光的文章爱不释手，连称为贾谊、董仲舒再世，点归有光为第二名举人，殷殷期盼归有光再接再厉，取得进士功名。归有光得张治的夸奖和点拨，声名大震，意气风发，可是考进士八次落榜，直到张治去世，也没有捷报告慰恩师，张治终身遗憾，以至于几番私语归有光，“欲以旧谊招致之”，即通过推荐绕过科举使归有光仕进，却被归有光婉拒。归有光后来以文学家名世，被誉为明之欧阳修，有明代散文第一大家之称，是“唐宋派”的领袖，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亦为后世桐城派推崇为先河。

张治对归有光的欣赏，主要在于其文学才华，对罗栋则着眼于其见地和气骨，可见他因人而异不拘一格的评价尺度。桐城古文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其实也是中国文士的三大能力，三者兼备很难，有所侧重倒是常态。就罗栋而言，强项当为义理，义理转化为行动，就是节义。其实这也和湖湘学的传统有关，湖湘学历来标榜经世致用，不屑做死学问，讲究学以致用。湖南读书人，少有大学者，枭雄却比比皆是。所以张治不计较罗栋对章句之学的怠慢，反而认为罗栋有出息。他认为罗栋当以节义显，后来果然应验。

罗栋成均肄业，考授广东市舶提举，相当于粤海关事务主管，这是个从五品官职。在科举年代，大量进士出身的士子，仕途起步不过七品，成均肄业的罗栋走马上任就是提举，显然和张治力荐有关。当然也可能是罗栋后来升迁到这个职位。罗栋赴任广东时大概30岁，也就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这时张治官至台辅，入阁为首辅严嵩之副，之前内阁首辅是夏言，严嵩是副手，但夏严不和，钩心斗角，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终于除掉了夏言，成为首辅，内阁需要补充，便把张治推选入阁。不难想见，张治大权在握，故能推举罗栋，罗栋此时已入而立之年，也能胜任举荐。罗栋的生年，家谱缺乏记载，但家谱中对大哥罗相和三弟罗枬的生年有记载，罗相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罗枬生于嘉靖元年（1522），推测罗栋当生于正德十四年（1519）左右，计算一下，罗栋赴任当为30岁左右，正是建功立业的盛年。

放眼看去，严厉海禁的嘉靖年间，举国唯有广东一处设市舶司，按说是个油水丰厚的美差。但是罗栋赴任前，张治心生犹豫。他劝罗栋留在他身边，在朝中任职。张治到底怎样劝说罗栋，我们不得而知，却可以做一些推测。由于严厉海禁，东南沿海抗海禁的武装走私集团十分猖獗，尤其是倭寇和走私集团紧密勾结，构成了绵延于整个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因此，中国唯一开放的外贸口岸，必然成为各种势力虎视眈眈的焦点。罗栋虽然聪慧勤奋，性格却耿直刚烈，未必能长袖应对尔虞我诈的官场以及各路匪盗的巧取豪夺。显然，这是一次山高水险、充满刀光剑影的赴任，为人谨慎并对罗栋甚为爱惜的张治其实是想保全爱徒。

但是恩师的苦劝却被罗栋婉言拒绝。他对恩师道：官无内外远近，都是对国家效忠，岭南正是效忠国家的绝佳舞台，我定在任上建立功业，回报恩公，光耀祖上。面对如此慷慨陈词，张治不便多言，便设宴把酒相送。

罗栋义无反顾地去了广东。

我们可以想象，他是怀着大展宏图的抱负走向岭南。少年意气，报国情怀，大概是每位书生出发时的憧憬，而壮志难酬也是大多数士子的宿命，此时的罗栋很难意会，但阅历丰富的张治肯定明白，所以劝爱徒留在身边，但他未必会点破玄机。张治虽官至次辅，但在首辅严嵩的威压下，心有郁郁，并不得志，有难言之隐。史料还记载，张治写过一些称颂严嵩的文章，后来其女婿彭治中编《龙湖集》，全都删除。不能说张治虚伪，而应理解为他生存的无奈。所以他只能怀着忧心惜别爱徒。罗栋离京不久，张治黯然离世，享年62岁。这也意味着罗家子弟依托的大树倒了，前途造化得靠独自奋斗。

罗栋任职岭南20余年。在这20余年的宦游生涯中，他遭遇了怎样的坎坷，进行了怎样的奋斗，取得了怎样的业绩，无疑构成其最重要的人生篇章。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史料，难以陈述。也许，会有后人来填补这个空白。不过可以断定，罗栋在广东的仕途并不春风得意。家谱上有这样的记载：罗栋“官清勤，以直忤上官，连年不得调”，寥寥数语，即可见他的不得志。

就这样，罗栋的故事很快就进入了尾声，这已是隆庆年间。尽管隆庆只在位短短六年，明代却出现了变革气象，朝廷解除了海禁，出现了隆庆开关的新格局，史家甚至用中兴之主来形容短命的隆庆皇帝。不过隆庆开关似乎和罗栋无关，他眼前是岭南此起彼伏、烽火绵延的动乱与兵祸。张居正说：“嘉、隆之间，广州处处皆盗，议者谓岭表非我版图矣。”罗栋生命的最后足迹，就终止在匪盗蜂起的粤东大地。

该时惠州兴起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对抗官府，聚啸山林，有八万之众，首领叫蓝一清。朝廷启用殷正茂任两广提督，动用大军，全力围剿。罗栋就在殷正茂帐下主管军需。按理说，这应该是罗栋建功立业的一个绝佳机遇，可惜他却没有好好把握。

殷正茂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这年的进士人才济济，是明代科举史上极辉煌的一届。张居正、李春芳、杨继盛、殷正茂、王世贞等影响历史的重臣，均是这一年金榜题名。隆庆年间，正是权臣张居正集团崛起的时期，而殷正茂又是张居正集团的重要人物，在平定广东之乱中立了大功，官至兵部尚书。要是能和殷正茂搭上关系，罗栋将前途无量。或许有人问，凭什么罗栋有可能和殷正茂搭上线？这又要说到张治了。原来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会试主考官就是张治，后来张治又任培养庶吉士的教官，相当于高干训练班的班主任，张居正和殷正茂又在高干培训班成为张治门生。也就是说，罗栋和殷正茂、张居正是同门师兄弟。想想看，有着同门师承的背景，再辅以情感与物质的勾兑，罗栋的发达应该不是梦。

还要补充一说，张居正和殷正茂无疑是能臣干吏，却未必是廉吏清官，廉政这一关，他们是过不了的。张居正死后遭到了朝廷的严厉清算，以权敛财就是罪状之一。至于殷正茂，为官期间就贪名远扬，而且贪得很恶心。为文官贪污农民的赋税，为武官贪污兵士的军饷。隆庆年间，他带兵去西南平乱，有人提醒首辅高拱，说殷正茂会借机中饱私囊，高拱不以为意地说，就是贪污一半又如何？反正只有他才能平定叛乱。换个道德圣人去，只能一筹莫展。这样的话实在使道德蒙羞，却未必是信口雌黄的道德诬陷。对于道德的尴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深刻表述，不妨认真一读。顺便再说一句，殷正茂的贪腐，亦有人认为是政敌诬陷，特备此一说。

还是回到罗栋，假如他是个“明白人”，利用他和殷正茂的同门关系，辅以物质公关，其功名之路肯定会有悦目风景。但是家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想必即使有所动作也不成功。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建功欲望的。家谱记载，他多次向殷帅进谏平乱之策，大意是要殷帅将蓝一清的部队分割围剿，集中优势之兵一一歼灭之。罗栋为官岭南20余年，自然比初到岭南的殷正茂更懂得应对乱匪之门道，可平倭寇立有大功的殷正茂，为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并没有把一个军需官的建议听进耳里，反而认为罗栋胆小惧战，还说了许多奚落之语。罗栋只有苦笑叹息。于是蓝一清得以喘息，联络数支友军，“合势益张，所据丛山深箐，延袤八百余里，愈不能制”。此时，殷正茂才懊悔，没有听从罗栋的主意。

罗栋仅在殷正茂帐下参加了一次围剿蓝一清部的恶战，当时罗栋带领军需辎重随行，在深山中遭到了蓝军的伏击，不幸殉难：

寇伏山中截击，文武七人被擒。胁君降。君独倡先，骂贼不屈。七人皆遇害。贼取君首级去，还其尸，置粮车中，谓败军曰：“归语殷某，此皆忠臣，可善葬之。”万历二年，始得归葬于湘潭。

寥寥数语，不动声色，却笔走惊雷，罗栋慷慨赴死的节义与从容跃然纸上。让人不禁联想起张治的预言：“此生气骨森然，议论超卓，异日当以节义显也！”特别是连屠杀者也为之感动，将断头之尸体奉还释放的官兵，嘱咐说，这是忠臣，你们要好好安葬他。这种来自敌人的敬意，可说是对罗栋的最高褒奖。

罗栋是鼓磉洲罗氏走出的第一位官僚，也是罗门第一位忠节烈士，用生命殉了道德。尤其遗憾的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故事实在是太少。

再说说罗枬（又作罗楠）。

罗枬（1522—1597），字子良，一字北江，大钦公第三子，罗栋之弟。明经出身，也是张治的弟子。族谱上说他“早岁以明经游学京师，有重名”，可见，也是少年意气。在张治的荫护下，他也走上了仕途，官至山西大同府经历，这个官职掌文书，大约是七品或从六品。要论人生的经历，他显然要比兄长罗栋平稳得多。不过，他的人生却是另一种景象。

这就要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其父大钦公（三峰）北上访张治，不幸病逝于途的事了。当时，罗枬已在山西任上，噩耗传来，罗枬立即告假奔丧，护扶着父亲的灵柩，数千里一路痛哭归湘。回乡后，他为父亲操办了隆重的葬礼，“大开善门，膳筵数百”，对于豪富之家，这顺理成章，也是那个时代必须遵循的礼数，并不令人惊异，令人意外而震惊的是，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他毅然决定告别仕途，从此执掌家业，躬耕田园。这年，他29岁。

不得而知，他的这个决定，是否在家族内引起了争议，也无从得知，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是不是他在山西任上并没什么作为？是不是此时张治已经病故，他的仕途失去了依托？族谱上对罗枬为官行状也未置一词，总之，罗枬在官场如流星一划而过，此后40余年，他过着乡绅生活。

罗枬回归故乡田园后，秉承父祖之志，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人称罗瑶再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他秉承父志，完成了罗氏一修族谱的编撰刊刻。也就是说他对家族文化的建设，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撰写了一修谱序，是罗家先祖留给后人的最早文献：

古罗国属今湘阴，后因为氏，乃衍播，各显于时。由得姓以来，中间离合接续之不得已，虽博雅者，必不能言。国朝鼎新十余年，我族政斋公，以江右吉水徙，卜本邑鼓磉洲南岸鹧鸪坪，子孙继承久而益众，正修谱盛际也。

先君三峰公将图首事而不获如志，夫得姓孔远，其支出聚一乡邑之间，里居田墓阅八九世，如一日聚族繁茂，其前之久远播散不可追矣。及今之闻见，若一信而有征，而又忍忽遗也耶！

岁庚申，枬谋始于同族，以成先君之志。于时族侄文能夙以孝谨称，且明练达于事理，不避劳剧，乃令以一身实始终之，而枬辈董其成也。

今辛酉秋，有事成矣。其叙列之法由一世而下至三世，分新屋、湖田、社山、蕨山凡四堂。又一世为十房。其后各以世次、系属次第，而读之绵绵绳绳。此衷忽肫然若不可解也。《周礼》大司徒以六行教民，三曰睦亲宗族也，《白虎通》曰：“宗者何尊也？为先祖主宗，人之所尊也；族者何也？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由斯以谈谱，之不可以己意在是欤！嗟乎！莫为于前后将何述，然由先君之有志，以及枬辈及文能心力交瘁者，凡三世亦可谓难矣。后之嗣起者念之。

嘉靖四十岁次辛酉秋月　七世孙枬敬述

罗枬在家乘中还保存了两份颇为珍贵的资料，一份是张治为其父罗三峰写的祭文，从中可以确证张治和罗家极其亲密的关系。另一份则是罗三峰的亲家，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直隶巡按御史、凤阳知府、浏阳邓巍为罗三峰妻子周孺人撰写的墓表，记载了罗家与周家的姻亲关系、家族富旺等细节。张、邓均是明代人，他们的记载是可信的。今日罗家后人能够比较完整地知晓族脉传承，应该不忘枬公勋德。

嘉靖四十五年（1566），罗枬的母亲周孺人去世，享年73岁。周孺人是湘潭巨富周环之女，名门方上周家之后，也是罗家当家主妇，在罗家极有威望。于是罗枬又做了一件轰动湖湘的大事，为纪念母亲，在南岳衡山的祝融峰上封寺捐铸了四大天王铁制巨像，它们伟岸生动，金碧辉煌，成为镇寺之宝，也给文人雅士留下了吟唱百年的景观。清代重修上封寺，罗家十六世孙罗汝怀，专门写下了《重修上封寺铁像记》（《罗汝怀集》），铭曰：

南天赫赫耸祝融，古寺巍巍标上封。迩年修葺庙貌隆，四大铁像尤杰雄。裔孙异代溯祖功，重加鼓铸虔考工。祖职经历仕大同，厥讳曰楠号北江。

为母祈福陟危峰，峰头古雪飘朔风。残冬栗烈炉红，一志造作坚寸衷。

孝思却寒寒不攻，四像卓立光熊熊。时维嘉靖中明邦，端委略具佛腹中。取证二修家乘同，越三百载寻前踪。修举废坠礼当崇，本支子孙呼相从。水衡百什争输供，庶几巩固传无穷。圣清亿载垂庞洪，永尊岳渎长绥丰。

这样的举措是要银子支撑的。可见，罗瑶家族到了孙辈罗枬，依然殷富一方。罗枬说，他捐铸四大天王铁像，就是劝谕世人向善，也是对先祖最大的祭奠。可惜的是，1949年，上封寺遭遇大火，巨像也在火中焚毁。

还值得一提的是，罗枬后来信奉了佛教，成为虔诚的信士。家乘记载，罗枬“卒之日，沐浴端坐，子孙执尊香泉，享年七十有七”，这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幕。罗氏族人与佛门的渊源自罗枬始，后来，他的孙子罗玑以及多位后人均落发为僧，皈依佛门。这是很富有意味的，佛门是尘世的对峙，是灵魂的港湾，至少可以想见，罗氏后人们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存在，更在意心灵的安放。至乾隆年间，罗枬后人又在罗玑落发修行的蒙泉精舍，修建了纪念罗枬的北江祠，附祀罗玑，周围林壑幽邃，苍藤古木簇拥，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还要说说罗轸、罗翼兄弟。

罗轸，字星南，一字少洲，祖罗瑶，父大宪，与罗栋、罗枬是叔伯兄弟。和罗栋、罗枬一样，罗轸和兄长罗翼、弟弟罗胄，三兄弟都是内阁大学士张治的门生，同属罗氏家族第一代宦游士子。

罗轸是贡生学历，“恢奇有大志”。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烽烟连绵，他毅然从军，官至浙江都司断事。明朝行政、司法、军事三权分立，都司是省一级的军事管理机构，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军区，断事主管军事执法事务，相当于军事法庭主官，六品衔。浙江是抗倭前线，主持抗倭的就是胡宗宪。罗轸就在胡帅帐下效力，督理军纪，使部队的战斗力大有提升。他机敏决断，给胡宗宪留下深刻印象，被称为儒将，有大才，准备“大用之”。哪知碰上了严嵩义子、时任工部尚书的赵文华来东南前线视察，罗轸的命运就转移了方向。

赵文华仗着严嵩的背景，耀武扬威。上上下下对他前呼后拥，争相献媚，连胡宗宪都赔着小心，向赵文华一一介绍自己的部属。在介绍罗轸时，罗轸却不卑不亢，且带不屑之态，赵文华是个十分敏感精明的人，立即感受到罗轸的轻慢，他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傲慢的军官，便罗织了一个鄙视上官的罪名，将罗轸拘押起来。这下子胡宗宪急了，一是他器重罗轸，二是他也对赵文华不满，于是全力为罗轸说情。一番周旋，终于将罗轸解救出来。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赵文华进一步深究，得知罗轸心结所在，胡宗宪的周旋就无济于事了。

原来，两年前，赵文华还是工部侍郎时曾来浙江前线视察，和闽浙总督张经发生了冲突，便依仗严嵩的权势，陷害张经。结果张经等九人被判处斩。严嵩乘机又把另一个弹劾他的仇人，当时在押的杨继盛也报进处斩名单中，瞒过嘉靖皇帝，获得批准，于是杨继盛也死于非命。杨继盛正是张治的门生，罗轸的师兄弟，而且关系亲密。想想看，面对赵文华，罗轸怎么会有好脸子？

说起这杨继盛，可是明代第一烈士。他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要论私交，嘉靖皇帝最宠爱的首辅大臣严嵩对他还不错，可他却不满严嵩太过专权与贪婪，竟然上书弹劾严嵩，列举严嵩五奸十大罪，扬言如有诬陷愿意拿命受罚，一时间震惊朝野，惹来了杀身之祸，被严嵩投入大狱。严嵩专国，在当时可谓路人皆知，只是慑于严嵩淫威，大家敢怒不敢言。唯杨继盛挺身而出，冒死弹劾严嵩，故有“杨忠憨”之美名，朝野敬重。杨继盛入狱后，受尽种种酷刑，他却坚强不屈。最令人震撼的是，腿被打折，肌肉感染腐烂，他竟然从容地拿起碎碗片，要狱卒为之掌灯，一点点地刮去腐肉，露出雪白腿骨。狱卒看得全身发抖，他却面色平静如水，谈笑风生如常。这样的刚烈义士，怎能不赢得世人敬重？

还要说说胡宗宪，此人平倭是立了大功的，说是民族英雄也不为过，但他却是踩着前总督张经的血迹上位的，在赵文华陷害张经的时候，胡宗宪仅是七品浙江巡按御史，因为配合赵文华陷害张经，得到赵的器重，取张经而代之，当了总督。这也是明代官场风气，要想有作为，又磊落干净，很难。不过胡宗宪对赵文华仍旧保持距离，可谓阳奉阴违。也正是因此，他才能力保罗轸。

罗轸经历了这次人生风险，看破了官场的险恶，萌生了退志。族谱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寻，丁继母忧，遂不复出。时论高之。”很耐人寻味。“时论高之”，就是赞美罗轸有道德气节。可见，在中国，道德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尤其是读书人，更以活出道德气节为最高理想。令人纠结的是，那些受到道德审判的小人，往往也是读书人，甚至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如严嵩，如赵文华，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要论学问，比罗轸这样贡生学历的书生要厉害得多。这又该如何理解？也许罗轸还是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官场，根本就不是修养道德的处所，所以，他挂冠而去。

就在罗轸启程回乡的时候，遥远的四川，险峻的蜀道之上，罗轸的兄长罗翼，为了同一个理由，也踏上了归乡之途。

罗翼，字笔峰，在四川为官，任布政司经历，正六品。杨继盛也是他的同门好友，遭此杀身之祸，罗翼岂能不动容？族谱说，他得知杨继盛死难的噩耗，号啕痛哭，拍案而起道：天理何在？他毅然决定：漫卷诗书，辞职还乡！他对上司如是交代：我有病缠身，无法为官，自请弹劾。请注意，罗翼使用了“自请弹劾”这样的措辞，而非“自求致仕”，前者是承认有过失而去职，后者是正常的退休，怨恨之气，跃然纸上。其实罗翼是个很书生气的人，入川上任，他的行车中满是藏书，在险峻的蜀道上，他一路悠然读书，全无颠簸之苦。在任上，他廉洁勤勉，却并不是一个工作狂，为政之暇，鸣琴吟诗，“意泊如也”。大概四川地处相对僻远的西南腹地，远离权力角逐的中央政府，也远离大明边疆的兵戈厮杀，因而能有一份超脱的心境。然而杨继盛之死，打破了罗翼的宁和心境，他怀着不平之心，义无反顾地踏上归乡之路。

就这样，罗轸和罗翼两兄弟就在故乡的湘江之畔团聚了。从私谊而言，是因同一位挚友，从公义而论，是为了正道良心。用“殊途同归”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兄弟的团聚，该是恰切的吧？更意味深长的是，此时，他们的三弟罗胄就伫立在江畔迎接两位兄长。族谱对罗胄的记载少之又少，只有一句话：“亦有文学，隐居不仕。”之后的情景，族谱则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三兄弟“乃相与结庐水竹之间，日徜徉吟啸其中，乡里莫不敬之，号所居曰‘三老堂’”。还要补充一句，此时，他们的老师张治已经去世多年。

这就是鼓磉洲罗氏第一代宦游士子的故事。

只有吉光片羽，却闪烁着罗家子弟的血性光辉。必须承认，这些罗家子弟的人生享受了权力荫护且书写了对权力的追逐，最后又都告别了权力。就仕途的圆满而言，他们无疑是失败者，“误入歧途”四个字，大概是最到位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场也是肉欲横流、充斥血杀的屠场，在肉欲屠场中寻觅灵魂必然会遭遇失望，后代还有诸多罗家士子的故事，更加强化这种感悟。总之，罗家子弟始终在官场和田园之间游荡，退出官场也比较果断自由，似乎也没有多少眷念与挣扎。我们望着罗家子弟出入官场的身姿，倒是有几分羡慕其潇洒。对官场说不，好像还是昔日士子的一道人生风景。其重要的社会制度原因，就是在宦游的子弟的身后，还有一片与官场保持着相对自治关系的家园。尽管名义上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可是传统中国的专制皇权，从来没有彻底控制过华夏乡土。于是包括罗家子弟在内的宦游人，也就有了可回旋的人生空间和相对自由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