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词坛上的多产作家中，很少有人比辛弃疾的经历更具有传奇色彩，也很少有人像辛弃疾那样专注于词的创作，并彻底地摧垮了“词为艳科”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自如地以词记事、咏史、抒情、言志、咏物、感怀、寄愁，几乎无施不可，而他在词的创作中也拓宽了表现手法，将词的艺术成就推向了顶峰。

（一）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南宋高宗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生于山东济南历城县。高祖、曾祖曾仕宋为吏，祖父辛赞于靖康乱后被迫仕金，但不忘故国，每引儿辈“登高望远，指划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美芹十论》）。弃疾自小受祖父影响，并曾两次乘北上燕京参加科举考试之机，“谛观形势”，密察金人动静。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统大军分道南侵。北方汉人纷纷起义，辛弃疾亦聚众二千，投奔山东耿京义军，为掌书记，主管文书，参与机密。年底，奉耿京之命，南渡与宋政权联络。次年正月，高宗赵构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召见辛弃疾，并授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忠义军马的职衔，弃疾亦补右承务郎。北返途中，闻耿京部将张安国已杀耿京，并裹胁部分义军投降金人。辛弃疾遂与王世隆等率五十骑径趋金兵营盘中，活捉张安国而归，又聚集义军，束马衔枚，日夜兼程，南渡归宋，当时辛弃疾仅二十三岁。这种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行为，极大地振奋了江南江北人民的抗金斗志，表现了辛弃疾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和军事才干。

南归后辛弃疾被差为江阴签判，满怀杀敌报国的热忱，一心想有所作为。但以个人私利为重的赵构和畏敌如虎的南宋执政者，却不能真心重用辛弃疾这样的抗战志士。继位的孝宗赵一度虽想有所振作，曾起用抗战派张浚主持军政，驱逐秦桧党人，并由张浚督师与金人战。但不幸宋军败于符离，朝廷惊恐，孝宗动摇，终于又信用主和的大臣，并与金人订“隆兴和议”，以割地贡岁币、称金国主为叔的屈辱条件，换来脆弱的数十年和平局面。南宋朝廷又过起醉生梦死的日子。

孝宗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任建康通判，上《美芹十论》、《议练民兵以守淮疏》等奏疏，分析宋金和战形势，力陈抗敌复国方略，但未被采纳。三年后入朝任司农寺主簿，又作《九议》上宰相虞允文，进一步申述抗战方略。不久，出知滁州。淳熙元年（1174），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第二年得孝宗召见，迁仓部郎官。当时两湖、江西一带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兴起，抗捐抗税，盗贩私茶，屡败官军。朝廷于是年六月任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督捕茶商军。当年闰九月，辛弃疾诱杀赖文政，茶商军被镇压，辛弃疾因功加秘阁修撰衔。不久，调京西转运判官，后又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徙知隆兴府（今南昌）兼江西安抚使。淳熙五年（1178）春被召回朝任大理寺少卿，同年秋又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官湖南转运副使，徙知潭州（今长沙）兼湖南安抚使，再改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淳熙八年（1181）冬，改官浙西提刑，因言官参劾落职，于江西上饶带湖闲居。

辛弃疾自南归至第一次落职，二十年中宦迹不定，迁徙频繁，自地方守令至一路监司、帅臣，虽不能在一地久任，但政绩卓著。知滁州是他施展政治才干的第一次机会，滁州地处两淮，屡遭兵火，加上水旱灾害频仍，城廓荡然成墟，乡村满目荒凉。辛弃疾到任之后，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复兴生产，发展贸易，仅用半年时间，便使“商旅毕集”，“民用富庶”，“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崔敦礼《宫教集·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镇压茶商军虽然是辛弃疾从士大夫立场出发，效忠南宋王朝的表现，但他对官逼民反的现实也极为不满，在湖南转运副使任上所上的《论盗贼札子》中，曾慨叹官吏“暴政苛敛”，“残民害物”，使百姓“破荡家业”。希望孝宗“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表现出对政治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百姓的同情。在湖南安抚使任上，曾创建飞虎军，“雄镇一方”，对于提高南宋地方军队的战斗力起了一定作用。在第二次任江西安抚使时，适逢大饥，人心浮动。辛弃疾一面出榜安民，强调“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商人囤积米粮不肯发售者发配，强行抢购者斩首），一面出官银遣人限期至外地采购米粮，很快安定了社会秩序，解决了江西饥荒，表现出优异的才干。

自淳熙九年（1182）到宁宗嘉泰二年（1202）二十一年间，辛弃疾除在五十三岁至五十五岁期间一度被朝廷起用出为福建提刑，擢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之外，一直被投闲置散，在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居住。忧虑国事，企盼复国，却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于是寄情山水，赏玩风物，追慕前贤，借酒浇愁，创作了大量的歌词，并于淳熙十五年（1188）由门人范开编集印行了第一部词集——《稼轩词甲集》。

嘉泰三年（1203），外戚韩胄专权，为了提高声望，巩固权势，谋图北伐，于是起用抗战派人士。辛弃疾以六十四岁高龄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第二年正月，宁宗召见，辛弃疾力言金国必乱必亡，愿宁宗诏元老大臣预为应变之计。三月，改知镇江府。任内积极备战，曾造战衣万领，以备召摹土丁之用，又遣间谍深入敌后察访敌情。开禧元年（1205）春，因举人不当，被降两官，七月，又被劾解官奉祠，随即返铅山居住。虽然当年十一月又被差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第二年秋，又进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旋改试兵部侍郎，但辛弃疾对朝廷已完全失望，两次任命均坚持不赴。开禧三年（1207）九月，朝廷又进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于是月初十日卒，享年六十八岁。

（二）

词“别是一家”，偏重于感情的抒发。唐末民间词多口语化，质朴无华。自转到文人手中之后，往往表现“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以清切婉丽为宗。后来虽有苏轼等人突破了“诗庄词媚”的陈规，开拓出豪放一派，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但词坛的主流仍是秾纤绵密、珠圆玉润的“剪红刻翠”之作。进一步使词从婉约派的拘限中超越出来，极大地丰富了词的描写内容与表现手法，拓宽了词的境界，使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能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是辛弃疾。他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宋）两朝，实无其匹。”（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甚至“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成为宋词艺术高峰的一个标志。

辛词中最令人感奋和激动的是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前人评他的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后村诗话》），“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多指他这一类的作品。辛词内容的开阔与风格的豪迈，是南宋所处的屈辱苟安、动荡不宁的时代氛围造成的，也是他屡受折遏摧伏的独特遭遇造成的。他“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才大情深，果敢刚毅，一心以复国为己任，却屡遭猜忌，不得尽展其才，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徐《词苑丛谈》引黄梨庄语）。

辛词的主旋律是昂扬的爱国激情。他深情眷注着祖国的万里河山，痛惜山河破碎的现实，感叹“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细把君诗说），“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真是字字忧愁，句句血泪。他曾与友朋共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并幻想着能与友朋一起“都洗尽，髭胡膏血”（《满江红》汉水东流），“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盼望着驱逐金人，使破碎的山河重归统一。因此他时常回忆并怀念“壮岁旌旗拥万夫”（《鹧鸪天》）那样激昂慷慨、驰骋沙场的战斗生活。酒醉时他“挑灯看剑”，睡梦中也“沙场秋点兵”（《破阵子》）。这种爱国情怀，老而弥坚，直至六十六岁在镇江知府任上，仍以老当益壮的廉颇自比，以坚持抗曹的孙权自励。

但是现实和他的愿望却相距太远，面对朝廷大臣们的苟安态度，他极度失望、愤慨，讽刺他们是“江左沉酣求名者”（《贺新郎》甚矣吾衰也），将他们比作西晋误国的权臣王衍，并谴责他们不知爱惜人才，而使千里马“汗血盐车无人顾”（《贺新郎》老大那堪说）。他将这种报国无门的忧愤与不平都倾泻在自己的词作中。在任建康通判时，他慨叹“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念奴娇》我来吊古），心中的悲愤溢于言表。被罢官闲居瓢泉时，他慨叹自己的复国方略不被采纳，“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失望的愁苦一泻而出。

除了大量抒写爱国情怀的词作之外，辛弃疾在乡村二十年的闲居生活使他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不但陶醉于乡村的自然美景，而且熟悉了农村的风土人情和村民的生活，他的词作中便出现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他之前，词人的创作中只有少量这类题材的作品，苏轼便曾写过五首《浣溪沙》，比较集中地讴歌了农村风情。辛弃疾则进一步拓宽了这一题材，而且是满怀热情，带着自己的深切感受去写的，因而更加亲切动人。如在他笔下展现了清新的农村生活画面：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鹧鸪天·代人赋》）

用简净明快的语言，描绘田野的春景，生机勃勃，情致宛然。结尾处借景抒怀，以城中愁风愁雨的桃李与溪头蓬勃生长的荠菜花对举，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

作者还描绘了乡村的民情风俗，词中有农家婚嫁的热闹场面：“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鹊桥仙》松岗避暑）也有偷梨打枣的孩童的顽皮神态：“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清平乐》连云松竹）还有浣纱少妇的欢声笑语：“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清平乐》柳边飞）农家妇女忙里偷闲回娘家的情景，也写得极富生活气息：“闲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鹧鸪天》春入平原荠菜花）他还将一个普通农家的生活渲染得极其惬意而和谐：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

这些农村生活的图画，自然经过了辛弃疾的美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理想。

他的农村词中有不少力图表现闲适生活的作品，努力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其中确也有如“掀老甕，拨新醅，客来且进两三杯”（《鹧鸪天》是处移花是处开）那样的“遣兴”之作。但许多“闲适词”其实也不闲适。身虽闲置而心念家国，所以虽然“听风听雨小窗眠，过了春光大半”，但依然“清愁难解连环”（《西江月》賸欲读书已懒）。闲适中颇多无可奈何的惆怅。

辛词中山水词占了很大的比重。他的歌咏山水的词作，表现了作者阔大的胸襟和对祖国山河大地的深挚热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一水西来），他与山水的情感如此融洽，因此，他笔下的祖国山河千姿百态，而又颇具神采。如他写青山：“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沁园春》）将灵山回旋飞动的态势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加上飞瀑倒溅，弓桥卧水，动静交映，韵味无穷。状雨岩奇境，则“蜂房万点，似穿如碍，玲珑窗户。石髓千年，已垂未落，嶙峋冰柱”，将雨岩的洞窍、石乳形容得如在目前。而岩中飞泉鸣瀑，则又如“春雷鼻息，是卧龙、弯环如许。不然应是，洞庭张乐，湘灵来去。我意长松，倒生阴壑，细吟风雨”，更增添了雨岩的奇幻幽秘。又如写新开小池，“涓涓流水细侵阶，凿个池儿，唤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蕖尽倒开。斗匀红粉照香腮。有个人儿，把做镜儿猜。”（《南歌子》散发披襟处）描摹生动，情趣盎然。而写钱塘怒潮，又自有一番景象：“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摸鱼儿》）以铺天盖地的鸥鹭，惊天动地的鼙鼓，截江驱山的组练，鏖战不休的貔虎，极形江潮之磅礴气势，而以力倦东去的白马素车形容退潮景象，潮涨潮落，绘声绘色。

“词为艳科”，辛弃疾情词数量虽不多，但“秾丽绵密者，亦不在小晏（几道）、秦郎（观）之下”（刘克庄《辛稼轩集序》）。如《祝英台近》（宝钗分）、《念奴娇》（野棠花落）都是极著名的缠绵婉曲、雅致深细之作。一些小令也写得情真意切，如“忆得旧时携手处，如今水远山长。罗巾浥泪别残妆。旧欢新梦里，闲处却思量”（《临江仙》手捻黄花无意绪）。不少情词纯用口语，如“一从卖翠人还，又无音信经年。却把泪来做水，流也流到伊边”（《清平乐》春宵睡重），也大有民歌风致。

此外，辛弃疾还有不少咏物词及与友朋唱和应酬之作，虽有少数游戏文字，但多数作品内容充实，不少作品还从多种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

（三）

辛弃疾词的艺术风格丰富多采，他博采众长，不拘一格，融会贯通，而又自成一家。词作以豪迈雄杰为主，又不失婉约。悲壮豪雄，婉转缠绵，空灵蕴藉，沉郁幽深，典丽雅致，通俗真率的作品并存。

词史上辛弃疾与苏轼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代表作家。但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二人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辛弃疾才大情挚，生当国难深重之时，不得一展怀抱，故“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词作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上片时空交错描绘，构成雄奇阔大的艺术境界，赞扬宋武帝刘裕北伐的雄壮声威与赫赫战功。下片由雄豪转入沉郁，由元嘉北伐失败，联想到今日的战局，由自己青年时代的壮慨英声，转写老年请缨报国的雄心，而爱国激情则贯穿始终。此外，如《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等都洋溢着英雄气概，而《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贺新郎》（老大那堪说）、《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等又或沉郁顿挫，或豪壮激昂，或郁愤悲壮，都是辛弃疾豪放词中的名篇。

辛弃疾的婉约词也有很高的成就。如《念奴娇》（野棠花落），缠绵悱恻，凄婉曲折；《满江红》（家住江南），清俊妩媚，细腻宛转；《祝英台近》（宝钗分）更如明人沈谦《填词杂说》所云：“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消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此外，辛弃疾还努力效法历代词人的成功之作，尝试各种风格与题材。如《丑奴儿近》（千峰云起）标明“效李易安体”，努力效法李清照“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风格，《行香子》（好雨当春）亦颇具李清照词风。《念奴娇》（近来何处）则有意仿效“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的朱希真体。《唐河传》（春水千里）明言“效花间体”，写得空灵洒脱，清俊疏淡，酷似韦庄。《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描摹梦中登天，摩挲素月，骖驾鸾凤，酌酒北斗，清歌高寒，飘飘欲仙，则兼有《离骚》、李白、苏轼遗风。许多词作，如《武陵春》（走去走来三百里）、《南歌子》（散发披襟处）等，通俗浅显，又多民歌风味，表现出作者才情之博大。

以文为词，多用赋体，是辛词的另一艺术特色。苏轼以诗为词，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稼轩进一步以文为词，用散文笔法，几乎将其他文学样式所能抒写的内容，一并写进词中，极大地开拓了词的境界。如《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便全用散文句法。而辛词因用散文手法，便无施不可，词中出现的问话体、对话体，为其他词人作品所少见。如《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用屈原《天问》体，词中一连提出“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等九个有关月亮运行的问题，为赋月诗词中独创。《南乡子》（何处望神州）则自问自答，用杜诗、曹操成语，自然天成，亦颇见功力。《六州歌头》（晨来问疾）以作者与鹤的对话传达闲居时忧国伤怀的苦闷，人鹤问答，韵散结合，亦为词中别调。

善用典故，是辛词的又一艺术特色。如《贺新郎》（绿树听鹈）写离愁别绪，连用昭君出塞、庄姜送归妾、李陵别苏武、燕太子丹送荆轲等四个典故，寄寓家国之恨、身世之感，运用史事贴切自然。《永遇乐》（千古江山）将与京口、扬州有关的历史人物，如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等的胜败史事一齐纳入词中，中间又穿插四十三年前自己率义军经扬州渡江南归事，最后以老当益壮的廉颇自况，几乎通篇用典，但不觉堆砌。

辛词还多比兴寄托，如《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描写元夕灯彩焰火盛况，结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梁启超认为此三句“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艺衡馆词选》引），便是说词中有寄托，表现了作者的孤高风标。《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通篇用比兴，以风雨摧残春光喻南宋国势衰微，惜春、留春喻力挽颓势的努力，长门误期、蛾眉见妒，隐喻朝廷政局，词作明为伤春，实为抚时感事、自伤怀抱之作。因多用比兴，词意含蓄蕴藉，深婉曲折，动人心魄。

辛词的语言多姿多采。吴衡照《莲子居诗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辛弃疾善于化用前人成语，经史子集，烂熟于胸，故信手拈来，皆不觉生硬。如前文所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中“不尽长江滚滚流”与“生子当如孙仲谋”，即用杜诗与曹操语，贴切自然。但有时也通篇用经典语入词，语言便不够灵活生动，内容也易受束缚。如《踏莎行》（进退存亡）集《易经》、《论语》、《诗经》、《孟子》、《礼记》等经书语句入词，虽有一定的思想内容，非纯粹的文字游戏，但终究减弱了艺术感染力。

他还喜用民间俚语、俗语、谐语入词。如《鹊桥仙》“轿儿排了，担儿装了，杜宇一声催起”，《最高楼》（吾衰矣）“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武陵春》（走去走来三百里）“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迟。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玉楼春》“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或通俗生动，或诙谐风趣，都是作者汲取民间语汇养料的成果。

（四）

辛词留存至今的有六百二十余首，是宋代词人中现存作品最为丰富的一人。今选译其中八十二首，数量虽不多，但大体能反映辛词的基本风貌。作品按写作年代为序排列，不能确定写作时间的列于篇后。注释力求简明，译文力求准确贴切。但限于学识，注释、译文一定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杨忠（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