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嘉时期的文学集团，胡大雷先生在《中古文学集团》第六章“家族集团、文友集团与诸王集团——东晋、刘宋几种类型的文学集团”中，曾进行过简单梳理，但并不全面，对元嘉文人集团的整体特征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也缺乏论述。事实上，元嘉文学集团相当复杂，对当时文学发展所起作用尤其重要，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所论及的文学集团必须有可考察的文学活动或文学作品，所以有些文人团体不列入本章考察范围。

第一节　元嘉宫廷文学集团及其活动

一　以刘裕为核心的宫廷文学集团

东晋后期，刘裕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遗余力地收拢人才，为其所用，汇集了大量文人。刘裕虽出身寒门，却重视文化，所以这一集团的文学性很强。义熙、元熙年间，刘裕名义上还不是皇帝，但为了全面认识这一集团，本章将晋末刘裕幕府文人及活动也考察在内。

这一集团的主要文人有：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一卷。他是刘裕禅代的功臣，“高祖为镇军，召补谘议参军。……高祖复命为中军谘议参军，迁大司马右长史，转吴国内史。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三十一卷，并有《应验记》一卷，《续文章志》二卷。《宋书》本传记：“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会西讨司马休之，以为太尉从事中郎，掌记室。……亮从征关、洛，还至彭城。宋国初建，令书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徙中书令，领中庶子如故。……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

谢晦，字宣明，陈郡阳夏人，是刘裕的重要谋士，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家。《宋书》本传记：“晦初为孟昶建威府中兵参军。昶死，高祖问刘穆之：‘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穆之举晦，即命为太尉参军。……涉猎文义，朗赡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

王诞，字茂世，琅邪临沂人，《宋书》本传记：“诞少有才藻，……高祖请为太尉谘议参军，转长史。尽心归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家。《宋书》本传记其：“少好学，善《三礼》。……参高祖中军军事……迁通直郎，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谘议参军。”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晋宋之际著名的儒学家，《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五卷，并有《毛诗背隐义》二卷，《礼论答问》八卷，《礼论答问》十三卷，《礼答问》二卷，《三礼答问》四卷，《晋纪》四十五卷，《车服杂注》一卷，《弹棋谱》一卷。曾任刘裕“镇军谘议参军，领记室”。

何承天，东海郯人，是刘裕集团中重要的文人，《宋书·乐志》记“鼓吹铙歌十五首，何承天义熙中私造”。《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二十卷(梁时三十卷)，并有《礼论》三百卷，《八明士制》三卷，《孝经注》一卷，《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宋元嘉历》二卷，《历术》一卷，《验日食法》三卷，《漏刻经》一卷，并合《皇览》一百二十三卷。曾任刘裕“太尉行参军”。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宋书》本传记：“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后谢灵运入世子刘义符幕中，刘义符世子幕府实际是刘裕集团的外延。他是宋初宫廷文人代表，“朝廷唯以文义处之”，这说明当时朝廷对他的文学才华也很重视。谢灵运是元嘉时期著名作家，《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九卷，另有《要字苑》一卷，《晋书》三十六卷，《游名山志》一卷，《居名山志》一卷，等等。

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人，元嘉代表作家，《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并有《逆降议》三卷、《诂幼》二卷。宋国建，“奉常郑鲜之举为博士”，是当时重要的宫廷文人，《宋书》记：“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高祖亲幸，朝彦毕至，……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即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

谢瞻，字宣远，陈郡阳夏人，谢晦之兄，宋初著名作家，《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三卷。《宋书》记：“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谢瞻是当时著名文学家。

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九卷(梁时十卷)。《宋书》本传记：“廓博涉群书，言行以礼。……(任)高祖太尉参军……以方鲠闲素，为高祖所知。及高祖领兖州，廓为别驾从事史，委以州任。寻除中军谘议参军，太尉从事中郎。未拜，遭母忧。……服阕，相国府复板为从事中郎，领记室。宋台建，为侍中。”

孔宁子，《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一卷。《宋书·王华传》记：“先是，会稽孔宁子为太祖镇西谘议参军，以文义见赏。”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元嘉时期著名史学家，《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并注陈寿《三国志》，另有《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书》本传记：“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

有一些作家，他们在这一集团时间较短，或文学成就不高，如刘穆之、徐羡之、檀道济、谢绚、王镇恶、刘虔之、刘简之、庾悦、谢景仁、张茂度、江夷、羊玄保、袁湛、褚秀之、褚淡之、褚叔度、庾登之、殷穆、羊徽、刘湛、谢述、谢方明、孔季恭、王华、沈叔任、徐长宗、裴寿孙等人，本书不再详细叙述。

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刘裕集团中有文学之士，如谢灵运、谢瞻、谢晦、颜延之等；有儒学名家何承天、臧焘、徐广；有史学家裴松之；等等。刘裕出身寒素，没有多少知识，心理上存在自卑感。如《宋书·郑鲜之传》记：“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为了使自己被士族接纳，刘裕对自身文化素质提高非常重视，如《宋书·刘穆之传》记：“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刘裕也很热心文学，在他的领导参与下，这一集团的文学活动非常频繁。

刘裕集团最引人注意的文学活动是彭城大会。《宋书·王昙首传》记：“(高祖欲北伐，昙首)与从弟球俱诣高祖，时谢晦在坐，高祖曰：‘此君并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昙首答曰：‘既从神武之师，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悦。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高祖大笑。”此次活动应当发生在义熙十二年(416)九月至十三年(417)正月之间，与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彭城大会相区别。《南史·谢晦传》记：“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臣并作。”同传本条后又记：“刘穆之遣使陈事，晦往往异同，穆之怒曰：‘公复有还时不？’及帝欲以晦为从事中郎，穆之坚执不与，故终穆之世不迁。及穆之丧问至，帝哭之甚恸，曰：‘丧我贤友。’”刘裕北伐期间，刘穆之在京总领机务，“(义熙)十三年，疾笃，诏遣正直黄门郎问疾。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高祖在长安，闻问惊恸，哀惋者数日。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可见在义熙十二年(416)刘裕驻扎彭城期间，曾经举行过文学活动，刘裕甚至还要一试身手。此次活动成员除材料中出现的以外，其他现在已经难以考证。

刘穆之病卒后，京师空虚，刘裕恐他人乘虚而入，义熙十四年(418)正月，放弃北伐，转回彭城。驻扎彭城期间，孔季恭辞职还乡。为送别孔季恭，刘裕集团也举行了文学活动。《宋书·孔季恭传》记：“高祖北伐，季恭求从，以为太尉军谘祭酒、后将军。从平关、洛。高祖为相国，又随府迁。宋台初建，令书以为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又让不受，乃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谢灵运、谢瞻均参加了这次活动，都创作了《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以为，此次大会参加者中又有王昙首、谢晦、刘义恭等。刘义恭不可能参加此次活动并有诗作留下，《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记义恭于前废帝永光元年(465)被杀，时年五十三岁，则其生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刘义恭不大可能五岁就能写诗，他的《彭城戏马台集诗》当作于后来他自己出守彭城时，考另见。

在北伐过程中，也有一些文学活动，如《宋书·武帝纪》记：“军次留城，经张良庙，令曰：‘夫盛德不泯，义在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大拯横流，夷项定汉，固以参轨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显晦之间，窈然难究，源流渊浩，莫测其端矣。涂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残，遗象陈昧，抚迹怀人，慨然永叹。过大梁者或伫想于夷门，游九原者亦流连于随会。可改构榱桷，修饰丹青，蘩行潦，以时致荐。以纾怀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此文为傅亮所作。张良是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的重要人员，刘裕自认是汉楚元王刘交之后，自然想与汉代皇统建立联系，他礼敬张良的意图非常明显。对于此次文学活动，南齐王俭《七志》记：“宋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谢瞻所赋，冠于一时。”谢瞻与郑鲜之的《经张子房庙诗》保留至今，其他作品惜乎不传。以谢瞻诗歌为例，诗中先颂扬了张良助汉高祖安定天下的功绩，然后云：“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两烛河阴，庆霄薄汾阳。銮旌历颓寝，饰像荐嘉尝。圣心岂徒甄，惟德在无忘。”这几句赞美了刘裕北伐的伟大成就以及不忘先朝旧臣的“圣心”，基本已经将刘裕作为比肩尧舜的圣君看待，其诗意《文选》六臣所注甚详，可参看。

刘裕登基之前，这一集团的其他文学活动如《南史·谢晦传》记：“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晦咏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帝流涕不自胜。”此次活动不是进行创作，而是朗诵前人名作，借以述怀，说明刘裕对诗歌的遣情功能有所了解。又如《宋书·王弘传》记：“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人称其简举。”从“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可以看出，刘裕集团的文学活动中，歌功颂德的成分在义熙年间就已经明显，初步具备了宫廷文学集团的特征。

刘裕登基之后，这一集团的活动开始偏向于宫廷文化建设。如《宋书·乐志》记：“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而群体性文学活动如永初二年(421)的曲水宴会，谢灵运有《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其中云：“详观记牒，鸿荒莫传。降及云鸟，曰圣则天。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时物芳衍。滥觞逶迤，周流兰殿。礼备朝容，乐阕夕宴。”顾绍柏认为此诗作于永初二年(421)三月三日曲水之会上，因为诗中明显有颂扬刘裕禅代的意味，其说可从。颜延之此次聚会也有作品问世，其《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云“於赫有皇，升中纳禅”，明显是作于永初中，与谢灵运作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此次聚会肯定还有其他文人，当然也有作品问世，现已不可考。

另外，永初三年(422)武帝驾崩，宫廷文人的文学活动也很集中，谢灵运有《武帝诔》，颜延之有《武帝谥议》，其他作家也应当有相关作品问世，惜乎不存。

二　以宋文帝为核心的宫廷文学集团

宋文帝刘义隆早年受到较好的教育，与其父一样重视文学。元嘉二十三年(446)，他在诏书中说：“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可见他很早就对文学感兴趣。《隋书·经籍志》记宋文帝有集七卷，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他的诗歌现有3首。但他对权力有极强的掌控欲。《宋书·颜竣传》记“元嘉中，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因此元嘉时期诸王幕府成员流动性极大，而宫廷文学集团却非常庞大。

文帝继位之前，虽然只是一个藩镇诸侯，但颇得刘裕倚重，他周围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才，如谢弘微、王球、王华、王昙首、羊徽，人数虽少，却都出身名门，而且长期在他府中任职。即位后，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也被吸引到他的周围。

谢灵运。第一次隐居会稽时期，谢灵运诗名大盛，元嘉三年(426)，徐羡之等诛后，文帝起谢灵运为秘书监，并让范泰敦劝其出山。谢灵运入京之后，“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后谢灵运数次被人诬告谋反，文帝多方救济，但权臣义康为树立权威，借口杀死了谢灵运。谢灵运对文帝的创作有直接影响，文帝有《登景阳楼诗》，其风格明显有学谢的特点。

范泰。他是晋宋之际的著名作家，文帝初期，主要活动于京城，其《论沙门踞食表》也是为回答文帝而作。

颜延之。元嘉之初，颜延之被排挤，出守始安，元嘉三年(426)，徐羡之等诛后，文帝立即将他召回，《宋书》本传记：“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在谢灵运被杀后，颜延之得罪权臣义康，文帝同样多方保护。颜延之免官闲居期间，文帝依然对他的文学才华极为重视，元嘉十七年(440)袁皇后薨，文帝召其作诔。同年，义康败，颜延之复出，从此之后基本没有离开京城，成为当时著名的宫廷文人。

何承天主要以儒学著称，据《宋书》本传，自元嘉十六年(439)后，何承天一直在京城任职，成为当时著名的宫廷作家。《宋书·符瑞志》记：“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会稽山阴商世宝获白鸠，眼足并赤，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时任太子率更令的何承天上表及颂。《宋书·五行志》记：“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黄光，洞照于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谓之荣光，太平之祥，上表称庆。”

范晔，元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音乐家，文帝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任其为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参与机密。《宋书·范晔传》记：“(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五卷，并撰《后汉书》九十七卷，《后汉书赞论》四卷，《汉书缵》十八卷。

沈演之，字台真，吴兴武康人，据《宋书》本传，沈演之出身将门，却喜爱读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符瑞志》记：“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嘉禾旅生华林园及景阳山，园丞梅道念以闻，……中领军吉阳县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颂》。”又记“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鸠又见”，中领军沈演之上表及颂。沈演之先在义康府中，尽心于朝廷，义康败后，得文帝重用。

释慧琳，他虽是僧人，却是一位文义之士。他先得庐陵王刘义真赏识，在元嘉年间又极得文帝赏爱。《宋书·颜延之传》记：“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宋书·夷蛮传》记：“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均善论》作于元嘉十一年(434)左右，又《宋书·彭城王义康传》记义康败后，“上又遣沙门释慧琳视之”。显然，元嘉十一年到十七年(434～440)，慧琳已经是文帝身边一个重要人物。《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九卷。

王僧绰，琅邪临沂人，王昙首子。《宋书》本传记其“幼有大成之度，弱年众以国器许之。好学有理思，练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见，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胜。袭封豫宁县侯，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元嘉二十八年(451)，迁侍中，参与机密，为文帝亲信大臣，后为刘劭所杀。《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一卷。

袁淑，字阳源，袁豹子，元嘉时期著名文学家。《宋书》本传记其“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又记“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是当时著名宫廷作家，后为刘劭所杀。《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一卷。

裴松之，《宋书》本传记他奉文帝之命注《三国志》，书成，文帝称之为“不朽”之作。又继何承天编纂国史，对元嘉时期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何尚之，《宋书》本传记：“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尚之有《列叙元嘉赞扬佛教事》一文，记载了元嘉时期文帝与何尚之关于佛教的一次谈话。可见，文帝对何尚之是比较重视的。《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卷。

徐爰，字长玉，南琅邪开阳人，是出身寒门的才学之士。《宋书·恩幸·徐爰传》记：“太祖初，又见亲任，历治吏劳，遂至殿中侍御史。……太祖每出军行师，常悬授兵略。”《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六卷(梁时十卷)，并有《系辞注》二卷，《礼记音》二卷，《宋书》六十五卷，又合《皇览》五十卷。

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在元嘉宫廷中也崭露头角，代表人物是谢庄。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谢弘微子。《宋书》本传记其：“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及长，韶令美容仪，太祖见而异之，谓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曰：‘蓝田出玉，岂虚也哉。’”据《宋书》本传，元嘉二十九年(452)，谢庄除太子中庶子，在一次宫廷文学活动中，其所作《赤鹦鹉赋应诏》，为袁淑所赏叹。

以文帝为核心的宫廷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也非常频繁。

元嘉初年，社会处于发展之中，宫体文学活动不多，但也值得注意。如《高僧传·宋京师道场寺释慧观》记：“元嘉初三月上巳，车驾临曲水会，命观与朝士赋诗。观即坐先献，文旨清婉，事适当时。”这一材料记述了元嘉初年一次宫廷文学活动，产生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难以考察，但它记载了佛教徒参与宫廷文学活动的事实。又如《南史·颜延之传》记：“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此次活动时间难以确定，但据此可以看出，谢灵运、颜延之才性有别，也说明二人均得文帝赏识，君臣之间存在文学上的交流。

元嘉十年之后，社会得到了较大发展，宫廷文学集团的活动比较频繁。如元嘉十一年，江夏王刘义恭、衡阳王刘义季出藩，据颜延之《应诏曲水作诗》题下注引《宋略》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褉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赋诗。”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备叙其事：“加以二王于迈，出饯戒告，有诏掌故，爰命司历。献洛饮之礼，具上巳之仪。南除辇道，北清禁林。……方且排凤阙以高游，开爵园而广宴，并命在位，展诗发志，则夫诵美有章，陈言无愧者欤。”此次活动除颜延之有一诗一文保留之外，其他作品均已散失。又如元嘉十八年(441)，在文帝的参与下，也有文学活动，颜延之《赭白马赋》序云：“乃有乘舆赭白，……服御顺志，驰骤合度。齿历虽衰，而艺美不忒。袭养兼年，恩隐周渥。岁老气殚，毙于内栈。……有恻上仁，乃诏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弊，敢同上赋。”此赋据文中“惟宋二十有二载”看，当作于元嘉十八年(441)，是文帝诏群臣所作赋中一篇，其他作品无考。又如元嘉二十二年(445)，皇太子释奠国子学，《宋书·礼志》(一)记：“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豫。”《礼志》(四)亦云：“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皇太子释奠是当时社会中的大事，宫廷作家借此机会颂扬皇权，展示才华，产生了很多作品，现存如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作诗》(题下注云：“《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释奠于国学。”《宋略》所记时间当有误或后来字有所脱)、王僧达《释奠诗》、何承天《释奠颂》等。又如《宋书·谢庄传》记：“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袁淑赋现已佚失，其他作家作品亦难考，唯有谢庄的作品保存下来。

还有一些文学活动，仅能大致确定其时间。如文帝、颜延之、江夏王义恭均有《登景阳楼诗》，应当是同时同题之作。《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景阳楼”条记：“今法华寺西南精锐中军寨内，遗址尚存，里俗称为景阳台。”“考证”曰：“《舆地志》宋元嘉二十二年广华林园，筑景阳山，始造景阳楼。”《宋书·何尚之传》记：“(元嘉)二十二年，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州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工人，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但《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三年(446)记：“是岁，大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筑景阳山于华林园。”《宋书·张永传》记：“二十三年，造华林园、玄武湖，并使永监统。”可见玄武湖与华林园开工于元嘉二十二年(445)，二十三年(446)可能完工。文帝与颜延之、义恭之作当作于二十三年(446)之后。文帝诗云：“崇堂临万雉，层楼跨九成。……蔓藻嬛绿叶，芳兰媚紫茎。”“士女眩街里，轩冕曜都城。”显然写春天于高楼上所见之景。颜延之诗云：“观风要春景，月榭迎秋光。沿波被华若，随山茂贞芳。”义恭诗云：“弱蕊布遐馥，轻叶振远芳。”“通川溢轻舻，长街盈方箱。”他们的诗歌反映出的时令、内容一致，故可以确定是同时所作。而且此次登楼活动时间应该在元嘉二十四年(447)或二十五年(448)，因为二十六年(449)春，文帝巡行丹徒，五月返京，二十七年(450)军兴，二十八年(451)春军罢，二十九年(452)社会尚未从战争之后恢复，不可能出现“士女眩街里，轩冕曜都城”“通川溢轻舻，长街盈方箱”景象。因此定于作于元嘉二十四年(447)或二十五年(448)是合适的。

另外，在宫廷文学集团成员之间，也有文学活动。如颜延之《白鹦鹉赋》序云：“余具职崇贤，预观神秘，有白鹦鹉焉，被素履玄，性温言达，九译绝区，作瑞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赋。”《宋书·符瑞志》记：“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献白鹦鹉。”而颜延之此时当在国子祭酒任上，故云“具职崇贤”。从此序中可以看出，始兴王浚献白鹦鹉后，宫廷中的作家曾进行过文学活动，现存的作品仅有颜延之的赋。

宋文帝执政时期是南朝文学发展的黄金阶段，元嘉文风的形成与之关系密切。一方面，文帝对文坛的推动之功不容忽视，他将社会上最优秀的文人汇集到自己周围，组织、参与文学活动，逐渐将展现帝王治下社会的和谐优美、颂扬君王的文治武功作为新的文学内涵渗透到社会文学思潮之中，并由此建立了自己认可的文学话语内涵，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充满了浓郁的宫廷气息。元嘉诗坛对外物细腻描写的写作习惯与范式，虽然是谢灵运所创，但真正能将其推及整个诗坛的，却是具有文化核心地位与文化扩散能力的宫廷，因为此时之宫廷正是社会话语权的集中体现者。文帝对文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时文坛。纵观文帝时期的应制诗歌，作品数量多，而且成就高，如颜延之有《应诏观北湖田收诗》《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拜陵庙作诗》，范晔有《乐游应诏诗》等，均为《文选》收录。因此，元嘉时期的应制诗歌具有一定的典范意味，文帝掌控话语权的文学实践无疑是成功的。

三　以孝武帝为核心的宫廷文学集团

孝武帝在文帝诸子中最富文学才华，《宋书·鲍照传》曾记：“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无论这句话的真实性如何，都说明孝武帝精通文学。据《隋书·经籍志》，孝武帝有集二十五卷(梁时三十一卷)，现存诗歌二十六首，赋两篇、颂两篇、赞五篇、铭一篇。在《诗品》中被列入下品，钟嵘称其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

孝武帝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孝武帝为藩王时的幕府成员，另一部分是文帝时期遗留下来的宫廷文人。其幕府成员主要有：张畅，曾任刘骏安北将军长史；王僧达，元嘉三十年曾任刘骏长史；颜师伯，曾任刘骏安北行参军、南中郎府参军事、主簿；等等。在孝武帝的幕僚中颜竣特别重要。颜竣，字士逊，颜延之子，《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四卷。《宋书》本传记：“初为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遂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世祖镇寻阳，迁南中郎记室参军。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职，不许。赐假未发，而太祖崩问至，世祖举兵入讨。转谘议参军，领录事，任总外内，并造檄书。世祖发寻阳，便有疾，领录事自沈庆之以下，并不堪相见，唯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时世祖屡经危笃，不任咨禀，凡厥众事，竣皆专断施行。”

孝武帝即位之后的宫廷文人主要有：

颜延之。颜延之卒于孝建三年(456)，孝武即位时已经处于晚年，但孝武帝对他还是非常重视，在抚恤袁淑一事中，颜延之起草了两份诏书。又《南史·谢庄传》记孝武帝问延之谢庄《月赋》事，可见在文学上非常推崇颜延之。

谢庄。谢庄是孝武帝时期宫廷文人的代表，《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九卷。他在孝武登基之后基本在朝任职，参与了众多宫廷文学活动。不仅是朝廷重臣，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

沈怀文，字思明，吴兴武康人，《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二卷(梁时十六卷)，并有《随王入沔记》四卷。《宋书》本传记其“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尝为楚昭王二妃诗，见称于世”。孝武大明中任侍中，得孝武宠信，因直言得罪孝武，被杀。

鲍照，字明远，东海人，他是元嘉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卷。元嘉年间，鲍照一直混迹于诸王幕府中，而孝武帝因为赏识他的文学才能而将其吸收到自己周围，虞炎《鲍照集序》记：“孝武初，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但《宋书》记“照悟其旨(孝武帝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为文多鄙言累句”。事实并非如此，鲍照集中有《夜听妓二首》《咏史诗》《咏秋诗》《秋夜诗二首》；孝武帝也有《夜听妓诗》《咏史诗》《咏秋诗》《秋夜诗》。现在虽然找不到证据说明这些诗歌是同题同时之作，却也值得注意，而且鲍照诗歌中也存在应孝武帝诏作品，如《侍宴覆舟山诗二首》，题下注曰“敕为柳元景作”，钱仲联以为此诗是鲍照元嘉三十年(453)秋，奉孝武之命为柳元景作。

江智渊，《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九卷。《宋书》本传记：“智渊爱好文雅，词采清赡，世祖深相知待，恩礼冠朝。上燕私甚数，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渊常为其首。”

何偃，字仲弘，何尚之子，是孝武帝时期著名宫廷作家，《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十九卷，并有《毛诗释》一卷。《宋书》本传记：“元凶弑立，以偃为侍中，掌诏诰。……会世祖即位，任遇无改，……亲遇隆密，有加旧臣。……侍中颜竣至是始贵，与偃俱在门下，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

苏宝生，是孝武时期出身寒门的作家，《隋书·经籍志》记其有集四卷，传附《宋书·王僧达传》后，记其：“苏宝者，名宝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元嘉中立国子学，为《毛诗》助教，为太祖所知，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又《宋书·恩幸传·戴明宝传》记武陵国典书令董元嗣被刘劭所杀，“世祖事克，追赠员外散骑侍郎，使文士苏宝生为之诔焉”。

徐爰，《宋书·恩幸传·徐爰传》记：“时世祖将即大位，军府造次，不晓朝章，爰素谙其事，既至，莫不喜说，以兼太常丞，撰立仪注。”徐爰还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本传记：“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大明)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

值得一提的是，孝武帝猜忌诸王，重用寒素，导致宫廷作家中寒族文人比例开始上升，给逐渐走向极端的元嘉文风留下了再次转移的契机。这些寒族作家的代表是鲍照、苏宝生、汤惠休、徐爰、戴法兴等人，他们的文学成就很高，鲍照是元嘉三大家之一，苏宝生、戴法兴、汤惠休则位列《诗品》下品。在宫廷背景下，他们的文学创作要向孝武帝的话语体系靠近，但宫廷也给他们机会与当时文坛核心人物颜延之、谢庄等人交流、学习，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然而在私人创作语境中，他们则拥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较之士族，这些寒族作家受儒家雅正文学观念影响小，容易接受新的文学因素，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因而与主流文风略异。鲍照与汤惠休诗歌造语新奇，感情表达较之士族作家更加自由，大胆运用歌行体、吴歌西曲等乐府体制，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在宫廷，这些寒族作家的创作必须服从孝武帝的话语权，但他们同时也是孝武帝控制朝臣政治手段的组成部分，代表了皇权的威压。所以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这种身份，则有利于他们扩展自己的文学影响。

以孝武帝为核心的宫廷文学活动较多。如孝建三年(456)，他曾与臣下有联句活动，其《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台诗》云：“九宫盛事予旒纩(帝)。三辅务根诚难亮(扬州刺史江夏王义恭)。策拙枌乡惭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折冲莫效兴民谤(领军将军元景)。侍禁卫储恩逾量(太子右率畅)。臣谬叨宠九流旷(吏部尚书庄)。喉唇废职方思让(侍中偃)。明笔直绳天威谅(御史中丞颜师伯)。”据《宋书·孝武帝纪》，义恭任扬州刺史时间在孝建二年(455)十月至三年(456)秋七月；竟陵王刘诞任南徐州刺史是从孝建二年(455)十月开始；颜师伯任御史中丞据《宋书·颜师伯传》在臧质反之前，即孝建二年(455)之前。综合上述材料，此诗作于孝建三年(456)三月三日。又据《宋书·谢庄传》记：“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宋书·孝武帝纪》记大明三年(459)十一月“西域献舞马”，此次活动中其他作家的作品均已散失，唯谢庄的《舞马赋应诏》得以保留。大明五年，宫廷文学活动较多，可考者如《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所记：“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此次活动参加者不可考，作品亦无保留。又如《宋书·符瑞志》记：“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谢庄有《和元日雪花应诏诗》一诗传世，其他作品现已佚失。大明六年(462)孝武帝宠妃宣贵妃去世，宫廷作家包括孝武帝本人都作文哀悼，主要有孝武帝《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谢庄有《宋孝武宣贵妃诔》《殷贵妃谥策文》、殷琰有《宣贵妃诔》、丘灵鞠有《挽歌诗三首》、谢超宗作《殷淑仪诔》等。

孝武帝宫廷文学集团中还有一些文学活动时间难以确定，如《宋书·沈庆之传》记：“上(孝武帝)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沈庆之虽不是文人，却能作出这样的诗，说明了当时社会对文学已经普遍较为热衷，也说明了孝武帝非常热衷于此类宫廷文学活动。

需要指出，始平王子鸾集团实际是孝武帝宫廷文人集团的外延。子鸾，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孝建三年(456)生，《宋书》本传记：“大明四年，年五岁，封襄阳王，食邑二千户。仍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户邑如先。五年，迁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领南琅邪太守。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鸾之府、国。”因此在子鸾周围也有一些著名文人。同时顾琛、萧道成、张岱、何戢、王僧虔、谢超宗、到、张融、丘灵鞠、江淹等永明作家也被引入，所以由于子鸾集团的存在，元嘉文学与永明文学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但在子鸾集团中，缺少可考察的文学活动，故本书不对其进行考察。

1. 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2页。
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6、1337页。
4.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47～1348页。
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91～1492页。
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4～1546页。
7.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7～1548页。
8.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1页。
9.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2页。
10.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2页。
11.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2页。
12.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7页。
1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69～1570页。
14.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6页。
1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9页。
1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6页。
17.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5页。
18.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8页。
19. 并见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2页。
20.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6页。
21.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2页。
22.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9页。
2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页。
24. 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1页。
25.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133页。
26. 李善等：《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27.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2页。
28.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3页。
29.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1页。
30.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53页。
31.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32.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41页。
3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9页。
34. 他们为宋文帝幕僚事分见《宋书·谢弘微传》《宋书·王球传》《宋书·王华传》《宋书·王昙首传》《宋书·羊欣传》。
3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2页。
3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3页。
37.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8页。
38.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0页。
39.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0页。
40.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5页。
41.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9～831页。
42.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9页。
4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02页。
44.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88～2391页。
4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2页。
4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0页。
47.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5～1836页。
48.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3页。
49.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6～2307页。
50.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67页。
51. 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4～265页。
52.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1页。
53.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5页。
5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40页。
5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7～368页。
5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5页。
57.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6页。
58.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67～2168页。
59.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4页。
61.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4页。
62.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1页。
63.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72页。
64.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0页。
65.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3页。
6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99页。
67.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2页。
68.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92页。
69.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9～1960页。
70.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2页。
7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929页。
72.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0页。
73. 见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256页。
74.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09～1610页。
7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08页。
7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8、2306页。
77. 沈约：《宋书·恩幸传·徐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7、2308页。
78.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4页。
79.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5～2176页。
80.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5页。
81.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3页。
82.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73页。
83. 《南齐书·文学传》：“灵鞠少好学，善属文。……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赏。”见《南齐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89页。
84. 《南齐书·谢超宗传》记：“新安王子鸾，孝武帝宠子，超宗以选补王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曰：‘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见《南齐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5页。
8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03页。
86.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