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
——中国岭南地区文学研究的倡言

一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与岭南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一言以蔽之，是指文官们对山水之美的发现由北向南的拓展。其阶段性特征表现在政治、地理和文体上。迁都、领土的扩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文官的派遣，正是在这三者由北向南推移的过程中，山水文学才得到了不断地深入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文人官僚，因此其发展与中国官僚体制的进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山水文学也不例外，并且关系更为密切。

学术界普遍认为，山水文学始于汉末魏晋时期，是当时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文人纷纷逃离官场遁入山林的结果。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带有很浓的老庄思想色彩，即所谓玄学为宗旨的“隐逸文学”倾向。对自然山水的喜好，在《老子》《庄子》中随处可见，从孔子的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在《孟子》里的梁惠王的庭园，《列子·汤问》里“知音”的故事中所讲述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琴乐的鉴赏法等中也得以充分体现。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先秦及周代时，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爱好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虽然如此，并没有因此而结出文学之果实。要将其以诗文的形式，以一定的篇幅表现出来，则须等到汉代官僚体制中文人的出现，诗与赋的表现形式得到发展以及此后由于社会动乱而引发的回归自然的潮流之后。对于这一点，据钱钟书（《管锥编》）引用清人恽敬（1757-1817）的《游罗浮山记》中的“古之善游山水者，以左徒为始”为证指出，积极地以山水景观为体裁的文学始于“行客、逐臣”，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不是隐士之回归自然，而是官僚被放逐地方的贬谪事件。例如，南朝宋代的谢灵运被公认为是山水诗的始祖，众所周知，谢灵运的山水文学是以左迁地永嘉郡为中心的浙江省的山水为舞台的，所以《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另外，不应忘记晋朝的王羲之，诚如盛唐的独孤及在《马退山茅亭记》中说到：“周王（穆）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及，……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遇右军（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诚如中唐的裴通在《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所讲的那样：“越中山水之奇丽者，剡为之最，剡中山水之奇丽者，金庭洞天为之最。”若论及对山水美的发现，当以会稽（唐代的越州）郡守王羲之意识到的为多。

中国古代的文官遭贬谪或者流放而不断地发现当地的山水之美，其背景是从西晋洛阳到东晋建康（即今南京）的迁都为止。不少人意识到这个地理上的变化——客观条件的变化。首都的南移，使得文官开始关注北方所没有的那些南方的自然景色。温暖的气候和秀丽的风光成了文官笔下的题材。与此同时，六朝的《方志》《山川记》的编纂也盛行起来，如在晋朝袁山松的《宜都山水记》、罗含的《湘中记》等以及由此汇集而成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山水之类的记述俯拾即是，这也反映了晋代以后南方开发的情况。可以说，晋代的北方文学与南方自然风光的交融，极大地拓展了山水文学的领域。编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山水之美，例如晋人袁崧（？—401）的《宜都山川记》里有这么一段：

此段引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34《江水》，《水经注》对唐代山水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可以说，这是文人在危险的三峡里发现山水美的第一个记载。在此之前，三峡因水流湍急，再加上暗礁险滩多，故被人一直恐惧，不敢接近。袁崧在此恶劣危险的地理环境里发现了所谓“山水之美”。除《宜都山川记》《水经注》外，还有晋人罗含的《湘中记》、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等，南朝人对于山水之美的发现，从华南的一些地理书中可窥见一斑。还有山水之美的发现与晋及以后的华南的开发与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晋代，北方文学与南方自然环境交融，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山水文学。王朝的南方经营和官僚的派遣这些政治因素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南方的经营涉及到文学创作的地方和题材，再加上南方经营须要更多的文官，这些都涉及到文学作者自身的变化。

继晋宋南朝之后，山水文学最兴盛的时代则是唐代。唐代山水文学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是以下几个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科举考试重视文学。国家政策上对文学的重视，普及了文人的诗文表现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二）道教与佛教比以往更为普及，特别是慧能、马祖等禅宗的盛行并向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佛徒修行在深山幽谷，走遍各地，与地方文官的交流，影响到了文学作者。（三）南方的开发与统治。岭南地区也是山水之地，但其山水与江南不同。唐代的岭南道，特别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于少数民族内乱频繁，设置了不少的小州郡，往这些地方派遣包括被贬谪者在内的文官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开元四年七月敕：如闻黔州管内县官员多阙，吏部补入，多不肯去。……自余管蛮獠州，大率亦皆如此”。“十七年三月敕：边远判官，多有老弱”⁽¹⁾。（四）流刑的修订。隋朝规定“流刑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到了唐代，改为“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²⁾。流放地延伸了一千里，说明那个地方在此之前是尚未开发的地区。衡州距京两千九百五十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多是属五岭的北麓及其以南地区。（五）政治斗争与流放。安史之乱时，许多文官逃难去江南等地，到了中晚唐时官场政治斗争更为激化，流放频繁，其地多是南方，岭南是三千里之地，流放最多。例如“江北人配岭南者，送桂、广府”⁽³⁾。

在唐代这种政治社会变化的背景下，文官发现所供职地区的山水之美并将其反映在作品中是很流行的。其代表性作家，我们可以举出元结、陆羽、独孤及、李渤、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吴武陵、元晦等等。那么，唐代山水文学与前代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唐朝的发展至少有以下两个新的倾向：一是与地域的变化相伴随的自然美的变化；二是与文学风尚相伴随的文体上的变化。

1．唐代山水文学的地理变化

说起来，唐代文学在作品发生地或者题材上，按地理上来划分，主要有三个地区：首先是长安、洛阳等都城；此外，作为地方，有西北草原、沙漠；再就是南方的瘴疠之地。唐朝以前的山水文学的主要作者有王羲之、孙绰、袁崧、谢灵运、谢脁等文官，其中包括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山水文学的舞台是江南地区，尤其以长江到洞庭湖周围的中游地区为中心。但到了唐朝，继续往南推移，从湖南的潇湘流域到五岭及其以南的广东、广西，后来岭南地区成为其中心。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举出永州、道州、郴州、韶州、桂州、柳州等地。严格地说，此地包括五岭北麓，因此应称“泛岭南”，但地理上以五岭为一线，而包括其南北麓一带，本文称为“五岭线”。该地区自然、文化相近而又与北方大相径庭，因此本文一致用“岭南”一词。这种地理变化直接表现在唐人的作品中。如，孟郊《越中山水》中的诗句“日觉耳目胜，我来山水州”；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的“越中山水之奇丽者，剡为之最”；白居易《冷泉亭记》中的“东南山水，馀杭郡为最”；刘禹锡《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中的“吴郡以山水冠世”等。苏州、杭州、越州等地，都位于长江下游以南，曾是晋宋以来山水文学的中心地。到了唐代，情况就不同了，诚如柳宗元《游黄溪记》中的“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永州）最善”；韩愈《燕喜亭记》中的“吾州（连州）之山水名天下”；《县斋读书》诗中的“出宰山水县（连州阳山县），读书松桂林”；刘禹锡《含辉洞述》中的“营道（道州）郁郁，山水第一”；《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中的“海阳（连州）又以奇甲一州”，沈佺期《自昌乐郡（韶州）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诗中的“我行山水间，湍险皆不若（一作“我行湍险多，山水皆不若”）。安能独见闻，书此贻京洛”；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中的“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中的“凡峤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记启》中的“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这些都表明了天下第一名胜从江南过五岭，移到了岭南地区。

这样，到了唐代，随着南方疆域的拓展以及文官的派遣，山水文学的中心由南朝时代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生存条件优越的长江中下游，开始向高温多雨、野兽出没、到处是毒动植物的五岭四周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迁移。

2．唐代山水文学的文体变化

文学的体裁在唐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唐代以前的山水文学可以说是以诗歌、辞赋为中心的；到了唐代，就多向《铭》《序》《记》为中心的散文领域，表现形式拓宽了。《铭》（包括“序”）的代表性作家是元结，《记》则有柳宗元。这与唐代古文的复兴有关。诚如宋代欧阳修所评“次山（元结的号）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不减（韩）愈之徒”（《集古录跋文》七）。宋代的董逌也认为“唐古文，始自（元）结，至（韩）愈后大成”（《广川书跋》八），元结与韩愈、柳宗元都是代表性的唐代古文作家。元结的山水文学是在道州、永州完成的；柳宗元是在永州、桂州、柳州；韩愈是在郴州、连州、潮州，刘禹锡则是在连州，大多属五岭北麓及岭南地区。他们都是古文作家。

此外，古文作家还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局面。岭南山水之美的发现与古文作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同之处。那就是：山水之美是作为被遗弃在穷乡僻壤中而发现的，这表明了一个心理过程。这种倾向在元结与柳宗元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关于这两人，宋代的高似孙评道：“（元）次山平生辞章，奇古峻绝，不蹈袭古今。其观柳州抑文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子略》四）后来清代的吴汝纶也说：“次元放恣山水，实开（柳）子厚先声。”（引自《唐宋文举要》）他们堪称唐代山水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们将岭南的山水之美与流放之感融为一体，由此萌生了对地方的同情以及对其优越性的发现，这跟耽于形式美矫饰的庙堂文学不同，却同方兴未艾的古文运动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如此说来，唐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文学的成熟，即不仅是通过科举制度促使文人官僚辈出，还以诗、赋、赞、颂、铭等多种体裁使作者的文学才情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唐代山水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对贵族趣味的都市化嗜好的反作用，并为朝气蓬勃的古文运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这样，中国的山水文学就其作品与作家的数量之多及除诗歌之外还有“序”、“铭”、“记”等文体的这一点来看，到了唐代，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的景象。加上以岭南地区为背景，题材得到了丰富，新的美景得以添加，中国山水文学愈加显得丰富多彩了。

由此，综观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勾画出以下轮廓：从汉代和西晋黃河流域的山水文学的萌芽期，到东晋至南朝宋代的长江流域诗歌繁荣的开花期，进而发展到唐代岭南地区诗歌与散文全面丰收的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