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桂林石刻的特点及其研究法
——《桂林唐代石刻之研究·前言》

一　石刻的史料性及分类

古人发明的金石是可以和今日的光盘相匹敌的记录媒体。他们刻入的符号跨越时空，成功获得了传达。现在我们看到的金石文字是千百年前的事实及讯息。这和后来出现的纸张、木简等的手写本和印刷本不同。手写本和印刷本因为可以长途搬运，所以在跨越空间方面有优势，但是却在跨越时间方面劣于金石。这个差异就是金石能和纸张、木简共存的理由之一。在金石方面，石刻不仅比青铜、铁器便宜，而且刻入、装饰等加工也容易，并且有耐腐蚀的特性。所以很早以前就被广泛应用。墓碑、墓志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和死者共同在土中却能永远的存在着。而在后世，认识到石刻不同于手抄本、印刷本的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大家所熟知的欧阳修《集古录》那样，开始进行拓本的收集⁽¹⁾，同时应用于作品的校勘，也尝试应用于史书的补充，也为欣赏和临摹而作了法帖。众所周知，直至今日石刻仍被作为第一手资料而广泛应用于文、史、哲学的相互订正补遗等方面。就唐代来说，最近出版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新编》、《全唐文拾遗》等收录的新资料中，依据石刻的就有很多。

对于岩石这种记录媒体的信赖及应用，从古到今，虽然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但在中国的却是内容涉及多个方面，非常的特别。例如从记录死者生平的墓碑、墓志开始，到记录同盟讨伐等政治事件，宗祠、寺庙、城池、庭院的建造，儒佛道的典籍，个人的文学、绘画作品，土地的契约等等，还包括都市、寺院、景观、人物等的各种图像，实际上涉及多个领域。即使在现代，不仅在以文学、历史、书法为中心的艺术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绘画、建筑、地理学、医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石刻的多样性，不仅仅体现在文字方面，也体现在线性的绘画等方面，比文献资料的范围更广。例如在清代复兴的金石学，叶昌炽的《语石》（1901年）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语石》中的四十二种分类较为成功地体现了石刻的多样性。但是四十二种分类其实过于详细，有必要对石刻进行大范围的分类。之后杨殿珣编辑的《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年）中，以《金石萃编》160卷、《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为代表，共收录了136种约1350卷的庞大的石刻资料，把它们分成了七类，如（一）“墓碑”；（二）“墓志”；（三）“刻经”；（四）“造像”（包括“画像”）；（五）“题名题字”；（六）“诗词”；（七）“杂刻”（包括“砖瓦”、“法帖”）。这是根据内容而进行的分类，在数量上也是适当的。现在，如果注意到这些分类的内容，就可以从里面发现历史的变迁了。这七类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大约分为前半部分的（一）“墓碑”、（二）“墓志”、（三）“刻经”、（四）“造像”一类和后半部分的（五）“题名题字”、（六）“诗词”一类。后者比前者流行得晚。这种现象反映了从记录事件本身扩大到了记录感想的方面，换言之，从史学扩大到了文学。刻石是始于地下的“墓志”、地上的“墓碑”、“刻经”波及到在岩石上“题名题字”、“诗词”，而且也出现根据个人嗜好、信手涂鸦的现象。唐代是石刻的展开期，这和当时中国山水游览的兴起和文学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北宋朱文长的《墨池编》⁽²⁾第六卷《碑刻》中根据时间和内容整理了大量的石刻，首先根据王朝时代分类，如《周碑》四件（收录数，下同。）、《秦碑》九件、《汉碑》九十四件、《魏碑》十一件、《吴碑》五件、《晋碑》十二件、《宋齐梁陈碑》十六件、《后魏齐周碑》二十五件、《隋碑》三十件，然后在唐朝又进行了下面的详细分类：

今据此作表而比较：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相对于唐朝之前历代的作品数量共206件（南朝禁止石刻）来说，唐朝一个时期却有893件，急增了4倍以上。所以对此有必要进行精细分类，大约分了十七种。而第16“艺文”成为了必要的种类，并且增加了相当的数量，有111件之多。而且这里的“艺文”和杨殿珣七分类中的“诗词”相当，属于文学类。但是分类却有问题。例如太宗的《登逍遥楼诗》和韩愈的《汉堂诗》归于第13“宫宇”类，却不在第16“艺文”类。另一方面“刻经”类却被归于第16“艺文”类，另外也注意到了第16“艺文”与第14“山水”是有区别的。在本书中收录的吴武陵《新开隐山记》也被归于第14“山水”类。被作为山水文学，广义上这一类分在文学类里也是恰当的。由此可见第16“艺文”中山水文学作品的增加最终导致了“艺文”类和“山水”类的细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