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脚步跨进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对于亲历的二十世纪作一番回顾，不管是就个人的经历、学术的历程甚或社会的历史，无不如此。就中，单从红学来讲，在这过去不久的一百年间，不但历久不衰，且早已成了国际性的显学，这真是一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学术领域。也就因此，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回眸，即使是短短瞬间的回眸。

在这一百年间，红学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其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过分的。其间，具有真知卓识而足以超越前贤、启迪后学的著述也不胜枚举，所以，要对上个世纪的红学作全面回眸，对于腹笥贫乏的我辈来讲，那真的只能是望洋兴叹了。这虽然不能看作“挟太山以超北海”，却也绝对不是“为长者折枝”。怎么办？那就只能就个人感知所及，拉杂写点感想，自然属于回眸范围的感想。

二十世纪的红学，大体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起初，是以蔡元培、王际真等为代表的索隐阶段。他们出于民族革命的要求，以索隐为手段，显幽钩微出排满反清的民族大义，此即所谓“旧红学”。洋博士的胡适，在白话文学的热潮中，却以固有的考证方法去追寻《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并进而提出了创作缘起的自传说，于是便有了新红学的兴起。与此同时，王国维以西方的悲剧理论来衡论《红楼梦》的思想文学意义，这实在开了红学理论评论的先河；俞平伯则以其深厚的文学涵养，着重从鉴赏的角度对《红楼梦》的文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赏析，从而完成了红学鉴赏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后，就是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了，虽然经历了一九五四年的红学论争和“文化大革命”的短暂平静，但却遮挡不住诸家蜂起、群隽争秀的繁荣局面，因而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新说并起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有点让人迈上了红学的山阴古道，确实令人目不暇接，不要说细致回眸，早已经目迷五色了。

反思二十世纪的红学史，有许多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现象。索隐派的蔡元培既已被胡适讥为猜笨谜，以确凿的史料证明索隐派的荒谬，索隐派似乎应该寿终正寝了，但是不，在以后的相当时期里，乃至今天，索隐派却时隐时现，有时甚至相当活跃，索皇族内争、索显宦秽事、索曹家家史，简直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首创文学评论的王国维，大概由于他的过早离世，后人来不及进行驳难，且由他开启的这一学术道路，继起者大加发扬，新观点、新方法的不断引入，从而对《红楼梦》做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评价。而对胡适，则由于其政治态度的向背，在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石之后，则经受了严厉的批判，可是一旦时过境迁，特别是近年以来，胡适的考证红学重又获得了推崇，即使早已同他划清了学术界线的学界精英，也一往情深地续接了学术前缘，而不少红学新进，更将考证方法运用到文本的勾索，所得成果真是淋漓尽致。俞平伯偏于鉴赏的红学研究，虽曾一度受到指责，却也并未改变他对《红楼梦》继续作出独出心裁的鉴赏评析。回顾这一段红学史，总会令人想到：学术发展的历程大概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不会是直线式的，它也总是曲折前进的，不管是层层叠升式还是迂回曲折式，或者竟是新陈代谢式，不断催生着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但它总是不断发展前进的，而且新旧之间也并不就是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对此，人们可以比作后人踏着前人的肩膀前进，也可以说成是否定之否定，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这一总题目的。

如今，不但王国维早已沉入了宁静的昆明湖，胡适也猝然倒在了他为之驰骋一生的学术讲坛之上，连俞平伯也于十六年前的一九九〇年安然长眠了。现在所留给我们的只是他们在孜孜矻矻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既是供我们作学术回眸的景点，更足以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并进而由此孕育新的学术新见，将其视作良好的学术种子和丰腴土壤是毫无疑义的。而这就有必要选印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了。

俞平伯曾自言，在《红楼梦研究》印行的二十七年之前，他有过一本《红楼梦辨》，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他有一些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红楼梦研究》的诞生，这自然可以看作后者是对前者的修订版，不过，这已经是一九五〇年的事了。到俞平伯去世的一九九〇年，时间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其间他又有大量《红楼梦》研究著作问世，其中自然也发生过不少见解的变化，这是可以意料并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的。所以，在选印他的代表作《红楼梦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其在此之后特别是晚年的著作。

“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已经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虽然几经沧桑，但对他所挚爱的红学却仍不能忘情，仍然关注着、思考着红学动态和研究状况，情不自禁地发而为文，这就是《乐知儿语说<红楼>》、《旧时月色》和《索隐与自传说闲评》等篇什的出现。只不过，他的年事毕竟已高，似乎已经力不从心，因而从他的这些文章中，我们虽然依旧能够感受到他思维的细密和见解的卓绝，学术的智慧之光不时地闪耀，但这些却只蕴含在他那一则则、一段段的文学随笔之中了，再想阅读他早年那些分析周全、论述完整的洋洋大文已经不可能了。

俞平伯晚年的几篇文章，产生于思想复苏、学术复苏的大时代，同时也是他个人红学研究复苏的新时期，其中有些是对旧时观点的重述，有些是对新见解的表露，这都可看作他红学研究的最后订定。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有：他以为续书有不少地方脱离了曹雪芹的构想原意，黛、钗的悲剧命运应该是黛先死、钗后嫁，他还以为索隐和自传说有殊途同归的趋势等等，所有这些都能给予我们不少新的启迪。

一部十卷本的《俞平伯全集》，除第一、二卷的诗歌、散文创作和第七、八、九卷的书信、日记外，其余五卷的研究著作中关于《红楼梦》的就占了三卷，可见分量之重，而且从时间段上看，始于一九二一年，止于一九八一年，几乎贯穿于他学术活动的全过程。而这里所能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愿这一小部分著作能够给予人们在红学回眸和重新起航方面稍有贡献。

魏同贤于双山

200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