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带着泪，也要笑着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宿命。

有个朋友姓贾，虽已在杭州城里做了厅官，但仍在乡下老家选了最好的地势，盖了村里最好的房子。

其实，他肯定是不大会去常住，因为他娶了城里的媳妇，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那里，除了他自己的童年和父辈的乡恋，与下一代几无交集。不要再想着家族基业万古长青，也许，下一代的时间和空间，都在欧美，或者在非洲的某个部落里。就如同那个娶了非洲某国酋长女儿的温州商人一样，其后人可能已经在所在国竞选总统了。

亦有个朋友姓贾，名言便是，任何时候，“早发早移”，即赚即走都是正确的选择。

就是这么奇妙，我们已经被完全纳入一个更大的空间和时间，度量生命的存在和意义。

你在，世界便在；你不在，世界便不在。正如慧能大师所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

心动，才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还好，在被人们日复一日取笑的“文艺犯”身上，竟然还有这个遗存。

另一种归乡

2015年春节，我带着儿子去弟弟家过年。父母在城里帮弟弟带儿子，跟所有进城的老人一样，带大了儿女辈，又要帮着带大孙子辈。

父亲是个北方老头儿，生活自理尚且无暇，更何况带孩子。无非，他是与在异乡的母亲做伴，好让她不致过于无聊。

老太太带孩子，只要一下楼，自然就有许多老太太上来搭话。有些关系好的，据说都要将母亲送至楼门口才分手告别。想来，大家的处境都一样，有个人说话，总算不至于变成哑巴。

这可苦了父亲。他每日几上几下楼，却无人搭话，只要久不开口，“嘴里就发臭了”。后来，他终于发现门口的保安其实是个闲人，于是有事没事就去搭讪，终于“嘴没那么臭了”。

有一次，父亲下楼，半路折返。母亲惊问其故，父亲不答，只顾抱头发闷。再问，却道不知将如何。看父亲如此寂寞、苦闷，母亲一阵凄惶，向壁垂泪。想父亲在老家吃东家喝西家，脚不沾自家门，好不快活；进得城来，不懂普通话，不懂城里风俗，到处搭话而不可得，堪若进了监狱。

这样的老人自然也不止父亲一人。那日弟弟去买菜，看到一陕西来的老太太拿着五毛钱买菜，可在海南这里，五毛钱连一只辣椒都买不到。老太太气得大骂菜贩子欺负外地人。弟弟好心上前提醒老太太：这里的确是这个价。

海南的蔬菜多半自大陆运来，贵得一塌糊涂。父亲去买菜，只问不买，搞得那些卖菜的看到父亲，只装作没看见。父亲经常逛来逛去，只是搭不上话。连菜市场都拒绝父亲。

那日他在楼下捡纸箱，发现了一个别人丢弃的漂亮的花盆，赶紧拿回家来，却发现家里没有花草，花盆根本派不上用场。

母亲说，干脆向老家买些辣椒籽，种些在阳台上，也好摘来吃。

这便提醒了父亲。不几日，阳台上摆满了捡来的各色花盆，有一个是船形的，有一个是大茶壶，有一个是塑料大洗盆，形色各异，估计集中了全国各地不同风格的花盆。

小小的阳台上，父亲每日像检阅他的部队一样，精心侍弄。有个盆是专门的苗圃，等苗发出来之后，再移栽到其他盆里。有个盆里，是从老家连根带土拿来的草莓。草莓长得盛，又分出一盆新的来，只是直到现在，只看到草莓开花，却未见过草莓果。

种得最好的还是辣椒，以前结的果实多，吃不过来。现在这一批，估计是籽不行，只结了三枚果子，只开花不结果，剪了枝重长出来，还是如此。

去年五一节，我带女儿去海南。小孩子在家里闲得无聊，也与爷爷奶奶生疏，玩不起来。直到有一天，女儿发现爷爷在阳台上给辣椒浇水，赶紧冲上去帮助爷爷洒水。这下，爷孙终于找到了共同爱好。从起床开始，每隔一阵就浇一次水，我担心大太阳底下浇太多水辣椒会死掉，父亲却毫不在意，只要孙女喜欢，他就随时伺候。于是，爷爷在后面抬着水壶，孙女在前面负责洒到花草上，不亦乐乎。

这次去，侄子已经长大了。那天逛超市，我给他买了几只老虎、狮子的玩偶，这下可好了，侄子每日牵着他的狮子、老虎到辣椒盆里去吃菜，先是把土刨出来，被弟弟制止；接着，干脆把苗折断喂老虎、狮子。

父亲辛辛苦苦养了几个月的苗，就这样被侄子一棵一棵地喂了老虎、狮子。我们当然提醒过他，老虎只吃肉，不吃辣椒，可他哪里能信呢。

更糟糕的是，我一岁半的儿子自从在海边玩过沙，回来看见沙样的东西就抓来玩，这些盆里的泥土，自然是遭了殃，撒得到处都是，菜根都露在外面。父亲发现了，心疼得不行，把苗一棵棵扶正，土一点一点地扫回去，重新培好。我觉得，那基本上是得复种了。

饶是如此，这方小小的菜圃，父亲还是侍弄得井井有条。也许，从来不在乡下种菜的他，在城里找到了唯一可以做成的事情。它让父亲的时间有了去处，也间接地让自己做了点贡献，哪怕只是半年长了三个辣椒。

有时静下来，月光下“察人可以知己”，就在想，再过二十年，我是否也会如父亲这般。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我爷爷的亲弟弟，也就是二爷爷，与湖北籍的媳妇在新疆生活了大半生，最终回到湖北，在那里终老。据说他对老家田园的向往，无时无刻不在脑际萦回，却不得而终。

如果在江南的土地上，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园，种上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瓜果和鲜花，会不会让生活更美好？

其实，岳母大人已经根据我的口味调整了菜谱，比如他们以前从来不吃的韭菜、辣椒，现在一日不落，气得岳父大人每顿饭都只吃一半。

那要是我老了，谁还照顾我的口味？

如果我能够在这里复制泉下老家的菜品，是否可以不再老来思归？毕竟，叶落归根的实质，有时候不过是叶落归舌。味蕾的满足，足以抵消对西北老家的想念。

想母亲一生的追求不过是拥有一个菜园，如今六十岁，竟无法实现。母亲的娘家在马家小湾，那里适宜种植，是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加之村小，每户都有一亩菜地在门口，自是一派田园自得。而自嫁到朱家，门口即悬崖，门前屋后连树都能干死，庄院挨家挨户，哪有地方落脚种菜？母亲念叨一生，奋斗一生，终未成就这个小小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要圆母亲一生未了的一个心愿。

那么，归田，其实是另一种回归故乡、回归童年、回归农村的方式，只不过，这地方叫江南。

一座有花有果的小院

岳父排行老大，当几兄弟在仕村站稳脚跟后，他们马上开始了家园的营造。

据说张家老宅在更靠近水库的桥头那一带，后来搬迁到现在村子的中心。这相当于将家从火车东站附近搬到了武林广场，且还有个半亩大的院子。

岳父自信他的选择，也得意于他的选择，直到我们弃之如敝屣，他才恼怒于我们对他毕生经营的心血杰作视而不见。

这院子其实不错，地理位置处于村子中心，不怕贼偷；周边全是本家兄弟，来往方便；院子后面还有一片竹林、一片菜地，几乎就是完美的田园配套。

后来这株桃树被乐大姐安排到二楼东边的阳台上了。

那天他问我：“你觉得西北老家好，还是这里好？”我说自然是这里好。他说：“那你总不会老了跑西北老家去住吧？”我说，怎么会呢，老婆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很明显，他老人家长舒一口气。只要女婿同意住在这里，女儿就自然没有反对的道理，他这份家业，也就有了继承。对一个快七旬、经常把“活不了多久”挂在嘴边的男人来说，后继有人是最大的安慰。

自百五十年前“长毛”作乱，此地人口毁灭，祖辈移居此地后，几代经营，岳父的小院自成气候。在这里安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岳父实在想不通，至今意难平。

但岳母的一句话打动了他：“当初你弃祖地而择此，不也是背了祖上的意吗？你要尊重年轻人的想法。”

岳父看是无法，只好闷声吃老酒。

内心深处，我是支持岳父意见的。老人家的社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住在老屋里，饭时可随便拐进一户人家，端起人家的饭碗就吃。有时在自家也会招呼到一户邻居，坐下就吃老酒。灯一亮，老头儿拐出院门，总有一桌麻将等着他。

可要是搬到别处，这一切均将消失不见。而于他来说，饭搭子和麻将搭子，是他社交的全部。哪怕给他订了一份《浙江老年报》，他也不会用心去打发时间。用他的话说，文化程度太低了，看不懂。只有在地板上铺张凉席午睡时，他才会偶尔拿起报纸翻一翻。翻个身一睁眼，他就能看到自己打理了一生的院子，院内种植了各色水果，每年都有收成，一到秋季就能享用到。光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晒晒，就不知羡煞多少城里人。

老宅出门右首，是一株桃树，主要用于观赏，偶尔也有毛桃可吃。那日姐夫说，把这桃树给迁了吧，种在这里碍手碍脚。但这事归岳父管，我们不好置喙。

再往右靠近院门，是一小片菜地，里面有杏树（因结杏太少而被砍了）、橘子树、冬枣树、映山红。冬枣成熟后，儿子连叶子都打光了，更遑论果子；至于橘子，从年末到年初，儿子每天去摘一个来，一直摘到他够不着，在树下转圈望橘兴叹大败而回为止。

院门另一首，是一株高大的板栗树，每年我要负责将果实打下来，路过的村民也会讨几颗去给孩子吃。

院子南墙根，是一排银杏。去年银杏果下来后，岳母特地装了一袋寄给在海南的母亲。她还特别叮嘱，一岁每天吃一颗，即两岁孩子只能一次吃两颗，三十岁的则可以吃三十颗。结果吓得他们不敢吃，直到岳母去海南旅游时，母亲才拿出来让亲家母做了给大伙吃。

银杏树旁边有桑葚、梨树、胡柚、黄桃等各色树木。黄桃和桑葚好吃得不得了，可惜鸟儿和虫子也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终究是没得吃。

房子的另一首，是一株高大的柚子树，一年丰一年歉。

树下有一水龙头，是我洗车专用位。

那日有雨，我拍了张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里，配诗“雨下着雾，我走出门”。

儿子每天一出门，蹿进这家钻出那家，总能找到小伙伴。那日家长说，等搬到他处，只怕一个小伙伴也没有了。我说，那时，他也上学了，自然会有同学了，何必担心？

话虽如此，9月份开学后，小伙子一连找了好几家，小伙伴都不在家，郁闷到不敢相信。

除了交通略有不便和稍有拥挤之外，这处院子，的确无可挑剔。

咏而归

母亲说，我自小人长得矮，老远根本看不到，但只要隔着河湾听到歌声，便知我放学归家。

那并非因为爱好唱歌，只是半夜走在荒梁上，十几里内没有一个人影，有的只是树影憧憧，有时似兽猛扑，有时似鬼嚎叫。大人点着烟一路走去，或者咳嗽着口水吐一路，因为鬼怕烟火和口水。小孩无法，只好唱歌壮胆，企图吓退猛兽和野鬼；唱着唱着，就长大了，学会了低声细语说话，唯恐惊着天上人。

2015年，大学入学20周年的纪念，班上一半男女，齐集西子湖畔，重温那时歌谣。猛地发现，我仍然没学会那些歌。因为长在乡下，除了《十五的月亮》《渴望》之类的主题曲，真正会唱的没几首。进城后，不论班上集体活动还是KTV里，除了国歌拿得出手，其他都没几首可以唱的。倒是在凤凰古城的酒吧里，趁着酒兴，吼过几嗓子花儿，斗败过另一伙唱歌的酒徒，双方尽欢而散。

那花儿的词，也是老掉牙的，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想花下求爱，便是“姑娘十七我十八，姑娘缠我我缠她，缠得姑娘不回家”；若是分手发狠，便唱“你是牡丹开败了，开得再好不爱了”。唱毕，必是朋友未笑我先笑。

所以说，我不是一个会讲故事和笑话的人，最常见的是，故事或笑话讲完了，别人还在等下文。大家都不笑，大家都很尴尬。现在脸皮厚了，懂得添油加醋，对自己冷嘲热讽，便能增添一些氛围，倒也其乐融融。

就如“我是个多么腼腆的人啊”这句话，特别贴心的朋友当然知道这是发自肺腑的真话，酒肉朋友便当是我自嘲，于是又一阵欢笑。世间人物，便这样真真假假，自我安慰，一日新似一日。

可那歌终究是不会唱，每到这个时节，窘得不行。

直到在村外找到了一块地方，我发现，这里蛮适合“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的我。

这首歌，是我读小学时，读初中的邻居陈福全哼哼时我听会的。

其实这个地方是意外之处并不情愿的收获。

那是一个夏天，双溪的气温比城里要低2至6摄氏度，躺在岳父二十多年前建成的老宅里，一边说话一边叹气，就像夏天散热的狗那样，毕竟是夏天。家长突然说，老头儿想翻盖老房子了。以前一直在翻新，我以没有结婚为由拖着，现在看来是拖不过去了。村里除了那几家有特殊情况的，都建了新房，我们现在连孩子也生了，不建说不过去了。

我说，中国农民就这个德行：好不容易积攒一点财富，建个房子，再欠一屁股债；花20年还债，再赚点钱，回来拆了老房盖新房，周而复始，无个穷尽。若老头儿是这般心思，何不动员他做点其他物事？

家长说，这房子卫生间都漏水了，要么大修，要么重修，这么差的格局，成本差不了太多，莫若重修。

我悠悠地看了一眼亲爱的家长大人，口出莲花：我们终究是不常住这里，所有花在这里的钱，都会沉淀成不用的死钱，明显我们不是这么有钱的主。那么，如果真的要盖，就得考虑后续，比如说，我们盖的房子要有共享价值，可以成为朋友们喜欢的乡下一方田园，否则，我们投下去的钱，可能会成为一堆建筑垃圾。

书生迂腐，总有宏阔之见，这话也不例外。但那时，正当我在家长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之时，对于此议，家长毫不迟疑地表示了支持。

什么样的房子是有共享价值的？要么靠山要么靠水，当然最好两者兼顾。若两不靠，则几同废地。且一定要有无遮拦的视线，否则，又是建筑丛中挨挨挤挤，环境甚至不如城里。

作为一个好热闹的人，单纯盖一座房子，像本地村民那样生活在这里，第一，不现实，毕竟要工作；第二，无趣。我的一处乡下院落，一定要有高朋相聚，才有住在乡下的味道。

虽然不喜欢孔子那老头儿，但他的某些情态也可心。《论语·先进篇》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我才不管他是五六人还是六七人，反正是一帮人，沂水里冲个凉澡，舞雩台上吹个凉风，冷歌几首“咏而归”，可也。

要实现孔子的世俗生活，得有一高台可乘风，得有一水池可游泳，得有一处可读书，方称得上浴、风、咏。

这三样，便是我建屋的标配。

突然想起来，家长是杭州悠泳俱乐部的成员。她的游泳水平相当之高，无论横渡钱塘江还是游海岛，都不在话下。她向往城市生活，若在乡下有这么一个泳池，会否也是她的“泳而归”？

心中有个“乡建”梦

走在杭州的街头，平素色彩单一的林荫道，一到秋季，姹紫嫣红，在秋雨中滴着水珠，透着一股腐败和艳丽交织的气息。

若是在西北乡下，此时当是一幅秋风秋雨萧瑟的场景。土豆已经入窖，荞麦已经开花，蜜蜂在赶着采最后一茬花蜜。

我就在这样的现实与梦境中，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尤其是当互联网技术给了我们支撑时，这种时空交错就更为直接。故乡的小曲、故乡的劳作，曾经令人那么恐惧和厌烦，此刻却因“乡愁”而显得温情脉脉。

《射雕英雄传》中，大金王爷抢了牛家村的惜弱，怕她思念故乡，将整个牛家村的旧居搬了来。

所有远行的人，怕是都在复制一个故乡。文成公主进藏，带了种子、工匠，无非也是要在拉萨仿制一个大唐长安，甚至一应器物、作派、腔调，无一不是在模仿。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狂飙突进后，突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有些事，一地鸡毛；有些事，会心一笑；有些事，且让它去；有些事，不能忘怀。

当我们出行既远，怀旧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罔顾的事实。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怀旧是一种病。

既然“怀”，那一定是温馨美好的。就像一个失去了母亲或者远离母亲的人，哪怕是母亲的责骂和殴打，也是一种不能忘却的爱。有些故乡被美化，有些乡村被美化，有些人情被美化，只记优点而忽略不如意，除了意象，想象与实际完全脱离，还美其名曰“礼失求诸野”。

这些年，多少人在表达自己的乡愁，我将他们通通归结于两种境况：要么在城市生活得不易导致了对母体的依恋，要么吃饱喝足了找点情怀。尤其是后者，往往带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心态，一面俯视乡村，一面怀念已然干涸的小溪——以前下河摸鱼、力逮泥鳅黄鳝，何等欢乐。

正如我弟弟讲，他要回到故乡去养多少头牛、种多少苹果树之类，每讲到这些，我总免不了与他争辩。父亲就来说我：“他也就是一说，让他回他也不会回去。”

有多少人，心口不一若此？只怕也不少。

让我对这个问题重新认识的，是在台湾。而且台湾年轻人的“还乡团”，远远脱出了乡愁的范畴，而将乡土文化留存、乡村建设、人的现代化等结合起来，为乡村文明复兴提供解决方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不是为着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点小情怀，而是本着文化自觉，企图挽救族群、区域文化，为在千篇一律的全球化、城市化过程中，保留文化的多样性，是在做一件社会事业。

我在台湾游历时，也曾短暂地了解过这一活动。台湾年轻人最初的动力来自台湾少数族裔大学生对其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断的担忧，直接的促进力，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经济背景。在这一背景下，进城潮流渐渐变换为下乡潮流：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大学毕业生，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开始关注文化建设；而受城市困扰的市民，也开始寻找乡下的“世外桃源”。在这两者的合力推动下，台湾的乡建具有了文化和经济的双重身份，即有文化特色的乡村建设和旅游业。

但他们的问题与我们的同在：村里都是老人，连服务员和演员都招不齐。如遇重大活动，得联系周边同族村寨合力举办。农村的空心化，是两岸共同的困境。

若在大陆，已经支离破碎的村庄和人口，如原子一般存在，如何能组织起来？

一个地方是否兴盛，要看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如何；一个行业是否兴盛，要看对优秀年轻男性的吸引力如何。以此观之，大陆的乡建，也许才要起步，却马上碰到了人口断崖式下滑。

现在的问题是，城市都缺乏年轻劳动力了，农村还要夺一把？

都说现在中国的光棍儿多，可为什么剩女还那么多？原因很简单，城市对农村、南方对北方、东部对西部形成了资源的虹吸，女性资源都被强者占有了，所以，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乡村的弱势，也许会因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反动”而形成资源上的逆向流动，但大的方向绝不会改变。

这也是我一直不敢对城乡之间的优劣下断语的原因。

五六年前，在《南风窗》工作的朋友陈统奎，在其故乡海南发起了社区营建活动，也称为大学生回乡行动，得到了海南省委书记的支持，这个活动同样肇因于台湾的大学生乡建运动。

陈统奎在海口市火山口地质公园里面盖了几间房子，和弟弟一同操持。我去看时，他与其他“海南仔”无异，拖鞋走得吧嗒吧嗒。但他家里有一间房，是图书馆，我有幸把自己的《阳坡泉下》塞进了其中一面书架。

走在园子里，他能讲出每一棵树的来历，以及它们好玩的地方。哪怕是一口破铁锅，也能派上用场，且有一段祖辈的故事。

我没有他这样的雄心壮志，却有这样的爱好。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工作在城市，却一直没有与农村断绝联系，这使得在我身上“怀旧”的特征并不明显，若去乡下，是相对理性的选择，既不时髦，也不老土。

台湾民宿考

2011年8月份，我和大陆几位新闻同行前往台湾进行为期10天的交流。当时没怎么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去到台北以外，住的全是乡间小木屋。回想一下，那应该是最正宗的民宿。

周边居民是当地村民，房舍一应为日常布置（除了更干净些，多通铺），像极了现在大陆流行的青年旅舍。

对应大陆目前的各种乡村精品酒店，这种民宿更居家，也更有生活的意味。我想，对来止溪的朋友来说，不应该是花钱来买某种东西，而是提着礼物来看望朋友。

有关台湾，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他们的公共生活方式。

8月13日，我们被带到阳明山，体验新形态的休闲方式——工作假期。

这也可以看作一种志愿者活动，工作内容是穿着青蛙装在一片水塘里将那里疯长的外来物种给揪出来，销毁掉。

看来，外来物种的大规模入侵，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个地方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主办方提供了工作用的各种工具，以保证即使没有专业知识背景也不会出现意外。

活动结束后，每个人谈了对环境保护的感想，以及对这种工作形式的建议。活动主办方领导签字后，给各位参与者颁发了活动证书，以示对各位参与者的感谢。

这个活动对我触动很大。其实一开始，对于从农村出来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是缺乏吸引力的，但是活动结束后的感想以及纪念的方式让人对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回来后不久，房子还没踪影，我先让朋友设计了同款证书，以发给将来到止溪参加生态建设的朋友作纪念。

屏东县来义乡住着排湾族，那里是遭受八八风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灾后重建，并不是政府一夜之间建立起安置房，而是着眼于文化的复兴和重构，使得来义获得另一种新生。

毫无疑问，老一辈的山地民族，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抛弃，成为弃民；新一代的山地青年，早已进城合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拜访了当地的部落头领。在当地务农的少数民族青年带我们进行了渔猎活动，但这其实已经类似于观光了。

当晚会开始，大家拉起手开始跳当地的舞蹈、劝酒时，才发现村里人并不少。但当晚会结束，我们惊异地发现，人们一群一群地去了其他村。原来，一个村已经办不起一场活动，只能几个村合伙举办。

大头目高来得。

与大陆一些农村的情况相似，历经大规模的城市化之后，台北这样的大都会集中了台湾大部分的人口，而浊水溪南边的农村，实际上已经空心化。

正因如此，在灾后重建时，出生和生长于当地但现已在都市工作的青年人，开始回流到农村，进行乡村社区重建。他们并不是着眼于物质的救灾，而是着眼于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复兴。一场灾难，将他们同情的目光吸引回了故乡，并推动故乡的再生。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均是再生的结果。

有些好动的青年与当地的姑娘跳起了迪斯科，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无他，大家都已都市化。这一代青年，是拯救乡村文明的最后一代人，他们能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等这一代人也故去，乡村将在主流文化中消失，不复存在，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

如此观之，我们这一代出身农村的青年，是否有对乡村的另一种责任？

感谢拒绝你的那个人

到2017年首，止溪终于进入装修阶段了。工人都回老家过年去了，工地上清清冷冷，从未有过地安静。

我与一位长者立于溪边闲聊，阳光是直射下来的，芦苇依旧摇摆，人心思荡。

我说，真要感谢那个曾经拒绝我们的女人，如果没有她的拒绝，当初我们就会选在另一个地方，而它远逊眼下。人有些时候不要害怕失去，你失去的也许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但回头一看，也许是福分。

长者哈哈大笑，向我透露了一个从未示人的小秘密。

年轻时，他与一个姑娘相爱。结果，通过某种手段，另一个小伙抢走了他的恋人。当时，他想杀人的心都有。

当然，杀人这种事，想想也就罢了。时日不长，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是那一带的村花。

长者最初心下还不乐意，可一见到人就乐了。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他还在感念当初那个抢走他前女友的男人。“做了一年仇人、五十多年恩人！”

找到现在这块地，也大概是这番理论。

最初，经我选址要有山有水的“挑拨”，家长自是百伶百俐，百依百顺。为寻地，今日去古寺同安顶，明日去四岭水库；昨日去千岱坑，今日去车坑坞，明日去麻车堰；时穿越竹林，时跨越危桥。还好，我这辆车确实不负我的信任，从来都是一跃而过。

岳父家在双溪漂流景区旁边，周围除了苕溪、四岭水库，还有径山寺和成片的茶园、竹林，处于双溪和山沟沟两大4A级景区的过渡地带。因为不准发展工业，这里的经济状况一般，但也应了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这里是旅游发展的热土。

就这样走着看着，风景自是一处好过一处，直到发现了车坑坞里一处半山的好景。

当地方言里，溪水河道被称作“溪坑”，顾名思义，车坑坞必是有小溪沿山谷而出。

沿山谷往里，有一岔口，一路溪大，一路溪小，沿大溪进去，路平而阔，是一户废弃的人家。打听下来，这个地方太过阴森，两座大山紧夹，抬头望天，有压迫感。此地虽不错，终是风气不畅，不合我通透的心意。不通透，何来通灵？

再沿小溪往前，有陡坡，竹林密布，伐竹工开出一条道来，通往深处。

沿路开进去，乍有一块空地出现在面前，只见那两山大幅张开怀抱，南面山坡是半石，正好建屋，对面是密林，正好藏气。夕阳透过竹林，落在坡顶，若仙境。

更绝的是，这面石坡上，有一石壁，壁旁有一小瀑布偷偷逐下，只有走近水潭方听得水声轰鸣。

我道：“此壁可题字，便是这儿了！”

家长也很兴奋，两人再开车往里溯源，不久便已绝径，查导航，山那边已是安吉县，属于湖州地界，那山那水，也变换了旧颜。

再细看此地，地势稍逼仄，但经过改造，完全没问题。面南的半山坡上，前有矮山挡风，后有竹林山石布景，美不胜收。

当日即向村干部汇报，岂料对方死活不知有这么一个地方。待到现场一看，村干部才觉得，原来这块地方这么好，以前都没想到这里可以盖房子。

回来一汇报，岳父母大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首先是要进山五公里，其次是那里的人本来都在往外搬，我们却要往里搬，这不合逻辑。

几经论证，老人不同意，考虑到投资也确实太大，以我目前的实力，的确做不出样子来，此事只好作罢，从长计议。

但我对那地方，一直心心念念，至今不甘放弃。前年有段时间千岛湖水库污染，每周回乡，总要提着水桶到瀑布下装几桶水带回城里，也算是根据国际法“实际占有”了这块地方。

门前就是苕溪。

门前就是皮筏艇漂流的太平溪，也叫仕村溪。这照片后来给同学看了，上面竟是她的语文老师和她女儿。这老师快四十岁了，还如此年轻貌美。

一日正不得法，岳父一位在双溪漂流上班的朋友指点说，往下游一点的溪北岸，有人在造房，也是可以看看的。

听了，心里一动。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一直在四岭村范围内晃悠，这是溪流的上游，山谷逼仄，溪北岸紧邻公路和山体，并无余地。反倒沿溪而下，在四岭和双溪两村交界处，溪流出川，地势宽敞，北岸有一个叫上竹山的村庄，可见其宽展。我们却因一直在本村范围内转悠，从未想到下游。

过去一看，就是这儿了。这个地方，除了没有山，其他一应绝佳。

右前方对面山上，径山寺不到半小时车程。

看地那日，沿堤都是芦苇，车不得行，仅容人过。

过危桥，心不安。或提醒，此桥不久即翻建，无虞。

往前，竹林密布，芦苇飘荡，正合我意。想当初，之所以决定建在溪边，无非芦花正盛，像极了古时秦国渭水。

此地不错啊。

北岸与南岸不同，地势要高些，且林间有一清溪，系从溪水上游引了一条水渠用以灌溉农田。水渠蜿蜒而去。逐之，竟是一天然合围区域，两三亩大。房子建在这里，相当于围墙都不用，直接有天然的护城河，四季不断流。地块四周都是竹林，对面就是皮筏漂流的起点，门前就是溪流，美不胜收。

于我这个在大山里长大的“文艺犯”而言，弃山而就水，终有缺憾，只觉灵魂飘落，无所归依。纵是有水有灵气，但终觉不全美。

且住，这地也不行，一位主人要留着自用。

直到某日，家长口干舌燥，火速谈妥了一个不太理想的地块。待我有时间回乡下看时，只见芦苇飘荡，溪流清澈。这还有甚可说的？直接拿地就是。

想起我婚礼那天，师弟麻律师读着《蒹葭》，把家长从船上迎到岸上。芦苇于我而言，是人生伴侣，是远古的渭水河畔的祖先记忆，是文人的那点小心思。

东边是稻田，不远处是红树林度假村。

止溪西北角，地势最高。山隘处，便是水库。右上角，便是同安顶。

说起来，一直有人说我是文艺青年，每次听到都要反驳一番。因我实在是个糙人，这一点我觉得文艺女青年甘小恬从来都很确定。二来，我这形象，就不是个斯文形象，而是土匪样。说我“文艺范”，还不如说我是“文艺犯”。

在后来施工时，为了满足那个溪水在院子里流淌的感觉，特意埋了一根水管，将溪水引入院中，让它盘旋够了再流回溪里去。

此是后话，且说大姨在一个类似鸟嘴的地方新建了宅子，我说，如果把那宅子和山体一起移到溪边，就是完美了。可惜，世间无此等好事。纵有，也轮不到我啊。想到这里，心下稍安。

结果后来房子建到二层，才发现四周皆山景，且不远不近，飘飘然有凌空感。

当时还怕这里荒凉，岳父一直闷闷不乐。结果，时间不长，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在下游一公里处规划建设的华东最大的旅游度假基地奠基，买下对面地块的当地巨贾高长虹先生，与中央新影和银江集团合资，建成了“微电影小镇”，开发了集装箱民宿。余杭区政府将径山和周边几个乡镇整体开发为“大径山旅游带”，千亩花海和自行车道、樱花大道一溜建来，使得一向沉闷的双溪成了当地最大的旅游开发热点区域。

这真不知道是喜是忧。喜的是配套一日千里，忧的是怕不再清净。后来看看项目规划，觉得应该无虞，毕竟都是旅游度假产品，乡村的宁静是大家一致的追求。

我们能在这里安家，真真要感谢家长的堂叔和几位村干部、岳父的好朋友，没有他们，单我们，断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

心里想想，就已醉了

想象中的这座院子，要适合聚三五好友，方得称心快意。无论在海南开餐馆还是在乡下盖房子，莫不如此。

至于家长，十多年前，她就在朋友们面前吹嘘自家风光如何，若盖了新房，人多就收费，人少就免费，一定请大家小住几日，体验城郊高尚生活。这个隐秘的算盘，就此被激活。

归何？归田园、归青春、归梦想。

那日看到我在《新京报》的老领导李列带着妻儿跑遍浙江山水，最终择临安一座山村隐居——此地距我正在修建的院落不过五十公里，便觉文人那点小心思，虽然自觉奇特，但其实彼此差不多。

再那日，有人说“你们报社的人盖的房子都差不多”。我初以为图纸泄密，再想又觉不对。一打听，却原来是杭报集团在水库边造了个民宿，完全与我一个风格。天下文青是一家，诚不我欺。

设计阶段，我一直反对建得太大，因为没有必要。人少房多，会成鬼屋。眼见得乡下那么多大房子空关，实在是惊心。再过几年，老人一过世，晚辈都在城里不回来，这地方得有多少房子成建筑垃圾？

唯一可以冀望的是，这地方离城近，城里人喜欢这里的山水，到时可以接盘。

我和家长两个在城里工作忙得要死要活的人，在这里盖房，想了那么多，结局都是不可能住，那还盖房作甚？简直就是一对神经病。

那日有两拨朋友来：一拨代表是联众集团的余总，一拨代表是在莫干山开民宿的“王旅长”。两拨人都是对乡村旅游有独特心经的朋友。看了这场地，直觉得可以做成一个公共场所，若只是自住，实在是太浪费了。关键是，自住太过寂寞，实际上就如其他农宅一样，平时关门，周末来打扫卫生。

房子，一定要有人住着用着，才有生命力，否则，就是一堆建材。

听他们这一说，我觉得甚是至理。余总甚至说，若我们真无精力，他们可以代做。

一番话说得我心潮澎湃。我说，出版了《阳坡泉下》和《看见传承》（与一帮高人合著）两本书，按照现在不要脸的低标准，也勉强可以称得上作家了；加上在报馆里工作的经历，教小学生写野外作文总是可以凑合的。要么，我每月办一次写作会或者读书会，带小朋友玩玩好了。等房子建好，估计儿子也正好会玩，若有人带小朋友来，正好是玩伴。

岳父在侍弄玉米。父亲那日说，他看了南方农作，明白务农的在哪里都是泥腿子，这个农活儿，他是干伤了。

未开工时，竟有直升机从竹头掠过，是为贺喜吗？

家长说，她可以在这里开办一个分工作室。有喜欢皮具设计和制作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做皮具，也是一桩趣事。

我说，可以请永康的画牛大王陈李新在这里教人画画，再请某个朋友来显摆书法，岂不是齐活了？

朋友说，你一对夫妻，好歹在文化界和设计圈有些个朋友，请他们来住住、玩玩，同时也是在分享他们的人生，没有比这个更好玩的了。

这么一说，越发欲罢不能，直想着马上建成，将那一干“文艺犯”请到家里，喝上几杯。再罚他们下地种菜半日，采茶半日，走时送几个芋头，榨取他们的劳动力……想想都美得不得了。

后又有一位做金融的朋友在大理住民宿，与主人一聊，拿起电话就打给我，嘱我千万不要把这好地方给糟蹋了，若设计不好，莫如不动。那边开民宿的朋友听说有这么一块好地方，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若我有心意，他们绝对愿意花钱投资，我自己只要坐享其成就是了。

我默然。盖这房子，一开始是为了应付上了年纪要住新房的岳父，慢慢就变成了给我们建一座会客庄院，再慢慢就变成一个对外项目了。

而最后一个选项恰恰是我不甚喜欢的。若哪日失业了，做个营生也许是好的。但在目前，我只想把这里变成一个与朋友们玩乐的场所。否则的话，投这么多钱下去，还不如在别处住民宿，可以住一辈子了。

待客自有道，我和家长每日除了监工，还要设想弄些什么项目能够让朋友们在这里盘桓时不至无聊。比如一平方大小的菜圃、果园之类可以剥削他们劳动力的项目，是我最喜欢的。

上竹山一百五十年

有必要交代一下止溪所在的这个地方。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屠戮，如今的上竹山，应该与浙西邻近安徽的小村庄无异，有着徽派风格的建筑和吴越绵软的方言。此地是古时候太平山通往“双黄”（即双溪和黄湖）的必经之地。此外，杭宣（安徽宣城）古道从村中经过，作为杭徽交流通道之一，沾染了安徽派茶商的风尚，建筑风格接近徽派，便也顺理成章。

以太平山为中心，方圆数十里，三面环山，北有狮子山、白象山（因形状像狮子和白象而得名），南有大坞坑，西有马鞍岭。自双溪沿山谷而上，历岑家畈、仕村、后房、千岱坑、四岭郎、同前庙、沙溪头、罗望坞、瓦窑湾、芝坞里、祝家庄、祝家湾、施家坞、后坞、上潘、下潘、太公堂、尖山脚、凌村坞、上高、嵩村、抖坞、下溪头等村而至太平山村，直线长度有一千米左右，人称“三十六村”。三十六个村的风俗相同，村民交往密切。

但保存了一些古建筑的，只有千岱坑自然村。

一切变化，应从150年前的太平天国战争（当地人称“闹长毛”）算起。原住民几无遗留，人口结构全然改变。据流传下来的祖辈说法，当年移民到来时，十室九空，兵燹之灾已致人口几无遗存。

这个地方，就是我要张罗盖房的杭州市余杭区上竹山村，距杭州城西三十多公里，距阿里巴巴的淘宝城二十多公里。

如今，村民里有相当部分的人在家里多讲闽南话，少数讲其他方言，如富阳话、萧山话、绍兴话、嵊州话。当然，出了家门，民间通行的是余杭方言中接近瓶窑话的那一支。前两年，余杭区将遗存的两百年历史的徽派建筑统合为“千岱坑特色村落”加以保护，勾起了断裂已久的印迹。

屋舍仍在，斯人已不存。现在的上竹山村，与周边乡镇，以及湖州市的安吉等县相似，也是各种方言的混搭区。春节等各种节日，亲戚们举家串亲，来往吃请。因为是移民，亲戚少，以前家里常备八条床，为的是春节期间亲戚小住。现在交通方便了，干脆举家访亲，当日往返，将所有的亲戚吃个遍。

1860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由皖南进军浙江，攻占了四岭村山后的安吉县，次年攻占除温州、衢州两府城及龙泉、定海等五县外的浙江全境，建立了浙江天省，浙江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基地之一。杭州城是清兵与太平军争夺的中心，有—次受屠14万人的记载，其战争创伤几乎可与天京南京相提并论。

1862年，浙江巡抚左宗棠亦由安徽攻入浙江，1864年后收复全省，在奏朝廷折中汇报：“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或壮丁被掳而老稚仅存，或夫男惨亡而妇女靡托。”

据复旦大学教授（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等人研究，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浙江大约有人口3127万，战后，全省人口只剩1497万，人口损失1630万，损失比例为52％。其中，杭州府损失人口300万，人口损失率为80.6％，上竹山村山后的安吉县人口损失率高达96.0％。太平天国之所以在浙江杀戮甚重，是因为浙江读书士子多，民不受其邪说蒙蔽。反抗越盛，杀戮越多。

战后的浙江北部几乎赤地千里。曾多次来华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1年在上海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撰文称：“谷地的土壤极其肥沃，却完全荒芜着。刷着白石灰的漂亮房屋掩在丛生的树木之中，无人居住。一些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只是一片片废墟。”上竹山村所在的余杭西部，同样遭受兵燹之灾。

这一切，在左宗棠收复浙江整整一百年后的1964年开建四岭水库时得到了验证。当时挖掘出一座千人坑，不少死者站立坑中，人们相信他们是被活埋的。

天下财赋，半出江南。当时，面对如此景况，清廷一再谕令各省赶紧招垦，河南、江苏移民陆续过来，一些湘军也就地转业屯垦，以致浙江省政为湘人把持数十年。直到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发生后，慈禧太后抓住机会，重击了盘踞在浙江官场上的湘派。

当地绝大多数的移民来自省内，尤其是人口早已饱和但受兵灾较少的绍兴、宁波二府，以及沿海的台州和温州的无地农民。他们先在嘉兴府安家，尔后又迁入处于河谷和低山的杭州府和湖州府。据1898年统计，余杭县共有外来移民28499人，其中绍兴移民为14366人，占50.4％，其次为宁波、温州、河南、苏南和台州。

当年，移民初到浙江省内平阳（含今日析分出来的苍南县，是温州地区讲闽南话的区域）时，这里几无人烟，情形与李希霍芬所见几无二致。移民见有空屋，推门一看，白骨或卧或坐，形态各异，轻轻一推便倒地。那原来是兵灾后尸体没有处理，发生瘟疫，将仅剩的人口彻底毁灭。移民便以麻袋收集，集体掩埋。侥幸免于战火的村民，终究未能逃过疫疠。

移民选中的地区，与原籍的地理状况非常相似，以至出现了一个歌谣：“本地人住城镇，安庆人住高山，平阳人住丘陵，河南人住田畈，苏北人在港滩。”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来源的移民所占的优势是不同的。在丘陵地带的四岭水库一带，接近40％的移民来自平阳。

八十多年后，平阳人已在当地繁衍多年，家长的祖先、东阳人张氏出现在这块土地上。张氏是有名的篾匠，行遍全省。从地理上说，仕村处于天目山和莫干山两座大山的怀抱中，又有太平溪流出。当地有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苏杭，要数双黄（即双溪和黄湖）；双黄双黄，要数仕村后房。于是张氏在四岭村的仕村定居了下来。

其实，如果忽略时间上的千年变迁，闽南人也是河南人。宋代之前，以晋人衣冠南渡为开端，河南人三次南迁，将中原古音带到了闽南泉州，使得闽南地区保留了中古时期最纯正的中原汉语。现在泉州开元寺元宵节用闽南话吟诵唐诗，用的就是中原古音。闽南话形成后，部分闽南渔民沿海北上定居温州市的平阳、苍南一带。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部分闽南人又从平阳出发，迁往浙北部分山区。

1964年，为了在经常闹洪灾的苕溪支流太平溪上修建四岭水库，库区里的罗望坞、瓦窑湾、沙溪头、同前庙、四岭郎五个自然村中约百户人家移居到了千岱坑，千岱坑因此成为四岭村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村。

水库南边仕村桥头，立着一座杭州市级文保单位“余杭县公署文碑”，这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为处理移民之间放排毛竹和农田灌溉的矛盾而立的。据当年的相关记录，移民初至本地，经常因占地、灌溉发生冲突，直到百余年后，才真正融为一体。这块碑，由当地乡贤高长虹先生配合地方发掘重立，见证的正是这段历史。

岳父有诗赞曰：“东方漂流西方湖，碧清溪水不停流。南北对山青绿秀，粗树长竹满山坡。昔日古道纵横走，现代公路宽畅行。杭州去回一瞬间，一日双溪玩不够。客人到我地方来，径山茶叶羽泉水。”

余杭县公署文碑。

我真的要回乡下吗

不论选址先前如何漂亮，只要开工，就会被整得惨不忍睹，但愿建成后，这里已经是一座漂亮的花园。当然，也许这个过程不是一年，而是五年甚至以上的时间。

那日周末，有原《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现阿里巴巴的韩师，原《时代周报》首席记者、现著名浙股会创始人陶师到访，索性举行一小型奠基仪式。我们三人在竹林里开挖，行奠基礼。时阳光普照，林间树影斑驳，水声虫鸣交织，好一派田园风光。我等不讲究日子风水，只为欢笑一场。人生不过如水随性，何须拘泥。

挖掘机从溪对面下水，跨溪越堤上来，轰鸣着开进工地的一刹那，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时间开始了。

这其实是《南方都市报》兼《新京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在《新京报》创刊时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也算是另一个志业的起点。

虽然房子已经开工，但家长的疑虑一直没有解决，一直在询问：“你究竟有没有想好把它做成什么样子？这可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我当然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可要说实现，实无把握，心中忐忑不已。现实历来如此，没有肉，理想丰满不了。

年少时，我没有理想，或者说，觉得自己肯定会游历天下名山大川，尤其是烟雨迷蒙的江南。那时，西北高原与江南的区别是：西北的柳树是冲天长的，粗砺、壮实；江南的柳枝是向下垂的，细如丝绦，燕子掠过，擦出轻吟的诗歌。城市，对我来说缺乏想象，也并不向往。也许在真的相信自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那一刻，北京是个伟大的地方，但这也仅仅是一瞬间的事。

大学毕业后，大家都以大城市为就业志向，可我向往江南的那些小城市，最终去了闽南，险些去烟台，拒绝了北京和甘肃的一些单位。

后来，游历是实现了，在广东、海南都留下了足迹，在江南也晃了一下，然后不得已，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终究是不喜欢那里，便在杭州落脚，打算就此了却残生。

如今回头看，我对乡村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每遇问题，家长便说：“最积极的是你和老头子，我又不喜欢乡村。”

此言不虚。我要砍掉竹子施工，岳父心痛得不行，只能隔日一砍，直到最后砍光。屋旁茶园，我硬要保留，说是后来种的没有这种感觉。为了保这茶园，施工时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在这方面，我跟岳父天然地心有灵犀。我知道他可惜竹子，要砍只能偷偷地或者强行进行。甚至地块的格局，原来是三个天然落差，我要求保留。别人盖房都是垫平、垫高，我倒好，专门保留这些原始地貌。设计师不得不按照我的意思，放弃他们的美好设想。一株苗、一棵树，都不能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垫坑的材料，我也要求是好土，不能是建筑垃圾。

这真是坑人。可我觉得，我们总不能住在建筑垃圾铺垫的地基上嘛。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事事美好。我不过是不喜欢城里的雾霾，不过是自幼喜欢乡土气息。但在城里资讯生活便捷以及更容易找到共识话题的朋友这两点上，乡村永远无法企及。也就是说，一个现代人生活的基本网络都在城里，乡村有的是优质的空气和水，但缺乏人的活动氛围。

若说乡村最让人难过的，反而是底层的“互害”，乡风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醇厚。偷盗、互相举报这种事，哪怕在城市，也没有那么普遍，在乡村反而可能不胜枚举。家长将此归结于移民社会，我想，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并不能全部归结于这个原因吧。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

一个小小的工地，就是一个小社会。岳父有他乡下的做事规矩，觉得你对人家好，人家自然好好干活儿。而我们觉得，我出钱雇人干活儿，自然是公事公办。于是常见的情景是，我在计时，岳父在递烟。

在后来的一系列施工过程中，这样的冲突无日无之。岳父看不惯我们这种公事公办的套路；我们觉得工人拿钱干活儿，我们何必去巴结他们？

有一日，包工头跟我讲：“我又不是做生意，我是帮你盖房子哦，你有没有搞错？”

这话听得我目瞪口呆。这工程承包怎么就不是生意，而是帮忙？

乡下最喜跟风。盖了谁家的房子盖得好，这个包工头马上就能揽到更多的活儿。如果这个业主是有身份、有影响力的，那就更理想。我们请的这包工头，也是盖了某某家的房子，我们觉得很好，才请来的。但若盖得有差池，也会马上传得到处都是。如果业主有点影响力，便传得更厉害。影响力就是把双刃剑。虽然我一直做着影响别人的工作，但一落到实处，才发觉它确实威力巨大。到了合同阶段，包工头就有一些要求修改的条款：知识产权保护。

对我来说，我不想看到第二幢与我家一模一样的房子，再说这设计图也是花了钱请朋友做的，不能不珍惜。但在乡下，哪家房子好看，马上会跟风涌现一批。

我要求包工头做好资料保护，不能外泄，否则得担负责任。但包工头一句话就噎住我了：“别人来看着做行不行？”我说：“这个管不了，但光看看，也做不了。”

“别人拿把尺子在这里量，你让不让量？”

我马上哑火。

一切都是令人喜欢的，一切都是照旧让人无法忍受的。乡村依旧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乡村，没有现代规则，只有乡风民俗，说不上好不好，更多的只是不适应。

看着无限美好，实现起来千难万难。城市并不一定代表先进，乡村也并不一定代表落后，各自的逻辑平行发展，忽然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剧烈相撞。

只能说，乡村留在原地等待我们太久，而我们已经出发太久走得太远，我们已不是那个乡村的我们。

难道不应该走出去吗？我们走得还不够远；难道乡村不该留在原地等待吗，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回到哪里去？当然感谢乡村的等待，否则到处都是高楼厂房。

可是，改造乡村是何等巨大的工程，再说，改造之后，还是那个我们喜欢的乡村吗？难道让自己适应乡村规则？这也许是一条出路，那么，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出走呢，难道只是为了谋生？

当年，乡村精英被城市吸走，农村反哺工业和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城乡鸿沟；如今，恰恰是城里的精英们，又盯上了乡村资源。奢谈公平没有意义，就算城市反哺又能怎样，反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有能力改变命运的也早就进城了，哪怕是农民工进城打工。

当年进城的农村精英参与创造了城市的辉煌，今日的城里人，又将为农村带来什么？是殖民式的外来文化植入、破坏，还是将心比心的乡村重建？

多抒情、少牢骚，才是文艺青年的本分。

地图上抹掉的和重生的

春节期间停工，与父亲闲聊，说起乡下老屋门前，当年的人声鼎沸早已不见，掐指一算，人口已三去其二矣。

惊觉，当我在江南重建庭院时，西北老家正在消失。

其实，杭州西部农村，也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样的人口变迁，只不过，相比中国西部，更有生机罢了。

由于一百五十年前“长毛”的屠戮，杭州西部形成了多宗移民杂居的格局，方言、风俗、地理均不同。那支“本地人住城镇，安庆人住高山，平阳人住丘陵，河南人住田畈，苏北人在港滩”的歌谣，至今仍是现实，一个明证。

虽已一百五十年过去，但各自的界限仍然清晰无比。各宗保持着各自的社交圈子和当初占有的资源，虽历经改造，仍封闭而有效。大宗仍然势重，小宗不得不小心翼翼。

一个例证是，施工期间，总有各种工作以外的意外发生，比如沟通问题或安全问题。后来有人跟我讲，工地上，最好是一个本地人配一个外地人。有外地人在，本地人使不了坏；有本地人在，沟通很顺畅，毕竟工地上有许多当地的地理、地质条件的特殊情况，外地人确实弄不明白。

除了以各种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隔绝之外，官方对民间社会引导的伤害，亦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宋代，包括定都杭州的南宋王朝，都禁止官员向皇帝告密，以防止政治伦理的败坏，包括一些私人书信，绝不能成为呈堂证供。

但在某个时间点，为了大规模地监控人民的行为和观点，告密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之间没有互信，信任关系无从建立，每个人都孤立于世。现在这种境况虽然好一些了，但由于官方追求快速得到一些政绩，告密仍然被派上用场。比如哪户人家多盖了半个平方米的房子，谁家地界出去了一米半米之类，皆被民众用来报复仇家，而官家对这种告密行为大开绿灯，甚至鼓励有加。

相比城市，农村的社交平台单一，人际矛盾更多，远不似城市那么简单，哪怕兄弟之间，也有彼此举报不得安生的。

有些事情的做法，就不得不依着乡间成法，而不是按照事情本来该有的样子去实施。

正如三十年前，我家老院，是村里不批建，一些友善的村民帮着父亲一夜间拾掇起来的。慢慢地，一间房就变成了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正好是两户人家中间的一块菜地。北方盖房不似南方讲究，两家直接共享一堵土夯墙，屋就建起来了。

可能有人会奇怪，两家何以能共享同一堵墙？陕甘一大怪，房子半边盖。因为缺少大型木料，陕甘人民盖房不用人字梁，而是直接用椽檩搭个半坡，这样可以省去人字梁。于是，两间背靠背的房子，中间是同一堵墙，外面看去，倒似是一大间人字梁的房子。

但实际上，单从外表也能马上看出来那不是一间大房子。秦地盖房，极讲规制，比如客房，那是正面的主屋，屋顶得有兽脊，比院内其他所有房子要高出一头。其次是厨房，一般是西厢房，这屋一般也住人，尤其是冬天，必须烧炕，否则冷得待不住。北方的炕，既是热炕，又兼壁炉的功能。再次是小夫妻的卧室，一般是东厢房；如果孩子多，厢房可能会隔成几间。南边是院门，一般不盖房。

房子如此密实，只因人口稠密，出路又几乎没有。除了个别当兵离村的，大家都在这里打庄盖房，娶妻生子，世代轮回。

本来，我也要经历这样的人生，却阴差阳错成了出局者。其时，我家贫困，父亲看中的人家不愿将姑娘许配与我订娃娃亲，既然老大无婚约，老二也没法有，于是弟弟也无婚约。兄弟俩攀婆娘没攀上，一门光棍儿指日可待。

这在乡下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几乎所有的女孩都有了婚约，不早点下手，就意味着光棍儿一生。

除了订婚约，还得打庄，一个儿子得打一处新庄，这件事基本上会耗尽一个父亲一生的心血。待老大成婚分到新庄，一大家子就像蜜蜂那样分家另过，老头儿老太太就跟着小儿子在老庄终老。

印象中，村里日子稍微好过的那几年，新庄一个接着一个，大家都搬离了老庄，住到相对偏远但宽敞的地方。

我高考那年，考完后在家收麦子等待放榜。挑麦子过山湾时，被山坡撞翻到沟底，心中恼怒，干脆躺在沟底看无边的阳光。路过的村民看了，直叹“这娃要是考不上大学，可怎么办”。

还好，我们兄弟和村里的一帮小伙伴，都先后离开了这山村，不再有打庄娶妻的压力。

岂料，不用在老家打庄了，跑到江南却依然逃不过盖房修院的命运，可见人生都有定数，若有喜乐躲不过，若有苦恼也躲不过。

在我们离村的这二十年里，似乎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除了进城工作的，还有长辈随孩子进城的，又有人因孩子在外地读书而进城租房居住，又有人在外地打工。总之，曾经最热闹的我们那一片，现在连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到了。有些院墙已然坍塌，有些院墙，如我家的，几乎倾倒，我们也懒得去修理。

春节期间，同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的小学同学换了一张头像，是一条两边长满尺长野草的小道，问是哪里，却道是门前。

据说石榴有开枝散叶、人丁兴旺的寓意，岳父老宅里的这株石榴，必要移过去才行。

人声鼎沸的鸟嘴老家，有些房子已然墙倾屋塌，人去室空。邻居陈家的老庄，在我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已经失修成这样了。

要知道，二十年前，这条道是官道，重车、牛马碾压之下，根本不可能有草，现如今，这道上仅容一车通过，哪还有官道的气派？只怕是赶羊道还差不多。

那日弟弟说，他老了就回村去种地，美气得很。我说：“看这样子，到你退休的时候，估计地里的路都不通了。”结果母亲接过话去：“现在已经不通了。”父亲说，他前一年回老家，沿原来的小道骑车进城，结果那路早已荒废，衣服被两旁的野草刮了个乌漆墨黑。

我说，若如此，弟弟到时只能坐直升机进村了。

弟弟说他要种果树，要种土豆。母亲说，到时候真种了，那也是给野兽种的，因为别人家可能都不种了。我小时候还见过狐狸从地里逃走，夜里经常驱赶偷鸡的黄鼠狼，地头经常有黄鼠狼的窝；父亲小时候还见过狼。但后来，就连黄鼠狼都见不到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荒山都被开垦种植。

而这些年来，撂荒的耕地越来越多，原先保护起来不让猎取的野兔已经泛滥成灾。以前总是没长大就被砍来当柴烧的沙棘，现在长得树一般粗了。小时候，我经常在沙棘林里捉蚂蚱，若是沙棘树一般粗，想来人根本进不去，更说不定里面有蛇。想想，那村一定会被野兽一步步侵占，重新成为它们的领地。

有个数据说，到了2050年，中国人口只剩下10亿，然后继续减少。不论是总人口减少，还是中国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加快，农村的废弃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不知道是哪些村。有预测说，50％的人住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以及武汉、重庆和成都等长江流域的大都市，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出，就不会有任何疑问。想想刚刚过去的2015年，连哈尔滨这样的城市人口都下降了，我们村的人口下降，难道不是早就该发生的吗？

而且，人口流出一旦成为趋势，就会加速。村里的建筑本来就是泥屋，要是一年无人居住、维修，马上就会被雨水泡出毛病；再加上无人居住的房子多半会成为让人看着心里发毛的“鬼屋”，这村子里的人只会加速流失。

人没了，地图上还会有这个村子吗？

另一方面，我又赶紧在各种地图上标注了“止溪”这个地名，让它赶紧生长起来。

一个地方的存废，果真是因了人的去留。

分享我们的故事

江南村民盖了新房，很多老房子放在那里，拆了纯是增加建筑垃圾，又不能多一分好地。因为老屋多半建在村子中间，场地比较逼仄，加上土地多半硬化过，复耕的可能性远没有黄土高原上那么大。

事实的确如此，建了那么多新房，要么原址复建，要么异地建了之后，将老房拆了，但它还是个废弃的院子。现在农业产量高，一亩地的产量顶过去近10亩都不止，粮食价格这么低，村民早就不种粮了，我现在种树的地块本是非常好的水田，可也一直荒到我们到来。

这几年政府鼓励发展民宿，且那地方非常适合。那日碰到村里领导，他说，能否找到合适的公司，把这些老房子租了去，让它们派上用场，拆了实在可惜，又增加垃圾。

民宿的兴起，是农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一个产物，当然也可能是分工的产物。城市提供财富，农村提供空气、水源、风光、放松的空间。浙江作为全国第一个消灭绝对贫困的省份，坚持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城市融合，自然不会落在后面。

有些人说，你围墙一建，就是一个大宅院，多好呀。我说，呀呀呀，正相反，我要的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地方，一眼望出去毫无障碍，不但没有围墙，哪怕连基本的防盗门窗都不装，唯有如此，才是一间通透的房子。

房子通透，人心也就透亮。我们都是好孩子，相信别人也跟我们一样。我不是要把生意做成怎样，而是要别人一起来分担我的压力，当然也分享我的生活。

不专擅，是我的性格。熟悉我的朋友太清楚了，若没有饭搭子，我会连饭时都错过。在南方报业跑国内深度报道时，因为不想一个人吃饭，我经常饿到晚上九十点，实在撑不住了才去吃，结果把晚饭吃成了夜宵。

时间不长，胃就出了问题。一场胃镜做下来，便学得乖乖的，按时吃饭，甚至学会了煮粥。

煮粥的窍门是《烟台日报》的美女尼莫教给我的。她丈夫是我的大学同学。有一次在烟台出差，酒醒后在她家吃到了最美味的粥。后来请教时她讲，大米先要用凉水泡软，再慢火炖煮。就是这么简单的窍门。我后来传授给了很多女生，貌似都没成功，可能是她们都没有尝到好粥的缘故。

当然，广东也有好粥，尤其是虾蟹粥，我最是喜欢。浙江人做海鲜粥，要么虾粥，要么蟹粥，我就喜欢“龙虎宴”。

因为喜欢呼朋唤友，便喜欢到处兜售自己的心得，别人言我好为人师，诚哉斯言。

这座院子，自然也要分享，分享不就是为师吗，且要造得正好够用。

有些村民起别墅，看起来气派，可是人房不配，岂不是大而无当？若能做到每个屋子里都住着人，再有可心投缘的，彼此两杯酒下肚，又能扯点有的没的，岂不是快意人生？

所以，我的厨房，绝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而应该是有书可读的。楼下吃饭，楼上啃书，这样才不枉了读书人的虚名。

其实，村里有很多老宅，若能交给有趣的人盘活，也是一桩美事。村干部也早有此意，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人。

我看到过不少城里的文艺人士在乡间改造的老宅，因了时间的积淀，远比新建宅第有趣。他们的到来，会给村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感受。无论建筑的改造还是日常活动，一定是新鲜有趣的。也许到某一天，我在新宅待得烦了，到老宅一看，哇，人家搞得这么好，一片悔意涌上心来，马上也搬到老宅。

至于忌妒，那是不可能的。我最大的优点有两个：一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给最亲近的人添的不算），二是不忌妒。前者是因为本分，没有人是供你使唤的；后者则不是因为品格高尚，而是经常不懂得欣赏。我出身寒门，见识鄙陋，见人家里金碧辉煌，只觉头晕眼花，不但无力欣赏，可能连出路都找不到，最后撞在玻璃门上。正因如此，特别不喜欢到别人家去做客，觉得太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懂得做客的礼数，索性不去。

躲在止溪，闲来看天，云卷云舒。

后来发现一个前辈文人也是不喜欢到别人家去做客。却原来，凡是文人，心思也都差不多，就像再别致的房子，也能找到第二间那样。

家长一直在批评，怎么什么事都拿出来写。我说，这些故事，无伤大雅，拿出来给大家讲讲，一是自嘲，二是分享人生，何必拘泥？

不过，说实话，家长的话不能不听，所以，多少漂亮的故事，就这样活生生被埋没了（此处删去十万字）……

我儿现在三岁，也相当有风范。一应好吃的西瓜之类，他拿了就往别人家去巴结。家长说，这娃与他父亲相反，他父亲是个典型的甘肃人，木讷而笨拙，除了写写弄弄，一点也不会搞关系；生了个儿子，倒是个交际花，别的小学生都不喜欢与两岁不会说话的小屁孩玩，但喜欢跟他玩。他懂得跟人打交道的窍门。

我说这些，分享的无非是故事和乡村经验。但这些故事有时新鲜，有时老套。放在大的时空背景下，就像从竹竿脚手架旁掠过的直升机那样，有违和感，亦有喜感。将来某一日，城乡隔绝已经消失，城里人可以自由到乡村置产度假，农民可以自由进城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一日想来不远，只是有人并不愿意看到，迁延至今而不能行。

有行将消失的乡村，亦有正在重建的乡村。乡村不仅是建筑，还是生命的实现方式。但是，重建的并非原来那个，也非原地重建。我自西北来，西北有危楼……地倾东南，这类大词不断冒出脑海，是为我们这样的乡村新居民作序。

随着这一轮的回乡运动“扫荡”，相信农村的文化和利益结构一定会有大的重组。

我虽无意也无力于此，但在乡村引入另一种文化，是我辈义不容辞的爱好，明日，我们且在溪边吟唱西洋湖畔才有的诗歌。

各花有各妈，各花有各命，各花有各处。唯有分享出去，才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