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说号子。我说的号子指的是父亲耕田耙地时的牛号。这来自大地深处和父亲内心的符号，在翻起麦浪的旷野中，把自己释放出来，在天地大幕下赤裸裸地呈现，其声音粗狂、嘹亮、爽朗，父亲的歌声中，似乎紧挨着某些复杂的情愫，或苦涩，或悲伤，或欢乐，或哀愁。父亲的号子，受到地域特色影响是显然的，其号子的曲调明显来自民间的“拉魂腔”这一曲种。据《泗州志》记载：拉魂腔，泗州戏的旧称，又叫柳琴戏。民间又叫“肘鼓子”，是流行在苏北、鲁南一带的曲种，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约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从声腔、流派传承及其艺术形成与发展上看，是近现代流传于淮北一带的知名剧种“泗洲戏”（因古时候淮海地区是有名的泗洲城地界）的前身。在徐州以东的苏鲁一带又叫“柳琴戏”（因该戏的主要伴奏乐器为“柳琴”而得名）。

从历史地理上说，我们家在经过两代人的搬运迁徙，从淮河支流—引河西岸的安徽明光已搬迁至江苏地界，靠着四大淡水湖之一—洪泽湖。中国的庞贝古城—泗州城，正沉眠于湖底。古泗州，地处南北交汇之地，地理、文化、风土、人情的交错融合，使得这“拉魂腔”既有南音的柔美低回，又有北音的粗犷豁达，拉“魂”动“魄”，让人极为渴念。我没有听过正宗的泗州戏，从父亲的号子里我似乎触摸到了泗州戏的灵魂和悲怆。父亲不是真正的歌者，说实话我在听到父亲在大地上唱开他的拉魂腔时，我是震撼的，以无比惊诧的神态丢了魂。一个没有经过文化滋养、埋头在大地上劳作的父亲，怎么突然同艺术嫁接在一起，要生活，要节气，要生命，居然也要歌声。

父亲的拉魂腔有着男人的阳刚元素，悲怆、强劲、豪迈，在所谓的花腔和独有的拖腔高音中，给人那唢呐般的伤感与神驰。我记得在田畴上，当父亲拉魂腔一出，村里的人从弯腰的插秧劳作中直起腰杆，呆立于田中，失神地注视着歌声的去处，神情痴迷。“拉魂腔一来，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这来自旷野的清唱，少了锣鼓和柳琴的修饰与伴奏，干净赤裸地把人的“魂”给勾拉走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不知道父亲在吆喝着那撕心裂肺的拉魂腔时，内心激越起怎样的波纹？是悲苦如那慢板，还是高兴如那快板，荡气回肠又百转千回。大地是舞台，是拉魂腔的舞台。父亲站在舞台上，是在演生旦净末丑，哪一个人生的角色？或许演的就是他自己。他的一生，完全就是一曲铮铮琴弦弹奏的拉魂腔。从十四岁开始启奏，在扒河、捕鱼、种地等无数的劳作中，他用少年的元气，完成家园的还魂。

父亲种地，在当地是一绝的。同样的地亩，收成总是高于一般人家许多。人家一亩地产水稻八百斤，父亲的稻田居然超过一千斤。有的人家稻田干旱，有的人家稻秧大片倒伏，唯独父亲的稻田秧苗茁壮，根系牢牢地抓着泥土，正抽穗含浆呢。父亲有事没事，总喜欢扛着一把铁锹，整日围着田地溜达，修修田埂，放放稻田的水，看到田里有杂草，哪怕一棵微不足道的幼苗，也会脱下鞋子，走进秧苗中央，拔掉那棵野草。对于土地的翻耕，父亲多年来一直坚持牛耕。其时，机械—手扶拖拉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父亲执念于牛耕，他的理由是，耕作的机械，那冰凉、粗鲁、生硬的铁器，会伤害了庄稼与泥土的感情，压死这丰润饱满暄松的土壤。土地最讲究情义，谁对它好，它就会奋力地回报谁。你要是对土地不尊重，它早晚都会无情地加倍地奉还回去。

有着田地学问的父亲，可以说是当地种田青年的导师。在种地为生的乡村，父亲曾经拥有众多的粉丝。很多初次走进旷野的后生们，面对着摸不着头脑的节气和时令，总是不厌其烦地咨询父亲。不可思议的是父亲目不识丁。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却能谙熟大地上的事情，这超出我们一般的想象。当然，如果说从父亲十四岁就开始执掌土地之门，那么对庄稼、土壤、雨水的熟知就不足为奇了。这经年的风雨劳作，风吹日晒，获得一点大地的真知灼见，则是必然的事情。只是在这些庄稼种植的背后，是父亲岁月沧桑的河流。其浪，翻滚着；其涛，轰鸣着。

面对皇天后土，父亲是挺直腰杆的，“庄稼老把式”的称号给了父亲生活的尊严与地位，一个男人在世间行走的尊严。这始终源于对待大地的情愫。暴雨中他可以徜徉在稻田周围，查看水情；破晓时他可以披着星辰下田犁地；即使寒冬腊月修身养性的日子里，他也能赶着牛车，把农家肥一车车运回田地。按照父亲的话说，农家肥对土地最好，可以暄软土壤且对禾苗没有伤害，不像化肥，板结土壤，常吃施化肥的粮食，会给人的身体带来疾病。赶上五黄六月天，父亲吃喝睡在田里，摸爬滚打在地里，整个人就是大地的一部分，是一块儿会移动的泥土。他弯着腰，握着农具，用夸父追日般的豪情向土地掘进，向生活挺近。未来会怎样？他不清楚也从来没有追问过，只知道拾掇土地，除此以外，庄稼人还能会什么呢。

面对土地，父亲脸上洋溢着诸多的笑容。当从土地上收回目光，转向村庄上的人，父亲有着难以排遣的苦闷和疙瘩。中国农村的生存哲学，不逊于城市的复杂与沉郁、哀伤。

城市人口的聚集，有着繁多的生存机会，给了更多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出口。而高楼的林立，商铺的琳琅，城市小区住宅的封闭，间接地遮蔽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陌生、冷漠和缺乏交流的隔阂，另一方面又各自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和秘密。这样每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也许有权势、金钱、威胁，等等，使得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相反尊重、平等多些，欺凌、斗争少点，即使发生冲突，也是口角或者法律上的官司，纯粹归纳于文斗。

对比农村，则大相径庭。乡村是一个鞭炮，一声爆竹，随便一声呼喊、一个屁或者一顿吵架，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全村都能听见，稍后全村都会一清二楚。谁家的锅大碗小，谁家的姑娘未婚先孕，谁家的寡妇偷情了，谁家有官亲在京城等，村里人一肚子清楚账本。正是因为知己知彼，乡村的斗争变得频繁与简单。小户人家始终受到大家族的欺凌，有钱财的人家始终得到人的尊重和讨好，有官亲的人家在村里更是趾高气扬，身边围着层层拍马屁的人。最残酷的莫过于村里的斗争，原始的斗争，就是凭力气打架。家族势力大或者家里兄弟多，成为解决村里一切不可调和矛盾的可行方法，万事解决不了，两个字—打架。村中的打架就是凭肢体的冲突，武器最多就是各式的农具。我们家族是大户人家，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庄，几乎一个姓，这使得几十年间，我们的家族始终处于安稳的态势，不去欺负别人，也并没有受到外姓或者运动的冲击。但是城堡的坍塌，往往不是外力的作用，崩溃的都是从内部腐烂开始。有熟悉乡村生活的学者曾说过，民间生活，就是一个斗争史，与天气斗，土地斗，人斗。乡下人能吃得了土地的万般苦，就是无法从人与人之间的，无形的压抑的矛盾与斗争中解脱。

我在表述乡村生活这些暗影的时候，对于习惯于沉浸在泥土深处挖掘生活的父亲，是幸还是不幸？是悲哀还是悲悯？父亲可以把一块荒地整成成熟的庄稼地，可以无师自通地制作农具，编织粪箕、水席、渔网，建房造屋、修烟囱、砌灶台，等等。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一本农耕版本的百科全书。但是他在乡村人事上，始终是受伤的学徒，是黑暗中的行者，没有那种奔驰在旷野上、可以让胸膛敞开的大地号子的辽阔。生活的战场上，有时走进一条狭窄不堪的独木桥，且你必须走过去，否则摔下悬崖，摔得鼻青脸肿。过早地撑起门楣，使得父亲对此了然于心。在家族内部的口蜜腹剑、刀光剑影里，要想活下来，不能用对待土地般的感情，依靠天时、地利的劳作，就能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人生远非如此。父亲迫不得已要在这个同姓、盘根错节的宗族里，学会生存。

学会选择靠山，这是民间生存之道。父亲把家族内的靠山选择在我祖父的堂弟身上。我们称他为叔祖父（这是我自己起的称呼，实则在苏北地域里，我们称呼为小爹，就是爷爷的意思）。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谙世事的父亲对此的选择，内心也是充满哀伤的。譬如我如今的生活。这一点上我是遗传父亲的。复杂不堪的人与世界，我选择躲避、逃离，放弃教书育人的工作，选择“宅”，在方格稿纸上，孤独地行走。我厌倦那些人与人之间无聊的争名夺利，却也无法避免工作、生活中的刀光剑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名利无处不在，争斗从未停止。父亲说，对于外界的争斗，他是能想到的。人类总是以群居的方式存在的。意外的是，斗争多半来自家族内部的厮杀，甚至是亲人间的骨肉相残。用一个伤口去撕扯另一个伤口，不断地结疤，又不断地撕开新的伤口。

我肯定父亲的选择，虽然这是迫不得已的生存法则。叔祖父家与一般人家不同，在父亲眼中，叔祖父类似影片里的族长角色。但这已经不是族长横行的年代了。在村里，最高长官团就是村长、支书和会计。这仨人不可小觑，掌管着村里的大小事务，对待村里的事有着不可替代的威严和胁迫。这要从背景来看，似乎中国的官员，关键讲求个背景，没有背景寸步难行。村里的干部更是如此。村长、支书等干部的选拔，分明就是家族力量或者帮派力量的角逐。干部的胜出，就是力量比拼、关系比拼、权势比拼的结果。我叔祖父家在村里是大户，家中男劳动力四个，从事的也是颇有威胁力量的营生，一个是村里的剃头匠，一个在省城南京工作，一个在村里开诊所，还有一个在大学读书。不说剃头的事，就说诊所吧，人吃五谷，谁能不来个头疼伤风感冒？那你就得去诊所看病。有人会反驳，那就去乡里医院。是的，你可以去乡里医院，但那需要走上十来里土路。这样的人，你能轻易得罪？相反，想巴结人家还担忧被嫌弃了。叔祖父家这内部的力量是隐含的，是可以揣摩的，毋庸置疑，在武斗上，谁家敢无视四个男人的战斗力？背后还有一家老小的看病威胁？对于看病我记得很清楚，村里人几乎家家都欠诊所的钱，有钱没钱，我的叔叔都会给他们看病，诊资记账，等待庄稼收下来后，卖了粮食把钱送上。这一点全村的人都是心怀感恩的。

更让村里人仰望的是，叔祖父“上面有人”。

上面有人。这是中国式词语，带着中国元素的民间特色。中国人典型的特色，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境，诸如疾病、求职、升学、活动等，张嘴就是那句经典的“上面有没有人”。似乎，找关系解决问题，已经成为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思维。无怪乎有人说中国社会说到底就是关系型社会。这在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乡村，偏僻一隅，人的活动空间与视野均在脚下这一方土地上。县城，村里人也许偶尔去过，省城、北上广等城市对于村里人，都是天上的街市。父亲也是这样的人。去过最远的城市就是我们的省会南京，这已经是六十多年后的事了。这还是患眼疾时，我开车带他去的。也说不上去，我们只是和南京匆匆一见，没去新街口、鼓楼、秦淮河和夫子庙，甚至连中山陵和总统府等这些著名的景点望一眼都没有，然后就沿着中山东路返回了老家。这在父亲看来，坐车去了趟南京，已经是一生中很荣耀的事情。每逢村里人，父亲总要炫耀一番。在我父亲看来，父亲选择叔祖父，作为在村里生活的屏障与庇佑，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点上我佩服父亲对生活的认知与判断。叔祖父确实是见过世面的人，在七八十年代，北京、上海、南京、滁州、淮南、海南、黑龙江等地都有勾留。这源于叔祖父是做大生意的，难免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城市，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回到村里，城市的故事都成为村里乡亲们的“中央新闻”，都是他们眼里的神话。同时叔祖父本身的亲戚也颇有力量。他的几个姊妹，分布在北京、淮北、滁州等城市，这些姊妹和夫婿，在当时都是身居高位，或者属于当地名流，经济和上层建筑都让人仰望。这无疑给叔祖父身上带来巨大的荣耀和神圣的光环。在村人眼中，叔祖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没有他看不透解决不了的事。更令人惊诧的是，叔祖父还有一个远在台湾的亲戚。

台湾，在我们的故事里，就是高官、黄金和富裕的代名词。台湾地区的经济一举跃至“亚洲四小龙”之时，大陆还处于百废待兴、全面复苏的时期。我记得叔祖父家那个台湾亲戚返乡探亲时，我们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点传说或者神话般的感觉，类似如今我们对某位明星的崇拜。我在跟随着父亲去朝拜的时候，得到一小块白兔奶糖，顺带见到了餐巾纸。我还以为这餐巾纸是写字的呢。因为纸的洁白与我们平时订本子用的白光连纸毫无区别，在餐巾纸上写字，感觉颇软，仿佛在丝帛上写字一般。谁曾知道这餐巾纸不是用来写字的，居然是用来揩手的。我暗自审视自己黝黑发亮的袖口，以及已经溃败乌黑的衣袋，面面相觑。从那位面都没有见到的亲戚身上，我见识了餐巾纸及其作用，还听闻他们管厕所不叫茅房、茅坑、茅厕，而叫洗手间。

叔祖父的台湾亲戚没有让我们失望，更没有让叔祖父失望。那位亲戚离开老家不久，一台2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运到了。这在我们村子里，相当于放了颗东方红卫星。我对电视在乡村的普及已经很模糊，只记得童年时候，村子里三百户人家，仅有两台电视。一台在村长家，一台在我同学家。我同学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我小学时候的数学老师。那时正值播放《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之类的电视剧，为了去看电视，我们常踩着积雪、裹着棉衣、搬着板凳早早地去排队。我同学的父亲为了照顾大家看电视，把电视机安置在院中，地势开阔，可容纳四五十口人，就是这样，每天晚上还有大量的人站在后面，挤挤挨挨的。端碗的，织毛衣的，哄小孩的，各色人等。电视是黑白的，不大，17英寸，熊猫牌。电视剧一到，我同学就开始移动天线，使之图像清晰，声音响亮。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黑白混沌的世界里，看到模模糊糊的雪花大片大片在我们眼前飘落，耳边只能听到电视剧中男女主角的对话和一阵阵喊杀声、擂鼓声。全场观众一片静寂的焦急，大家气也不敢喘，担心惹怒我同学调台的心情。抱小孩的妇女更是噤若寒蝉，孩子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巴掌就扇过来，然后她们就匆匆走出了场地。现在，村子里居然有了台彩色电视机，24英寸，瞬间在村里激起飞天的巨浪。阵地立马从黑白转移到彩色。遗憾的是我们只去看了一周，就再也没去看过。这是后话。

父亲选定了叔祖父。失去父亲的父亲开始介入生活的人事之道。这是生活逼迫的，活着，适者才可以活下去。达尔文先生早就给出了经典的表述与断语。父亲没有理由不好好地活着。叔祖父确实没有让父亲失望。家族亲戚的背景和家里几个儿子的力量，使得叔祖父在村里占据核心地位，有着类似于族长的权与势。村里的大小事情，村长总要找叔祖父协商，然后才面向全体村民们宣布。叔祖父的权威一再拔高，到了后来谁家夫妻吵架、孩子说媒、扒河抽水等，村中大小事务都有叔祖父介入的身影。

在农村，没有靠山寸步难行。父亲幽幽地对我说。面对已经白发满头的父亲，悲怆从身边弥漫着。对此我深信不疑。父亲曾经就给我找过靠山。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坐车前往三十公里外的双沟古镇，在一座山头的村落里，找到了传说很灵验的那位算命先生。在那模棱两可的语言游戏里，父亲丢给他十元钱，然后带我回家，拜了座敦实、坚固的五孔石桥，每年烧香祭奠，磕头跪拜，从此我有了靠山。算命先生关于桥的隐喻，是否含有普度之意？度人也度己？

我不知道该如何讲述父亲靠山的故事？父亲的靠山与我不同。石拱桥于我，只是符号或者图腾，是象征，也是一种守望。它是沉默的，无所求的，不会因为你的遗忘而责备你，你需要做的，就是逢年过节，向它进贡，送上一些瓜果、香火之类。实则这些它是无法享受的。这是按照民间对神像诸如观音菩萨、钟馗以及张天师等仙道之人进贡的方式，诠释我对石拱桥的敬畏与尊崇，表明它是主宰我的神，我是它的教徒、子民。人们以为通过这种贿赂的方式可以送达天听，实现自己对生活以及前途的诉求。这一切至今我都半信半疑。我承认对万物有着命理的敬畏和感恩。审视万物，我似乎看到每一事物都有双眼睛，在不易察觉之处打量着世界，审视着世人一言一行，记录下每个人的过错、失德以及幸福、苦难和未来。但是每次我在对着石拱桥表达我敬意与感恩时，始终没有发现那双眼睛。这使得我很惆怅，没有眼睛怎么发现我呈上的贡品与香火？暴殄天物，那将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父亲面对这些靠山时是神圣的，所以倾其所有，拿出我们家人自认为最好的香火。香火的背后，我知道是父亲的旷野和无法窥知的农事、人事和悲欢的生活。童年里我多次与石拱桥交流，它始终用沉默的方式与我对话。让我在它的前方，看到了弯弯曲曲的河道、奔向远方的流水和经过河水滋润的村庄、大地和森林。我为它终生躬身的姿势抵达大地而崇敬。懂得低下身子的人，注定会挺直腰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