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百花齐放”及稍后时期（1956—1960）“文学”一词到底意指什么。尽管研究的对象只限于短短的几年，但对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历史进程的描述，似乎是颇为有效的研究途径，因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凡是来源于中国的文学的概念都是有待商榷的，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统一、明确的对象实体。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因为我们涉及的那个时期的文学及文学评论众说纷纭很不一致，甚至党在文学事务方面的正统立场也表现出某种变动性。

党的正统立场来自于毛泽东与周扬的理论阐述，中国文学理论中绝大部分“文学”的定义，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论述那里。然而，对文学批评家和政治家（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所提出的对文学的要求进行观照，还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文学”一词在中国的含义、“纯文学”在党的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文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需要考察的材料包括文学批评著作和对文学的任务、功能、形式及主题的一般论述。研究文学作品有时也同样有用，因为它们是文学评论的对象，或者是文学原理实际运用的产物。研究翻译某些西方及俄苏文学背后的取舍原则，以及重编中国传统文学的遴选原则，也有助于阐明中共理论家所坚持的文学的概念。

该研究的另一目的是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作出评价。中国文学的理论与苏联理论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如果不了解它们的苏联原型，中国文学理论的某些特征是很难理解的。这里我们必须把“影响”与“相似”区分开来。中苏两国某些共性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它们的相似性，两国在社会组织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要清楚地确认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影响，就必须梳理中国文献中明确提到的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找到苏联著作和文章的中文翻译，或者苏联作家与中国同行个人接触的迹象。

本书对苏联文学影响的考察截止于1961年之前，这一年周恩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上公开批评了赫鲁晓夫缺乏认真的马列主义的态度，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理解的分歧首度公开化，或许治思想史的学生对此会感兴趣。相比起纯粹政治性、理论性的党的文件，文学作品的影响不容低估。可以看到，1956—1960年期间，中国主要接受的是特别类型的苏联文学作品，而这个时期苏联出版了大量的出版物，但至少从官方来看，却鲜有在中国受欢迎的作品。

那几年中国的文学批评非常繁荣。一些作家提出的“修正主义”理论迫使其他作家来表明自己的正统观点，它们通常来自于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文学的正统理论最终使所有的异议销声匿迹，从第三次作代会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次大会原计划于1957年秋召开，最后推迟到1960年七、八月份。

在此，我想对本书撰写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帮助过我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莱顿大学的赫尔斯韦（A. F. P. Hulsewe）教授，他一直是我的老师，指导我从事中国研究长达12年之久，并接受本书原稿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也非常感谢泽克（E. Zurcher）教授和琼克（D. R. Jonker），感谢莱顿大学的里夫（K. van het Reve）教授审阅了本书初稿并同我讨论了关于苏联文学的某些章节。

感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陈世骧（S. H. Chen）教授、白之（Cyril Birch）教授，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C. T. Hsia）教授给予我的宝贵帮助，他们评论了不同阶段的文稿，我从中获益巨大，当然，若有任何错误，应由我自己承担。夏济安（Tsi - an Hsia）教授深刻博识、经验丰富，每有请教，都受益匪浅，这个月传来他在伯克莱英年早逝的消息令我震惊。感谢希特（Roxane A. Heater）小姐和斯特尔（John. A. Settle）先生对本书不同部分所作的善解人意的编辑。我还要感谢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所有同事，感谢他们极具成效的帮助。

联邦基金会（The Commonwealth Fund）给予我哈克尼斯奖学金（Harkness Fellowship）的资助，使我得以在1963—1964学年在伯克莱研修。没有它慷慨友好的帮助，本书尚不会完成。最后，也非常感谢荷兰外交部长准许我请假离开，从而使我有机会接受该奖学金。

D. W. 佛克马
荷兰，沃伯格
196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