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早夭和奋争铸就不朽
——纪念莱蒙托夫诞生200周年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出现过数不胜数的诗人，其中早夭者有之，奋争者有之，天才者有之，不朽者有之，但像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那样，生前就预感自己会早夭和不朽，用无畏的奋争成就了不朽：27岁（1841）上便被沙皇暴政夺去年轻的生命，200年后却仍活在所有珍爱自由和正义的人们心中的天才诗人，恐怕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的。

早在17岁（1831）时，莱蒙托夫就有如下充满使命感、厄运感、紧迫感、不朽感的自白：

……

没有奋争，人生便寂寞难忍。

回首往事，看不出有多大作为，

即使在我们年华方富的时候，

人生也无法将我们的心灵宽慰。

我必须行动，真是满心希望

能使每个日子都不朽长存，

像伟大英雄不衰的英灵，

我简直不解休息要它何用。

我心中时时刻刻有一样东西

正在沸腾成熟。期望和忧伤

无时无刻不在搅扰我的心房。

也理所当然。总觉生命短暂，

我总害怕，将来我会来不及

有所作为！在我的这颗心里，

生的渴望压过了厄运的痛苦，

虽然对别人的生活不免鄙夷。

……

我已料到我的结局、我的运命，

心头早早就打上了忧郁的印痕；

我受尽煎熬，唯有造物主了然；

冷漠无情的世人本无须来无过问

我死时定然不会被人们遗忘，

我的死将可怕得很；异国他邦

定要为它震惊，但在我的故土，

连对悼念我也都要咒骂一场。

……

（《1831年6月11日》）

诗人1831年对自己将会早夭和不朽的预感，还可以从《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1832年）至《梦》（1841年）的多首抒情诗中得到证实。预感的准确度简直可以使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研究者吃惊。对于莱蒙托夫，自信（在上述诗中，诗人还曾预言：后人没法理解我“这位伟人，他怎么找不到朋友”）不等同于自负，他在听了挚友赞美他的诗才不可限量后自信地回答：“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使命在肩但无人知晓的诗人，／如像他，我也是尘世的逐客，／不过我有一颗俄罗斯的心。”潜台词是：“我暂且虽还默默无闻，但我是个有着与拜伦相似的坎坷经历，心怀天赐使命感的俄罗斯民族诗人。”但同时，他又满怀忧患意识地渴求以行动应对时势的挑战：“我的生涯早始也将要早终，／我的才能不会有很大出息；／破碎的希望有如沉船残骸，／压在我浩茫似海洋的心里。”其实，还在1830年，莱蒙托夫就在随笔中谈到自己与拜伦才情与命运相似的特殊情结^[1]：“1830年。在我的生平中，还有一点与拜伦相似之处。一个老太婆在苏格兰向（拜伦的）母亲预言说：他将是个伟人，将两次娶妻。一个接生的老太婆向我外婆同样地预言我在高加索的境遇。求上帝让我也能如愿以偿，虽然我也会和拜伦一样不幸。”而他在临终前不久所写《梦》（1841年）中，我的梦（“炎热的正午我躺在达格斯坦山谷，／胸膛饮了铅弹，已不能动弹……”）和她的梦（“她梦见在那达格斯坦谷地，／一具熟悉的尸体横卧地上……”）的奇特交叠，准确地预先验证了上述关于他早夭和不朽的所有预感和预言。

早夭的预感与入世的奋争，是造就他这位不朽的天才诗人的两个相互交织的因素。前者是悲剧因素，后者是喜剧因素。毫不妥协地履行天赋使命导致这位天才付出早夭的代价，但为自由、正义而他无畏地奋争却创造了供全人类永远共享的精神财富。

为什么诗人会早夭？为什么他又能不朽？要解决属于结果的问题，必须追索造成结果的过程，这就是操控诗人成就的命运轨迹，似乎可以用一、二、三、四这四个数字，来扼要地描绘这位早夭而不朽的伟人的生命轨迹：

1. 一首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不朽的《诗人之死》；

2. 由它招致诗人早夭的两次流放和两度决斗；

3. 三重人生悲剧（家庭、爱情、生命）和三大成才因素（超常的天分、独特的家境、罕见的磨难）；

4. 最后四年缩短生命长度，加大生命宽度的辉煌岁月。

1837年，俄罗斯近代文学之父、天才的民族诗人普希金在与沙皇禁卫军军官、法国流亡者乔治·丹特士的决斗中惨遭杀害，莱蒙托夫深明普希金对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重要性的大义，挺身而出，首先打破自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来万马齐喑的局面，奋笔疾书，写下了喷吐人民抗暴怒火的不朽名诗《诗人之死》，把矛头直指凶手及其幕后黑手沙皇宫廷，于是成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帮凶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从此连遭囚禁和流放，直至四年之后，也和普希金一样惨死于沙皇和上流社会暗中设置的决斗陷阱。他追求正义却时时处处遭到邪恶的迫害，他歌唱自由却被剥夺了自由直至年轻的生命，他因此永远变成自由和正义的象征，他的作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得到越来越广的永世流传。

《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致命作。一方面，它使一个在业余文学创作途中默默耕耘了近十年的新人因此而一举成名，众望所归地继承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反暴政争自由的传统。他的《诗人之死》比之当年普希金的《自由颂》，对于沙皇暴政的抨击和鞭挞更加直接和猛烈，流传得更快，因此，他这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壮举当即向世人预示了他自己今后的不归路，但难能可贵的是未曾见他本人有过对恶势力的任何动摇或妥协，这是他对普希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也超越了俄罗斯近二百年来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另一方面，诗人所面临的这种罕见的磨难，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通常，评论家把他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青少年时期”（1828—1834或1836）和“成熟时期”（1835或1837—1841），绝大部分重要作品都是1837年之后完成的，真是作家不幸作品幸，莱蒙托夫在1837—1841的最后四年里确实是在用生命的每一天写诗，用肉体的速朽换取心灵的不朽。

莱蒙托夫因捍卫普希金而惹怒沙皇尼古拉一世而于1837年2月18日被沙皇宪兵逮捕并监禁、抄家，3月19日被判处流放高加索，于4月10日抵达流放地。1938年3月24日，因外祖母托人斡旋而被当局调往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于10月10日获释。这是第一次流放。1840年2月6日，在一次舞会上，法国大使的儿子艾·德·巴朗特因莱蒙托夫写诗蔑视杀害普希金的凶手法国人丹特士而与他发生争执，要求与他决斗，从表面看，这次决斗纯属偶然，其实是由尼古拉一世的公主亚·尼古拉耶夫娜身边的人有意唆使的。他因此而被捕并交付军事法庭，4月13日，尼古拉一世在一个报告上亲笔批示：“将中尉莱蒙托夫以原官位调至坚金步兵团任职……”6月18日，被派往前线作战送死。1841年7月13日，莱蒙托夫因戏弄尼·索·马尔蒂诺夫而被迫接受他要求的决斗，在上流社会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惨死于决斗圈套。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诗人之死》引起第一次流放，第一次流放的结束却很快又招来第一次决斗，第一次决斗便引来第二次流放，第二次流放又招来第二次决斗，招致莱蒙托夫的早夭，到底是出于冲动的决斗呢，还是蓄意的谋杀？问题很清楚：1837年，年轻的莱蒙托夫因怒揭沙皇尼古拉一世用决斗的圈套致普希金于死地而写出《诗人之死》，1841年，还是这个同样年轻的莱蒙托夫亲自重复了4年前他所揭露过的前辈的悲剧命运：惨死于同一个沙皇当局同样也为他设置的决斗圈套，形成从一个伟大诗人之死到另一个伟大诗人之亡的怪圈，而且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也惊人地相似：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一样，向对手网开了一面，想给他留下条生路；对手们也惊人地相似，利用这两位伟大诗人珍爱生命的博大胸怀分别对他们乘机发出了毙命的一击，成为不折不扣的政治谋杀（尼古拉一世得知莱蒙托夫的死讯后甚至喜不自胜便是明证）。两位伟大诗人早夭的厄运是相同的，不同的仅是凶手不同（前者是丹特士，后者是马尔蒂诺夫）和作案地点不同（前者是圣彼得堡市郊，后者是高加索五峰城附近）而已。

在回顾了莱蒙托夫之所以会早夭和不朽的生命轨迹（即过程）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兴趣和注意力放在这位早逝的杰出天才给他的祖国和全人类留下的精神财富（即过程导致的结果）上了。天才死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着，负载他的精神的作品（其中不少已成为全人类的经典），在他的祖国俄罗斯流传着，在有着13亿人民的中国（从1996年起已有了他作品的汉译全集）流传着，在全世界流传着。

莱蒙托夫的诗，包括他洋溢诗性光辉的小说《当代英雄》和剧本《假面舞会》在内，无一不是：

忧伤情怀的音乐，

高傲灵魂的舞蹈，

忧患意识的喷泉，

呼唤自由的号角，

思考、反省的引擎，

助弱除暴的钟声，

透视真伪的X光，

人民苦难的象征。

莱蒙托夫虽同时对俄国小说和戏剧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他首先是个艺术个性极其鲜明、艺术灵性十分早熟的抒情诗人。在他那流淌着心灵的血液的抒情诗中，清晰地呈现出一个同他有时酷肖、有时近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形象的性格、气质辐射、渗透到他的全部长诗、小说和剧本而概莫能外，使得他的创作呈现罕见的整体性和针对性：诗人受西方启蒙思潮、自由理念和普希金、十二月党人反暴政传统的影响而与极端束缚个性的尼古拉一世王朝产生越发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天才预感与他的历史使命感一拍即合，成就了他将民族性高度融合于时代性之中的罕见而不朽的文化现象。

俄罗斯现代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一次与巴黎友人的谈话中说：“有人早就说过，而且是正确地说过……我记不起是谁了，在我们俄国，只有一个诗人有时能置身于文学之外或置身于文学之上——莱蒙托夫。”令人感兴趣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区分争当“文学家”（专门家）的作家和首先从事道德的和一般世界观问题的“非文学家”时，只把自己和莱蒙托夫归入第二类，而把普希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归入第一类。不言而喻，列夫·托尔斯泰自认为是继莱蒙托夫之后的俄国唯一一个有时能置身于文学之外或置身于文学之上的散文作家。从这个视角，也许才能解开莱蒙托夫的艺术魅力之谜，才能真正阐明为什么莱蒙托夫的作品会具有那么大的独特性，那么大的艺术家的真挚度，那么大的情绪感染力和为什么他本人生前对自己作品的筛选会如此严格。

与莱蒙托夫同时代并同学于莫斯科大学的别林斯基说：“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认识、哲学精神、思考、‘反省’的时代。问题——这便是我们时代的最主要的东西。”^[2]作为一位对民族与历史高度负责的伟大诗人，莱蒙托夫短短的一生充满了忧患意识，它是诗人对人生的丰富体味和深邃反思的产物，是诗美体验的高层次形式，是他的生命形象在永恒真理中的彰显。这就是不朽的《沉思》的灵感的由来。诗人从民族的历史切入19世纪初至40年代的俄国现实，他既不满足于以《诗人之死》揭露沙皇尼古拉一世王朝残害俄国诗魂普希金的恶行，也不停留在以“法大于权”的先进思想抨击专制制度（普希金《自由颂》）的水平上，而是认为暴政的根子在愚民，出路在于对被统治者进行深入的启蒙，反思历史和反省自身，如何从保卫俄罗斯民族生存的权利和维护俄罗斯民族文化伦理的延续入手，给沙皇统治釜底抽薪。因此，他因这首“充满着内心的、主观性的因素”的《沉思》而被别林斯基誉为“俄罗斯的、最崇高、最高贵的意义上的民族诗人”，这首诗更被他誉为“莱蒙托夫纲领性的诗”，经过历史的检验，它对日后俄国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说，17岁的莱蒙托夫在本文开头所引《1831年6月11日》片段中即已充满使命感、厄运感、紧迫感、不朽感地期待未来，那么，24岁的莱蒙托夫就以更大的使命感、厄运感、紧迫感、不朽感去验证那些预言。正当受人嘲笑的诗人们“动听的只有虚夸和欺骗”（《诗人》，1838）的时候，唯有莱蒙托夫一人敢于在作为每个民族最高凭证的诗歌——《沉思》——中，立足民族，背靠历史，直面现实，向着包括自己在内的同时代人说出振聋发聩的真话，“以金刚钻般结实的诗句，奔涌激情的雷霆万钧的力量，高贵愤怒和深刻哀愁的巨大威力，震惊了所有的人”（别林斯基语）：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的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

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

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败退下来，

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

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

……

偶尔我们也爱，偶尔我们也恨，

但无论为爱或恨都不肯作出牺牲，

每当一团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烧，

总有一股莫名的寒气主宰着心灵。

……

我们的子孙将以法官和公民的铁面，

用鄙夷的诗篇凌辱我们的尸骨，

他们还要像一个受了骗的儿子，

对倾家荡产的父亲尖刻地挖苦。

（1838）

对这首诗的解读，引用别林斯基的经典评语恐怕是不二选择，受多种条件的限制，任何别人都不可能说得像他那样到位。他说：“这些诗句是用鲜血写成的；它们发自被凌辱的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万倍的人的哀嚎，呻吟！……在新的一代人中间，有谁不会在它里面找到对于自己的忧郁、精神冷酷、内心空虚的解答，有谁不会用自己的哀号和呻吟去回应它呢？”（采用满涛的译文）

莱蒙托夫的伟大与不朽，正是在于他在争取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认定要改变黑暗专制的时代，应从根子上改造国民性做起，首先必须震醒贵族知识青年这迷惘、怯懦、厌倦、麻木的一代（即《当代英雄》所描写的以毕巧林为典型的“多余人”一代，别林斯基甚至称“偶尔我们也爱……”这几行诗就表现了整个毕巧林），启蒙他们（凭借先于本诗发表的两首反思历史的诗）只有不忘“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怒对伊凡雷帝宠臣的无畏和波罗金诺战役的老兵与法国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气概，才能应对暗无天日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权的残酷现实，否则，他们将不但愧对英雄的祖先，还将遭到终将成为公民的子孙的唾骂，连自己的尸骨也将难逃他们铁面无私的凌辱，因为他们自己在“享受之杯”面前俨然是贪婪的主子，而“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他们既“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又“对善恶都无动于衷”：很高的天分使他们一眼望穿人生的无奈，但过剩的精力却使他们在无聊中排遣心灵的空虚，只落得成为“早熟又已干瘪的野果”的下场：“早熟”象征逆境的催逼，“干瘪”隐喻摧残的恶果，“野果”自然就暗示不过是一群自生自灭的“多余人”罢了。

莱蒙托夫所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为珍爱自己所属的伟大俄罗斯民族而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代人的使命感、厄运感的催人泪下，他对受制于专制的国民性的萎靡形将导致民族沉沦的忧心如焚，他对重物欲轻心灵的浮夸奢靡的日下世风的反省和沉思，难道不足以对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具有无尽的启发而已成为永世的不朽了吗？

[1] 顾蕴璞主编：《莱蒙托夫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537页。

[2]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