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异乡的游子，在寂寞的琴弦上，拨弄着花谢花开。

有过黯淡过往，依旧迷恋时光。从梦里醒来，或沉入梦里。

有人以梦为马，从远方到远方。长亭古道，芳草斜阳。

蓦然回首，岁月清浅。嬗变的季节，我们破茧成蝶。

红尘如泥，年华如歌。

从上海到香港

总是想，简单生活，无牵无挂，是否就可以不使岁月蒙尘。

多年以后，终于明白，岁月蒙尘，往事飘零，与任何人无关。

我们只是路人，走得寂静如尘。

晴天的午后，我又想起了远方，想起了那个孤冷的身影。她是苍凉的张小姐，在明灭的灯火里，写似水年华，写聚散沧桑。她苍凉而冷落，而她的笔下，却是喧嚷与浮华。

张爱玲大概不愿回首自己的青春岁月，那里有太多迷惘与压抑。可悲的是，与她相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青春时节，竟如挽歌。

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招生考试在上海举行，张爱玲一鸣惊人，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这次考试。可惜，由于战争的关系，她无法远渡重洋到英国去留学。幸运的是，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因此她就改在香港大学就读。

香港大学的学生大多来自东南亚诸国的富侨家庭，本埠和大陆的学生也都家世阔绰，上学放学都有汽车接送。与这些学生相比，张爱玲算是个穷学生。但她清楚，母亲已经尽力。在她到香港后不久，母亲又离开上海去了新加坡，大概是为了生意。张爱玲不太愿意过问母亲的私事。

实际上，她不愿过问任何人的事，当然更不愿别人过问她的事。悲也好，喜也好，只需自己明了，不想对谁说起。她是乱世的才女，冷暖自知。

为了毕业后可以去英国深造，张爱玲在港大学习非常刻苦。应该说，她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慧并不是那种敏捷型的，而且港大的那些课程亦未见得都是她喜欢和擅长的，但她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连得两个奖学金。一位英国教授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来没见过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

张爱玲的心中，始终藏着那个梦。华美的房子，典雅的装饰，别致的陈设，她作为女主人，住在那里，喝着咖啡，看流年似水。所以，港大三年，她是拼命学习的好学生。

但是，为此她却付出了代价，那就是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因为读了很多书，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她非常喜欢写作。但是港大三年，她完全放弃了写作。直到日寇攻占香港，她的学习计划被打断，她才有时间重温旧梦。

为了圆自己留学英国的梦想，她苦学英文，甚至给母亲和姑姑的家信，也是用英文写的。她很少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不仅因为她不喜喧嚷，还因为她不想浪费时间。她只是偶尔画几幅画，忙里偷闲，点缀光阴。

不管怎样忙碌辛苦，港大三年，是张爱玲生命中极为快乐的时光。这里，没有父亲的暴虐，没有母亲的唠叨，亦没有中学时代清规戒律式的管制，她的天性终于得以自由地发展。她渴望的无拘无束，终于可以尽情体会。多年后，忆起那段时光，她定会觉得无比温暖。

当然，她仍是孤僻而自我的张爱玲。她总是很难与人相处，从来都以自己的喜好为上，很少在意别人的反应。她喜欢冷眼看世界，不愿与人交流。同学们总是听不懂她说的话，她也不在乎。

似水的年华，她却已习惯了孤独。

她在她的世界春暖花开，却又在别人的世界里冷落无声。

在港大，唯一与张爱玲趣味相投的，是炎樱。炎樱是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风趣快活，干脆利落，生活起居与常人总有相悖之处，偏偏张爱玲喜欢她的聪慧与趣味，而炎樱惊讶张爱玲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所以，她们可以成为朋友。

闲暇之余，她们偶尔会结伴去逛街或者看电影，去体会外面世界的精彩。两人都喜欢绘画，常常一起作画，一个勾图，一个着色。这样的生活，让刻苦读书的张爱玲，颇感快意。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所以放假时两人多是结伴同行。某个暑假，炎樱没等张爱玲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觉得自己落了单，伤心得泪如雨下。但这件事，并未影响她们之间的情谊。红尘俗世，她们是难得的知己。

香港，繁华如梦，灯火迷离。生命悲喜，命运浮沉，都在这里；春花秋月，沧海桑田，都在这里。张爱玲就在这里，寻寻觅觅。她很忙碌，亦很冷静。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她借着温柔的光阴筑梦，遥望远方。

许多人在浮华的世界里摇曳多姿，而她选择了寂静，然后在寂静里开花。

但是那时，她只是个学生。母亲在支付了她的学费以后，给她的生活费很有限，这使得张爱玲在学校的生活，一度很窘迫。就是因为这样的窘迫，张爱玲变得更加敏感。她不得不在精神上、经济上做好自己独立的打算与准备。她之所以那样发奋，便是为这种独立做准备。在香港大学，如果成绩优秀的话，毕业后就可以免费升到牛津大学深造。她很清楚，目标明确。

她，注定要在这样的冷暖岁月中，体会人生的苦涩与凄凉，然后回到灯下，写尽聚散离合。她是倾世才女，却也必须在经历了苦乐年华之后，才明白世事如霜。

人间，仍旧不安稳。

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第三年，战争又尾随而至。1942年，日寇对驻守香港的英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乱世的人，萍踪不定，张爱玲早已明白。

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张爱玲所注意的，不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不是人生大起大落的悲剧，而是在此背景下人们的琐屑的欢乐和细微的真实。所以她笔下的故事，读来才会真实得无以复加。

战争开始后，学校里只剩混乱和恐慌。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张爱玲和同学们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过着禁闭式的日子。许多人挤在在狭小的空间里，连呼吸都困难。做饭的小大姐因为害怕流弹，不肯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光洗菜，结果张爱玲她们吃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那是最恐怖的日子。

几天以后，港大停止了办公，有地方可去的学生都走了，异乡的学生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于是张爱玲和许多同学报名参加守城工作，刚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见了空袭，张爱玲她们缩在门洞子里，生死只在一线之间。

她就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地方，体会着人生浮沉。

富贵风流，都是浮云；红尘紫陌，不过梦里。张爱玲了然于心。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只用了十八天，英军就宣布投降，日寇占领了香港。停战之后，港大的许多学生被安排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张爱玲也去了。她主要是上夜班，尽管时间很长，有十小时，但其实没什么事情，她还是欢喜的。

1942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离开香港，回到了上海。张爱玲住到了姑姑家，在赫德路192号爱丁顿公寓。大学只读了三年，还未及毕业，就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梦想，就这样轻易地变成了泡沫。命运无常，让张爱玲欲哭无泪。

但她，已在灯火中向我们走来，步履从容。

对于时代，她抱着嘲讽和戏谑的态度；对于生命，她怀着眷恋与哀伤的情怀。她笔下，有乱世的苍凉，有人性的飞扬。她喜欢这样的对照。

她是自我的张爱玲，亦是唯美的张爱玲。她是自己的全世界。

寂静中，身影寥落；月光下，尘寰如梦。

月光下的归依

这个世界，日日都有故事发生，日日都有繁华落幕。

我们只是匆匆的路人，过山过水，两手空空。

张爱玲的往事，悲凉多于欢喜，落寞多于热烈。她终究是静默的女子，喜欢在自己的世界里听风看雨，尽量使自己远离尘嚣。但她的笔下，却又充满了寻常的市井味道。

她灵慧，却选择了沉默；她骄傲，却选择了清冷。

不管怎样，她是旷世的才女。现在，她又回到了上海。这里，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这里，纷扰喧闹，岁月沉浮。她就在这里，看着红尘世事，于风前月下，写下沧海桑田的断章。

余光中曾说，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这话虽然夸张，却也有些道理。如果没有上海，张爱玲或许仍会出名，但是那些悲凉的往事，又将在何处盛放？

苦乐就在那里，聚散就在那里，年华就在那里，纷扰就在那里。

张爱玲，注定是上海往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在这里，有她的似水年华，还有她的倾城之恋。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她大概会远渡重洋去英国留学。但是这个梦被击碎了，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初回上海的时候，弟弟去看她，问她对将来的打算，她说香港大学只剩半年就可以毕业，所以想转入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

问题是，没有钱。张爱玲的姑姑当初跟她的父亲分得的财产比较丰厚，也曾生活阔绰。但是后来，由于投资失败，就不得不出去谋职。她先是在一家洋行工作，后来又在电台做广播播音工作。张爱玲回到上海的时候，她又转到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她的收入无法承担张爱玲的学费。

姑姑对张爱玲说，转学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该由他父亲支付。因为当初她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她父亲曾承诺负担她以后的教育费用。张爱玲离家，他始终耿耿于怀，所以港大三年，他分文未出。张爱玲很是踌躇，毕竟她与父亲之间，早已隔了厚厚的壁垒。

弟弟张子静将张爱玲的处境告诉了父亲，父亲表示愿意承担张爱玲的学费。几天后，张爱玲回到父亲家里。那里，已经不是她逃走时的模样，大别墅换成了小洋房，显然，她父亲的光景已大不如前。

两人见面，话语寥寥。隔阂太深，始终无法填平。张爱玲更是冷淡，只是简单地将想在圣约翰大学续读的计划以及学费的问题说了说。她父亲让她先去报名考试，说学费会让她弟弟送去。在那个家里坐了不到十分钟，张爱玲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至于后母，她连招呼都懒得打。

她是决绝的，亦是冷傲的。

秋天，张爱玲转学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奇怪的是，从小嗜好读书的她，转学考试时国文竟然不及格，需要进补习班。这大概是因为在港大三年坚持不用中文的缘故。但是，开学后不久，张爱玲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

炎樱也转学到了圣约翰大学。她父亲当时在南京西路开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珠宝店，家境富裕。两人仍旧经常逛街、买零食，形影相随。她们喜欢那样的散漫和自由。如果没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恐怕会非常黯淡。

不过，此时的张爱玲，心境已不似港大时期。她必须面对真实的生活，那是最让人无奈的潮起潮落。学费问题虽然解决，生活费用却依旧是摆在她面前的巨大难题。母亲没有音讯，父亲那里她已经要了学费，便不好开口再去要生活费。

她是个倔强的女子，不太愿意求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而且，她很清楚，当初从父亲家里逃出来，事实上就是主动放弃了张家的财产；后来决定去港大继续读书而不是穿漂亮衣服准备去做少奶奶，就是放弃了依靠男人而生活。

终于，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她知道，没有谁可以依靠。所有的远方必须自己去经过，所有的风雨必须自己去面对。

她，早已赤裸裸地站在天地下。风雨飘零也好，岁月静好也罢，都属于她自己。

当然，那份寂静中的傲然，也属于她自己。

张爱玲辍学了，有些无助，有些茫然。弟弟又去看她，这段时间是他们姐弟来往比较多的时期，后来就越来越少。弟弟问她辍学的原因，她瞒不过，只好将经济上的窘境告诉了他。弟弟这次并没有劝她去找父亲，因为此时，父亲已是举步维艰。

那些年，张爱玲的父亲虽然也做过投资，却都不怎么成功。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在坐吃山空。任何年月，这都是危险的处境。而他，生活又极为讲究，比如，咸鸭蛋只吃蛋黄不吃蛋白，炒鸡蛋定要用鲜嫩的香椿芽，夏天定要吃新鲜的海瓜子，有时还要买外国进口的火腿和罐头等。

而且，这个大清帝国的遗少，吃喝玩乐之外，还喜欢抽大烟。日子越来越惨淡，也就没什么奇怪。此时，对于父亲的处境，张爱玲其实也大概知道。何况，父亲的家里还有个让她无比厌恶的后母，所以，她决意不再去找父亲。

乱世浮萍，又成了她最清醒的况味。

弟弟觉得，她可以去做教师。张爱玲表示不可能。这主要是因为她的个性。她从小就性格孤僻，不喜欢见陌生人，敏感内向，话语很少，朋友也很少。后来，她孤傲不群的性格更是越来越明显。这样的人，恐怕的确是不适合做教师的。

于是，弟弟又建议她去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编辑只需坐在房间里编稿子，基本不用出门交际。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张爱玲还是给了否定的答复。对她而言，这样的工作虽然简单，终究要面对许多横平竖直的人际关系。她到底是喜欢自由自在，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沉默或起舞，静致或飞旋。

她很早就说过，她是个奇怪的女孩，从小就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她的天才以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此后的岁月也不断证明，张爱玲最终选择的，的确是一条天才的路，一条依靠内心与梦想而生活的路。

她来到了月光下，或者说，她回到了月光下。文学，是她的归依。

外面是上海。迷离的灯火里，大地与时光，都在浮浮沉沉。十里洋场里的人们，醉醺醺地不知人生几何。整个世界，最混乱与最喧嚣的画面，都在这座城市如梦般展开。

但，这些似乎都与她无关。她是自己永不褪色的风景。

数点聚散离合，遥望沧海月明，她已是我们熟悉的张爱玲。

前尘往事，从未陈旧。

以梦为马

琴弦上的华年，云天下的人间。

如果可以，想必谁都愿意在这样的画面里，醉意翩跹。

只不过，世事无常，越美丽的画面，就越经不起岁月侵染。

此时的张爱玲，身畔虽然仍充满喧嚷纷争，但她已回到了属于她的世界。拾起文字，她就能感到生命的美丽与哀愁。她在繁华深处，流年变得灿烂。她甚至不再需要远方。

对于文字，她有着与生俱来的痴情。其实，很早以前，她就开始在文学的世界里徘徊。只是，不到万不得已，她也不敢将文学当做谋生方式。毕竟，这条路并不好走。

张爱玲喜欢文学，和她父亲有很大关系。这个大清遗少，虽然生活放荡，以致后来潦倒而死，但因出身于书香门第，比较喜欢文学。他喜欢看书，书房里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喜欢张爱玲甚于她弟弟。他喜欢张爱玲从小表现出来的灵气。

张爱玲小时候，曾戏作过一篇《摩登红楼梦》，她父亲对她的幼作很认可，很着意培养她的文学兴趣。张爱玲读黄氏小学后，某个寒假，仿照当时上海报纸副刊的样子，自己配图和写作，编了一张以家里生活趣事为内容的副刊，她父亲非常得意，逢人就要拿来给人家看。他鼓励张爱玲写作，因为他看出，女儿很有文学创作的天分。

九岁的时候，张爱玲就曾给《新闻报》投过稿，虽然没有回音，却并未影响她的兴致。十三岁时，她写了一篇小说，叫做《理想中的理想村》。

“银白的月踽踽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她仿佛在垂泪，她恨自己的孤独……沿路上都是蓬勃的，甜笑着的野蔷薇，风来了，它们扭一扭腰，送一个明媚的眼波，仿佛是时装展览会里表演时装似的。清泉潺潺地从石缝里流，流，流，一直流到山下，聚成一片蓝色潋滟的池塘。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躺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杨下飘着……”

豆蔻年华，她已具备了这样的文笔和想象力。尽管，后来张爱玲说她并不喜欢这种情调，但在当时，这样的文字已足以让无数人艳羡。那样的年岁，许多人还在雨中嬉戏，她已开始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

那是最空旷也最自由的世界，她从未离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与自己，与整个世界的离合变幻，诚挚地对话。

张爱玲的确不喜欢那种情调，她更喜欢写故事曲折的小说。她第一部情节比较完整的小说是这样的：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偕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的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美丽的表姐芳婷；于是她把表姐介绍给了自己的情人，结果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最后投西湖自杀。小说写在一本笔记本上，被同学们传阅翻看，到最后字迹都模糊了。

她母亲看了这篇小说，对她说，素贞要自杀，也绝不会坐火车跑到西湖，然后才自杀。张爱玲不以为然，因为西湖是美的，人要死也得死在美的地方，美丽地了断。

很显然，在张爱玲的心中，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唯美倾向。而后来，唯美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实际上，她的人生，也透着浓浓的唯美色彩。她喜欢清静，不愿别人打扰；她喜欢精致，厌恶杂乱浑浊；她喜欢简单，远离纷争周旋。对于爱情，她的理解是，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遗憾的是，人生与爱情，带给她的，是漫长无际的荒凉。

这世上，没有完满的人生，没有完满的爱情。有的只是花落无声。

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后，张爱玲继续着她对文学的热情。国文老师汪宏声1936年曾任教于该校。因为一篇题目为《看云》的作文，他对张爱玲印象深刻。那篇作文写得潇洒流畅，瑰丽玲珑。拿汪先生的话说，就是整体上有飘逸灵秀之感。

当然，在汪先生记忆中，张爱玲的形象却与那篇作文大相径庭。瘦骨嶙峋，不烫发，衣服也不流行，当时流行窄袖旗袍，她穿的是宽袖。而且，她总是表情板滞。即使是被表扬，也仍是那样的神情。

这其实也是张爱玲在大多数人眼中的印象。她总是这样，沉默而孤独。更何况，那时候，母亲出国，父亲再婚，她很难让自己快乐起来。

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文学创作，她的文章总是绚烂瑰丽。在汪先生的赏识之前，她已在校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和散文《迟暮》，颇得同学好评。不久之后，汪先生利用一个课外国光会的组织，发动出版了一种小型刊物，名为《国光》。他本想让张爱玲做编者，但她懒散惯了，不愿意，只愿意投稿。她在《国光》发表了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但都不是太满意。

她的确是与众不同。作为中学生，对那样的差事总会争先恐后。张爱玲却没有丝毫热情。或许，她的心中，还有些许不屑。她只喜欢写作，对于编辑那样的繁琐工作，没有兴趣，不仅因为嫌烦，还因为觉得乏味。毕竟，写作是创造的过程，编辑则完全不同。

所以，后来她也没有采纳弟弟的建议去做编辑。她喜欢的，只是文学。

简单而纯粹，这就是张爱玲。

《霸王别姬》刊出后，圣玛丽女校全体师生都为其技巧的成熟而吃惊不已。汪宏声先生在上课时对张爱玲大加赞赏，称赞这篇小说较之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的天分，她的才气，在那个烂漫的年纪，已经显露无疑。于她，既无惊艳的容貌，亦无幸福的家庭，文学便成了最可依归的地方。

1940年，《西风》杂志上刊登了张爱玲的《天才梦》，这是她在走上职业作家道路之前，唯一一篇保留下来的发表在正式刊物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应《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而作的，荣获该次比赛第十三名。多年以后，张爱玲对这个名次依旧耿耿于怀。她是天才，并非自诩；她很自负，向来如此。

《西风》杂志当时很推崇林语堂的小品文，讲究轻松、随意，涉笔成趣。张爱玲之所以参赛，首先是因为她当时崇拜林语堂，其次是想拿奖金，当时她已进入香港大学，母亲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她仍不得不保持节俭的习惯。

《天才梦》这篇文章，已经很具张爱玲的特色。它让张爱玲意识到，文学不该只是梦想。所以，两年后，在仔细思量之后，她选择了文学作为职业。她孤僻，她自傲。除了文学，恐怕从事任何职业，都只会落得痛苦不堪。

文学，是她无法远离的牧歌田园。

事实上，在文学的路上，影影绰绰地走着无数人，但是最终，或许是承担不了寂寞，或许是忍受不了荒凉，许多人不得不落荒而逃。但是张爱玲，不曾逃避。

她始终相信自己是天才，必须将天才的梦，做下去。

于是，那年那月，她在大上海，为之前的岁月做了简单的归结，然后悄然落笔。窗前明月，世事浮云，仿佛不再挂怀，却又从不忘却。

她就在那里。人海深处，以梦为马。

名动上海滩

清醒地活在珍贵的人间。

这大概是个难题。或者说，这也许是个命题。

我们有很多理由热爱生命，却也有很多理由厌倦人间。说起来，人生不过是不停歇的变幻莫测。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要面对；酸甜苦乐，离合聚散，都要体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宁愿醉去。因为，醒着就意味着眼睁睁地看自己渐渐凋零。

人间何处，不经风雨；日子何时，没有残红？

但是，印象中的张爱玲，却始终清醒。惆怅也好，落寞也好，她总是以清冷的眼神，望着世界。穿过人潮，穿过岁月，是她眼神里永远不变的坚定与决绝。或许是因为这种清醒，她时刻感受着悲欢，却也时刻了悟着聚散。

我就做不到她的清醒，我宁愿沉睡在梦里，或者沉睡在海底。有时候，我希望往事迷离，也希望岁月疏忽。于我，红尘太冷。清醒地面对，真的很残忍。我们很相似，到底还是不同。

张爱玲是简单而直接的，不喜拖泥带水。我想，假如她也喜欢沙漠，大概也会背起行囊，说走就走。当她决定以写作为生的时候，她马上就沉静下来，远离了外面的喧嚣。

开始的时候，她用英文写作。在香港大学期间，为了学好英文，她已有三年时间不用中文写作，她不知道再提起笔来会怎样。但是很快，她就打消了这种疑虑。

1943年1月，她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二十世纪》主编梅涅特的极大兴趣，他在“编者例言”中加以重点推荐，赞誉张爱玲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样的赞誉让张爱玲欣喜不已。后来，她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以《更衣记》之名发表在《古今》半月刊上。

其后，张爱玲又为《二十世纪》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多为影评。梅涅特显然对这个年轻的中国才女印象极好。不过在张爱玲发表的文章中，他似乎更推重较大篇幅的文章，而非影评。1943年6月，张爱玲发表了《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篇文章在她早期创作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但流畅美丽，而且很集中地表达了她对于人生世相的理解。

她从来都是这样，对人生与世事具有洞彻入里的眼光。她说，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闹剧的背后，总是滑稽与悲哀。遗憾的是，这世间，没有几个人能站到闹剧的背面。

张爱玲不同，她喜欢与惨淡的生命，面对面，冷眼相对。

当然，在悲凉后面，她所看到的美丽，也是寻常人难以遇见的。

《二十世纪》为张爱玲提供了走上职业写作道路的台阶。与此同时，她也给英文的《泰晤士报》写过影评和剧评。在这些初期的英文写作中，张爱玲对日常生活过人的观察力和她对生活本身的洒脱的姿态，以及华美清丽的文风，都尽显无疑。

最初选择为这些报刊写稿，主要原因是英文报刊稿费要比中文报刊高很多。可以说，张爱玲是穷怕了的。度过那些为被经济条件束缚的日子，她必须为自己创造远离经济困扰的生活。她知道，只有自己挣钱自己花，才可以活得自在，无拘无束，独来独往。这是她喜欢的生活方式。

但是很快，这些英文刊物已不能满足张爱玲。毕竟，这些刊物不是文学圈的杂志。而张爱玲，是想要杀进文坛的。以她的才华，这早已不算是梦想。

人生中有许多条路可以选择，最初，谁都不知道哪条路最合适自己，我们只能茫然上路。很多时候，人生没有转弯的余地，走错了便是永远的南辕北辙。

我以为，判断路走得是否正确，关键要看，离开的时候，是否坦荡，是否从容。

张爱玲选择了文学，因为在很久以前，文学就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她的信仰。没有文学，她只会永远沉寂。

那条路，无论怎样，她都无怨无悔。

1943年，她用中文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此时的她，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信，她深信，这两篇小说可以叩开歆慕已久的上海文坛的大门。

她并没有投稿，而是直接带着稿件去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这次拜访，张爱玲做了慎重而又细致的准备。她带上了母亲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信。周瘦鹃酷爱园艺，与黄岳渊交情甚笃。向来喜欢简单张爱玲，这次还专门穿了一袭鹅黄色的剪裁合体的旗袍。

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与这个通俗小说界的泰斗相见，张爱玲虽然有些紧张，但这次见面，他们相谈甚欢。对于张爱玲带去的两篇小说，周瘦鹃也非常欣赏。他留下了小说，并告诉张爱玲，能否发表还得等读完全文再做定夺。

张爱玲带着些许忐忑离去后，周瘦鹃一口气读完了两篇小说，不禁大为惊讶。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和英国知名作家毛姆很相似，还有《红楼梦》的影子。

不久后，《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出现在《紫罗兰》的复刊号和第二期上，均占显著位置。周瘦鹃还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了张爱玲。

为了表示感激，稿子排版结束后，张爱玲邀请周瘦鹃及其夫人胡凤君到赫德路公寓喝下午茶。胡凤君因有事耽误，周瘦鹃如约而至。其实，不喜交游的张爱玲对那样的应酬很是陌生，倒是她的姑姑很热情，招待得颇为细致。

性情简单的人，总是喜欢独来独往。

可以说，张爱玲简单到了极致；也可以说，她是通透到了极致。活在人间，太通透就难免孤独。她也不例外。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并未引起预期的轰动，但张爱玲奇丽清冷的文学才华却被文艺圈很多人注意到了，其中就有《万象》主编柯灵。柯灵是以剧本和杂文成名的新文学作家，也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柯灵想邀请张爱玲为《万象》写稿，但如何找到她，却颇让柯灵费脑筋。张爱玲是周瘦鹃发掘的新人，柯灵虽然认识周瘦鹃，却也不能让他搭桥。正在柯灵踌躇的时候，张爱玲却上门拜访他了。

于是，1943年8月，《万象》杂志刊出了张爱玲的文章《心经》。其后，直到1944年元月，《万象》几乎每期都刊登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之后是《琉璃瓦》，然后是长篇小说《连环套》的连载。作为上海滩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杂志，《万象》把张爱玲迅速推向了更大范围的文艺圈。张爱玲，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了创作的顶峰。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出来。《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金锁记》等作品连续发表，让整个沉闷的上海文坛为之震动。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她已名动上海滩。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曾说，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说得真好，张爱玲想要的，便也是这样的感觉，突然之间，倾国倾城。

张爱玲，注定要在这城市里，横空出世。她已沉寂了太久。只是，连她自己，都未曾想到，幸福会来得这样快。她迅速走红，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一并成为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女作家。

原来，破茧成蝶，只需刹那。

当然，捧红张爱玲的，除了柯灵和《万象》，还有另外几家杂志社，尤其是《杂志》。《杂志》先是发表了张爱玲的《玫瑰香片》和《到底是上海人》，随后在两年时间里，不惜血本，包括为她迅速出版作品集，多次召开作品座谈会，终于使张爱玲红遍了上海滩。

不过，由于《杂志》的日伪背景，柯灵劝张爱玲少与其往来，甚至暗示不要到处发表作品。但是张爱玲并没有接受柯灵的婉劝。

她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到底是简单而纯粹的。她只关心文学，对于其他事情，她没有什么概念。事实上，后来与胡兰成的爱情也是如此，尽管胡兰成背景复杂，但她还是爱得轰轰烈烈，根本不理会人们的冷眼。

在《杂志》的不懈努力下，1944年短短几个月，张爱玲在上海几乎是人人皆知。炎樱回忆说，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再上街就变得招人耳目了。走在街头，总有读者认出张爱玲，喊她的名字，或者索要签名。

或许是上海沦陷后，矛盾、沈从文等文学作家的陆续离开，使上海文坛出现了阶段性的真空状态，给了张爱玲蹿红的机会。不管怎样，张爱玲成功了。但是人生还长。实际上，她的文学生涯，鼎盛时期也就只有两年。

但是现在，她无比欢喜。年华如歌，不只是错觉。

上海，人潮汹涌，灯火辉煌；人间，水流花谢，浮华如梦。

来的来，去的去，是彷徨的行人；聚的聚，散的散，是纷扰的世事。

张爱玲就在人海深处，蓦然间走了出来。

悄无声息，却惊艳了乱世的流年。

七月未央

人间七月，日光倾城。

我喜欢这样的季节。因为这温暖。春天太短，冬天太长。而秋天，属于落叶。所以我喜欢夏天。树荫下的秋千、池塘边的长椅、山顶上的清风、夜空上的明月，都不曾沉睡。我喜欢夏天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们说，三毛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我不反对，亦不赞同。所有的人生，都不曾意气用事，我只是活得不违心，如此而已。许多人其实也常常想着远方，也常常说想要远离尘嚣，也常常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却因为俗事缠身，总是停在原地。

何况，远方除了辽阔与自在，还有无边的寂寥与荒凉，不是谁都能承受。远离灯火，远离街市，远离人群，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与时光握手言和的心境。

所谓的遗世独立，其实就是独自的地老天荒。

张爱玲与我，都是喜欢清静亦喜欢简单的人。所以，我们更愿意体会独自清欢。对于我们，风景无处不在，饮水的夕阳，关情的月光，湿衣的细雨，落地的闲花，都能让人流连。

其实，本真的自己，便是最美的景致。

我们都喜欢文字，喜欢那横平竖直里的百转千回。但我又觉得，世间除了文字，还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张爱玲喜欢成名，喜欢被仰慕和崇拜的感觉，我却只喜欢寂静。

对于成名这件事，我无所谓喜欢，亦无所谓不喜欢；成名之后，我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不幸福。

反正，我从沙漠来。世间那些事情，追逐与被追逐，放逐与被放逐，我都不愿挂怀。所以，我不会迎合人们的喜好和品味。我只愿写自己的故事，写流浪岁月的风尘与悲喜。

七月的云下，我又忆起了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小，梦里开着花。可是梦外，黑白色的青春让我几近绝望。

但我毕竟是个少女，喜欢美好的东西，杏花春雨、明月清风，这些轻软的画面也曾在我脑海中无数次浮现。我喜欢文学和美术，而在当时，我更钟情于美术。

喜欢那些色彩，喜欢那些线条，当然，更喜欢在那简单的色彩与线条之间，描绘出别样人生。我大概是有些艺术灵气的，否则，我不会陶醉于梵高和毕加索的画。尤其是毕加索，我对他的画总是爱不释手。

休学以后，父母为了不让我在自闭中消沉，便顺着我的性子，在美术方面慢慢地对我进行引导。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画家。可我终究，还是让他们失望了。当他们看着我写的文字，悲伤地泪眼婆娑，其实也是我的罪过。

父母对我，做到了最好。所以有时候，我讨厌自己的敏感和孤僻。我在想，如果我是个普通人，过寻常的生活，柴米油盐，日升日落，可以带给父母许多欢笑，那定然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

于是，我又想，若有来生，还做个女子，不写作，不孤独，不自我，生许多孩子，在流转的时光里，享受烟火人间的幸福。

但是此生，我已上路。

我只希望，彼岸花开。

休学的那段时间，父母先是给我报了美国人办的学校，但我学不下去，学校在我心中几如坟墓；于是，他们让我去插画班学习插花，我依旧是半途而废。最后，他们只好请来家庭教师，来教我绘画。我的第一个绘画老师，是黄君璧先生。跟着他临摹山水，虽然优雅，于我却只有刻板与乏味。我喜欢在美术作品前驻足，有时候甚至会欣喜若狂，但我不喜欢去刻苦钻研，从基本功练起。那时候，到底是小孩子，无法沉下心来。

父母以为，那是因为我不喜欢山水画。于是，他们为我换了老师，让我投在邵幼轩先生的门下，学画花鸟。邵先生人很好，对我也很耐心，甚至是疼爱有加。他从父母那里了解了我学画的经历，就不让我一笔一画地临摹，而是早早地教我开笔创作。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的花鸟画居然有模有样。许多年后，我已身在海外，还托父亲将一幅早年画的“富贵牡丹”，送给了我的好友张拓芜。

对我的进步，父母很满意也很高兴。但我骨子里的情怀，他们终究是无法理解的。如果继续学画，我大概也会成功。但是这条路，还是被我自己切断了。后来我移情于文学，是因为文字更容易表达我内心的情绪。

当然，无论怎样，我最终都会选择到撒哈拉去。那是我命中注定的远方。那时候，我始终认为，只有在那样的地方，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

现在看来，所谓的远方，未必是山高水长，未必是古道天涯，也可以是灵魂的翻山越岭、上天入地。所以，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

比起国画来，我更喜欢西洋画。那时候，堂哥陈懋良寄住在我家，他近乎痴迷地喜欢音乐。为了音乐，她不愿意去上学，甚至当着我父亲的面，将学生证撕得粉碎。

一天，堂哥递给我一本毕加索的画册。只是瞬间，我便被征服。我终于看到了能够触动灵魂的作品，于是惊为天人，陶醉不已。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毕加索是个奇怪的人。他的画虽然价值连城，却总是让人望而却步。那是生命与生命的积压与扭曲，亦是信仰与信仰的碰撞与坚守，可以说，看他的画，需要很大的勇气。

于我，毕加索是天才。在他的画里，我几乎不能自已。

毕加索有一幅老吉他手的画。画中的老人，双腿盘起，无力地垂着头，在蓝色的世界里弹着吉他。同样的吉他，有的人弹出快乐，有的人弹出忧伤；有的人弹出喧闹，有的人弹出寂寥。这个老人，分明是寂寞在心，却又不得不以手中的吉他为慰藉。

或许，他遭到了子女的遗弃，所以只能孤独终老；或许，他根本不曾有过子女，年轻时放浪形骸，老去之时只能抱着吉他独自忏悔；或许，他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可他的内心却无比空虚。

不管怎样，他是孤独的，这孤独无药可解，亦是无人可救。这幅画，让我沉默了许久。画中的老人，与我多相似！同样的无助，同样的落寞，同样的退无可退。我走入画中，以手中吉他，弹着孤独的离歌。我爱上了毕加索。他反对战争，拥有艺术家应有的悲悯和仁慈。他的人格，感动了我。

毕加索的画，最初并不是人们印象中那样诡异和凌乱。他说，他在十几岁时画画就像个古代大师，但他花了一辈子学习怎样像孩子那样画画。我深信不疑。真正的好画，与技巧无关，只在于纯粹。毕加索的画，是历经沧桑后的返璞归真。

毕加索喜欢如孩子那般率真。所以，我爱他。因为我亦是如此。尽管，在我的雨季，他已到了古稀之年。

但我对他的理解，终究还是太浅。他的灵气我能感觉，他的慈悲与仁爱，我却很难拥有。我喜欢夏天，却仿佛永远活在冬天。这大概是我的命。

如果，爱得足够，我或许会走出阴霾，走向阳光。那样，我大概就不会轻生。

但，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我的生命，终究是清冷的。

此刻，想起从前，泪眼迷离。人间，仿佛荒野。我在夏天。七月未央。

雨季不再来

来去，都是偶然。

聚散，皆为缘分。

从来处来，到去处去。生命皆来自偶然，如尘，亦如萍。

每个人来到人间，都是为了赶赴尘缘。经过山水云烟，看过万千变幻，终于明白，人生如幻梦，世事如轻烟。镜花水月，便是人生。只是，不到最后，不能了悟。

在那之前，我们都走在苍茫的路上，风雨兼程。

许多事，看似偶然，却又是必然。我大概注定是做不了画家的，所以，尽管换了好几个老师，终于还是与绘画渐行渐远。到底，还是文学让我结束了彷徨。从小喜欢读书，似乎早已决定了我此生必将与文字同行。我相信命中注定。

顾福生。可以说，他是我人生路上最明亮的灯火。若没有他，我大概会彷徨很久。父母不厌其烦地为我更换美术老师，却没有谁能为我指点迷津。那条昏暗的路上，我走得默默无语，无人发现，其实文学才是最可能让我栖息的地方。

佛语说，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百转千回，不如灵犀一指。有时候，路走得太远，却没有了方向，倒不如蓦然回首。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顾先生的画，颇为喜欢，就想让他收我做学生。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不久后，母亲告诉我，顾先生答应了我的请求。

顾福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公子，在台湾小有名气，是台湾画坛新潮画派的新秀。其实，拜他为师，我还是十分忐忑的。那时候，我自闭抑郁，从来不肯与人交往。但是为了学习绘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没想到，遇见这位老师，我的人生会豁然开朗。

台北泰安街二巷二号。那日，我带着几分犹豫来到这里，敲开了顾先生的门。顾先生打开门，见到了我的腼腆与纤弱。他已经了解到，我是有自闭症的。把我热情地请进家中后，问了许多话，却始终不提休学的事。这让我觉得很温暖。

顾先生说，我眼眸清澈，有艺术灵气。我似懂非懂。

然后，他就开始了美术教学，首先是素描。由于之前不曾下苦功练习基本功，所以我的素描画得惨不忍睹。顾先生没有说什么，只是从头开始传授我素描的基本技能，让我勤加练习。

之后，我苦苦坚持学习了两个月的素描，可惜还是没有多少长进。或许，我真的不适合绘画，我可以对毕加索的画如痴如醉，却不能如他那样，真正进入绘画的世界。色彩与线条，写意与工笔，终究不是我的终点。

顾先生虽然年轻，却是难得的温和。他耐心地鼓励我，让我不要轻易放弃。但这样的耐心，让自卑的我，更觉得内疚和不安。终于，在付出许多努力依旧无果的时候，我难过地告诉他，我没有绘画天赋。

顾先生微笑着，递给我几本文学杂志，嘱咐我回家好好阅读。

不得不说，他是个了不起的老师。那些日子，他已经看出，我在绘画上的确没有多少天分。但是同时，他也看出了我在文学方面的天赋。拿他的话说，我具有文学气质。

回到家里，我静静地读了那几本杂志，如痴如狂。

突然之间，我已明白，路就在那里。于是，我走了上去。

人生的峰回路转，往往只在刹那之间。

可以说，顾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或者说，他让我走入了真正的人生。存在主义、自然主义文学、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强烈地撞击着我苦闷的精神世界。

其后，我开始主动阅读这方面的书。萨特的《厌恶》、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异乡人》，都让我痴迷。同时，我也读爱伦·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作品。当然，台湾的现代派小说也读了不少，尤其是白先勇的作品。

白先生是《现代文学》月刊主编，与顾先生是好友。这层关系，算是我文学路上不可少的阶梯。

读了顾先生给我看的杂志，我突然间变了。第二周我没有去上课，独自沉浸在那些文学作品中。第三周见到顾先生的时候，我竟然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话，有感动，有激动，有震惊。那些文学作品，的确让我的整个性灵，颤动了。

此后再去上课，我们的话题就以文学居多。顾先生鼓励我创作，我的文学热情突然间燃烧了起来。不久后，我将一篇散文交给顾先生，他没有言语，就收下了。然后，他悄悄将这篇散文交给了白先勇先生。

1962年12月，《现代文学》杂志上刊出了这篇散文《惑》。这是我的处女作，顾先生比谁都高兴，却表现得十分淡然。我却为之欣喜若狂。我将杂志拿回家，激动万分地告诉父母，我的作品发表了。他们读着我的文字，泪眼迷离。

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为我的自闭而难过。虽然不说，我却明白。我常常为此自责，却又对自己无可奈何。但是那天，所有的阴霾似乎都散去了，剩下的只有欢喜。那是个灿烂的日子。

经过漫长暗夜，突然遇见灯火，那种幸福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

或许，这就是人们说的凤凰涅槃。

没有顾先生，我大概是不能重生的。

《惑》发表之后，我便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不久，我又写了小说《秋恋》，投稿后，在《中央日报》顺利刊出。许多年后，回头发现，从小学开始投稿，竟然没有被退过稿。于是更加相信，文学与我，尘缘不浅。

有时候，我在想，若是早几年遇到顾先生，我可能会成名更早。当然，现在也不晚。而且，我对于成名这件事，并没有多少概念。作品发表，虽然让我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被人们熟知。我终究更喜欢清静。

之后，我又发表了许多作品：《月河》《极乐鸟》《雨季不再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安东尼，我的安东尼》等。1976年，这些作品结成了小说集《雨季不再来》。这些作品里，有孤独，有抑郁，有空灵，都是我在青春时节的感伤与哀叹。

那时候，我仿佛身在枯草满地的花园。

雨季文学，虽然后来我觉得并不成功，却为我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雨季文学，也就没有后来的三毛。至少，那时候的作品充满了灵气。此后，经历越来越多，灵气却是越来越少。虽然我始终如孩子般简单地活着，但在文字里，雨季的那份纯粹，却是难再寻回。

雨季不再来。回望青春，这就是答案。

似水流年，带走了太多。细雨霏霏的时节，仿佛瞬间就逝去了。

其实，何止是花季雨季，人生本就匆忙。从青丝到白发，只在转眼之间。

红尘烟雨潇潇，我们只是过客。

破茧成蝶

蓦然回首，柳暗花明。

我走出了心牢，遇见了阳光，也遇见了绚烂。

青春时节，若只有阴郁和黯淡，实在是辜负了似水年华。往事不堪回首，但我们还是愿意，在花季雨季，日光倾城，花开满地。

多年以后，对于顾福生先生，我仍是十分感念。若不是他，我或许永远不会打开心窗，去面对外面的世界。那样的话，这轮回里的故事，怕是只有幽幽暗暗。

其实，小时候，我是个爱美的姑娘。我总是幻想，如女老师那样，涂上口红，穿上丝袜与窄裙，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我也会幻想，穿上飘逸的裙子，奔跑在蓝天之下。

但是后来，在学校里受到的那次羞辱，让我无力承受。可以说，那件事打碎了我的梦。后来的很长时间，我将自己锁了起来，不愿见人，不愿说话，甚至，不愿与阳光面对面。那段黑白的岁月，我是阁楼上沉默的少女，只有迷惘和无助。

幸运的是，我遇见了顾先生。我始终认为，他不仅是我的绘画老师，更是我的灵魂导师。在他的指点和引导下，我打开了心窗。终于发现，世界并不曾遗弃我。此时，我对于美丽的渴望也渐渐苏醒。

那年，我十六岁。我遇见了曾经的自己，却仍旧不敢以美丽的姿态，站在人们的目光之中。我是自卑的。

不过后来，这种状况改变了。某天，几个女孩子惊艳的美丽，震颤了我自卑的内心。

黄昏，我如常在顾先生家里练习绘画。忽然间，窗外的嬉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索。我抬头望出去，看到了顾先生的四个姐妹。那是我终生难忘的画面，夕阳西下时分，四个女孩子飘逸灵动，笑靥如花，俨然曹子建笔下的洛神。

现在想来，那时候之所以觉得惊艳，还是长久封闭自己的原因。那些抑郁的日子，只和自己形影相伴，看不到繁华世界里的柳绿花红，所以，突然看到那几个女孩，几乎惊为天人。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在灰暗和土气中，发现了自己的丑陋。与那几个女孩相比，我就是被人们嘲讽的丑小鸭。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简直不愿面对那个难看的自己。

然后，我决心改变自己。我不能灰头土脸地面对花花世界，也不能不修边幅地走在阳光之下。女孩子该有的爱美之心，我终于找了回来。我想母亲提出打扮自己的要求，母亲很欣慰。她为我买了一双淡玫瑰色的红皮鞋。

那是我第一双粗跟皮鞋，也是我自己从藏着的世界里心甘情愿迈出来的第一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好似还在幽暗而寂寞的光线里神秘地散发着温柔的霞光。

突然间，我仿佛有了足够力量，去迎接人们的目光。穿着那双皮鞋走向画室，我竟有些得意。我发现，镜中的自己，也可以微笑着窈窕。

时光，于是变得清朗。

虽然我生平并未完全走出自闭，但是至少，那时候我找回了曾有的明媚。

后来，我更是以惊艳的姿态，接受了人们的赞美。顾先生要去巴黎深造，特意开了一场道别会。因为顾先生的人格魅力，在这场舞会上，去了许多当时台湾文学美术界的名人，他们都是顾先生的至交好友。

我也去了，带去了最美的自己。那仍然是明媚的日子，我穿上秋香绿的裙子，扎上缎子腰带，别了一朵绒花，毫无征兆地，走到了所有人面前。舞会上有太多年轻英俊的公子和温柔美丽的淑女，但我的出现，还是吸引了无数目光。

我没有浓妆艳抹，也没有扭摆身姿，只是静静地出现在那里。我仍是不善交际的三毛，却征服了在场的许多人。人们说，我没有社会上的世俗习气，只有饱读诗书女子的才气和清灵脱俗的灵气。我内心喜悦，却表现得很淡然。

翩若惊鸿，大概就是那样。从丑小鸭到白天鹅，并不需要太久。

上天不会赐给所有人天生丽质。女人，必须自我完善。

人们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相信。

狂欢之后，便是落寞。最终，朋友们送别了顾先生。这位在台湾享誉盛名的美术家，这位无论是作品还是人格都让人无比钦佩的老师，终究还是登上了去往他乡的轮船。

每个人，都是浮萍，飘在海上。

异乡，也可以是家乡；故土，也可以是天涯。关键是，心是否安恬。

后来，我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听说顾先生要来芝加哥，冒着大雪赶火车去看他，却又因想着十年来事无所成，不敢面对老师，放弃了相见的机会。再后来，到1982年，我才终于有了勇气，敲开顾先生在台北的家门。那时候，三毛这个名字已被许多人熟知，《撒哈拉的故事》也已经家喻户晓。不负先生所望，我心里很安然。

顾先生临走前，将我托付给好友韩湘宁。韩先生是个素净清雅的人，个性纯真，好似孩童。和他学画的日子，画的时间倒不如游乐的时间多。韩先生的教育方式很活泼，常常带着学生去看画展，去户外写生，去看舞台剧和电影。

那仍是快乐的日子。但是后来，韩先生去了纽约。他将我介绍给画家彭万墀。彭先生不同于顾先生与韩先生，他敦厚勤奋、简朴刻苦，教导学生也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与他相处，我能感受到莫名的父爱。但是后来，彭先生也出了国。

相聚别离，让人神伤。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世上，除了生离，还有死别。

顾先生走后，已经打开心扉的我，参加了许多沙龙和舞会，终于享受到了属于青春年少的快乐与恣肆。同时，我也有了自己的朋友。我第一个朋友叫陈秀美，即后来的女作家陈若曦。

她建议我去台北华冈的文化学院做选读生，我同意了。当天，我就给该学院的院长写了求学信。就这样，我成了文化学院的第二届选读生。我选了哲学专业，因为我想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1964年，我21岁。

到现在，我以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可以坦然地离开。

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过客。有人走得悠然，有人走得彷徨；有人走得苦闷，有人走得自在。心性不同，追求不同，人生路也就不同。于是，离开的时候，心境也不同。

不怨不悔，不惊不惧。若能这样离开，也算活得完满。

或许，活着，就是为了想清楚，为何活着。那时候，我就这样想。这是个无解的死结。对于生命的意义，我始终在纠结。所以，尽管心中已经进入了阳光，却并未洒满整个心田。未来某天，我仍会在无限的纠结中，重归痛苦与迷惘。

大学时期，我仍然狂热地读书。诚如人们所说，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谁都知道，自尊心太强的人，就像玻璃，坚硬却易碎。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个性。我的世界里没有回旋的余地。

大学里，许多人都还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我却选择了静静地听，淡淡地笑。他们说我神秘，却不知这神秘背后的苦乐滋味。大概是因为那些年的面壁苦读，同学们觉得我思想成熟。其实，他们不知道，沉默背后，我仍是个孩子。

如今，回头再看，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我的人生，总是被荒凉与孤寂充满。这样的快乐，实在不多。往事轻描淡写，年华如梦如歌。许多回忆，真该仔细收藏。

我在流年里嬗变，亦在流年里化蝶。

岁月不曾负我。

往事薄如轻纱

有人说，我是活在幻想里的人。

不得不承认，对于人生，对于爱情，我常有许多凄美的幻想。我常常想，走到某种美丽绝伦的画面里，然后悄然死去。

但我又的确真实地活在人间，虽然低沉，甚至绝望。

我唯一锲而不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过是守住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可惜，到最后，我终究还是负了这苍茫的大地。

幸好，我曾倾心地爱过；幸好，我曾倔强地活过。

很久以前，岁月还浅。我在如水的年纪，渴望着如梦的爱情。对于白马王子，对于花前月下，我有过许多幻想。事实上，那时候我真的纯粹地爱过，爱得天昏地暗。

台北华冈。我的大学就在这里。

这里山明水秀，草树相依。不得不说，这是个适合恋爱的地方。但我没想到，爱情真的会在这里悄然发生。我几乎没有准备，就被人突然间敲开了心扉。

梁光明，笔名舒凡。许多年后，他成了台湾的知名作家。入学前当过兵，大学才到二年级，就已经出版过两本集子。

他是我的初恋。如张爱玲所说，他是我永远的床前明月光。

那时候，他是戏剧系二年级学生，是学院大名鼎鼎的才子。在大学里，俊逸潇洒的男学生，永远是女生倾慕的对象。我也听说了他的才名，于是带着些许好奇，读了他的作品。

很轻易的，我就心生爱慕。于是，毫不设防，就已经坠入了情网。

我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的英俊帅气，更因为他文字里的洒脱不羁。于我，他是潇潇夜雨里纵马江湖的侠客。

但我到底是自卑的。虽然走出了阴霾，也曾在众人的惊讶目光里华丽地绽放，但是面对自己心仪的男生，却还是显得畏首畏尾，不敢走近，让他知道我的心事。

我只是悄悄地跟着他，却又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他去哪里，哪里就有我的影子。他去上课，我就放弃自己的课程，跟着他到戏剧系旁听。所有这些，只为他偶尔转身的时候，能看到我。

有时候，梁光明下课晚了，这时候学校的食堂早已关门，他就去外面的饭馆吃饭，我就默默地跟着进去，在他附近的桌子上摆一双筷子。他静静地吃，我静静地看。他的文字充满灵气，可是对于爱情，却是无比迟钝。那样近的距离，他竟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梁光明常常乘公共汽车上街。看到他乘车，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上车。我不知道他去向何处，我只想享受与他同行的暗自窃喜。

如今想来，那时的自己，傻得可以。心向明月，明月照渠，这样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很多时候，你就是爱得再热烈，也未必能换来那人浅淡微笑。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说得多好！只有经历过暗恋的人，才会明白其中的苦楚。

咫尺天涯，黯然神伤。这就是那时候我的处境。

我算是痴情的人，也是个唯美的人。爱情于我，犹如水墨山水，我愿意在其中驻足，更愿意在其中醉意朦胧。我不愿爱得虚情假意，那是对爱情两个字的极度亵渎。爱，就爱得倾心，哪怕秋风萧瑟。

飞蛾扑火，想必也是幸福的。我始终这样认为。

梁光明，是许多女生心中的王子，早已习惯了被追随。或许，就是因为追随者太多，他几乎分不清谁是谁。而我，又是那样懦弱，甚至不敢和他面对面。所以，几个月的暗恋，我竟始终没有和他说过话。我有些低落，却没有放弃。

进入大学后，我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稿费也不低。有一次，我用刚收到的稿费请客。来了许多同学，觥筹交错，热闹非常。作为这场聚会的主人，我被人们祝贺，也被人们崇拜。虽然我喜欢独自的清欢，但是，那样的年岁，那样的场面，也让我欢喜。

然后，梁光明来了。他推门进来，步履从容。我无比惊喜，以为他总要与这聚会的主人有哪怕三言两语的交流。但是，我还是失望了。他大概是受其他同学邀请而来的，所以来了以后，只顾与别的同学饮酒玩笑。

终于，他和别人摆了摆手，笑着走了。依旧从容。

我就在那里，看着他离去。落寞的时候，仿佛周围没有了声响。突然间，聚会变得索然无味。

世事就是这样。你可以是无数人的风景，却总有人熟视无睹。

追逐与被追逐，是个奇怪的对照。千万人仰望你，你却心有所属。遗憾的是，你所倾心的那个人，往往倾心于其他人。

谁是风景，谁是看客，很难说清楚。

悲伤无法停止，我只能拼命地喝酒。我希望，深深地醉去，在醉梦里与那才华横溢的男子，浅酌低唱。我竟没有喝醉。聚会散场后，我独自在空旷的操场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心事，在风中凌乱。

或许，那注定是不寻常的日子。在那个空旷如荒野的地方，我竟然看到了他。夜空下，两个身影，静默无声。我走了过去，带着从未有过的勇气。我知道，这是失不再来的机会。

在他面前，静立许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两个生命。然后，我缓缓抬起右手，拔下他衬衫上的钢笔，然后摊开他的手，在他手心里写下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又将钢笔重新插回到他的衬衫上。整个过程，我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却又故作镇定。

为了爱情放下矜持，我相信这是值得的。

但我毕竟是女孩子，做完那些动作，看着面前那个男生，眼泪不自禁地落了下来。强烈的自尊心，让我在如释重负的同时，也感到莫名的伤。

那晚之后，梁光明真的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在台北铁路车站门口见面，约定去旅行，开始了那场清澈的爱情。我结束了单相思的苦楚，以最纯粹最痴情的模样，投入了那场初恋。

美丽与哀愁，就是青春往事。我们喜欢那些微风细雨，却又避不开那些水流花谢。

所谓诗酒趁年华。与梁光明爱恋的日子，幸福多于忧伤，绚烂多于幽暗。雨中的漫步，月下的欢言，我们都曾有过。有书香，有清淡，有月满西楼。初恋的日子，岁月缱绻。

如今，我仍能想起那个默然相对的夜晚，仍能想起后来许多风轻云淡的日子。想起的时候，心里很温暖。但是很快，又会心事黯淡。毕竟，那段青春时节的故事，是以悲伤结尾的。

梁光明，带给我许多欢愉。但他，却不能与我步入婚姻的殿堂。

说来遗憾，却是必然。我到底是活在幻想里的人，而他，活在烟火人间。

为了爱情，我可以放弃所有。而他，显然做不到。

于我，爱情就是两个人的地老天荒。而在他看来，爱情就是爱情，生活就是生活。他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当我向他提出结婚，他先是沉默，然后是退缩。最后，我开始逼迫他，对他说，要么结婚，要么分开。他选择了后者，理智而决绝。

我们虽然都喜欢文学，却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想，若让他陪我去撒哈拉沙漠，他定会逃得更快更远。不是谁都能爱上沙漠，不是谁都有勇气去直面荒凉。生命都如尘埃，却有不同的质感和信仰。

他有他的日升月落，我有我的海阔天空。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年轻的时候，这样的画面，总让人神往。可是，有多少初恋，能够修得圆满？往事薄如轻纱，回首不过是暗自感伤。

但是至少，那样的岁月，我曾走过；那样的爱情，我曾经过。

多年后，我仍然是我，倔强地流浪。

沙漠也好，天涯也好，终是了无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