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肉身与灵魂之间

夏立君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受了大委屈的男人——屈原、司马迁。

“魂一夕而九逝。”屈原始终有强烈的被抛弃感，一夜之间离开躯壳九次的灵魂要到哪儿去？到楚国国都郢都去了。屈原投水自尽是绝望后的自我抛弃，也是对被抛弃命运的无奈反抗。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是何缘故使司马迁陷入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之境地？是耻辱，是撕裂躯体、深入灵魂的耻辱。以受宫刑为标志，司马迁的人生判然分为两截。司马迁亦被抛弃了，且是更彻底的抛弃——他成了“非人”。一把耻辱之锯，拉扯着他的肉身和灵魂。他晃荡着残躯，带着一个难以安抚的巨大创伤，激愤又冷酷地登场。

司马迁把自己活埋在那个张牙舞爪的盛世，《史记》就是他的坟，他的墓志铭。司马迁以超常心力，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亦突入人性的纵深地带。

宫刑，是活人所能经受的最沉重的身体创伤和精神镇压。恶心，不仅仅是对自己残躯的恶心。历史与现实的令人恶心之处，亦正是令司马迁恶心之处。他怀着这样的恶心感度过残生。

义气深重的司马迁，义气深重的《史记》，不仅能触动你的心理，甚至能触动你的生理。

他本在盛世跑龙套

不知其人，视其友。

——司马迁

智者贵在乘时，时不可失。

——司马迁。

历史一直在说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伟大盛世。司马迁的奇崛人生历程，基本与这个时代相始终。

人是历史动物。把自己安顿在历史里，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精神需求。汉武帝时代，中华民族已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经历。而历史文化最丰富的家族就是司马迁家族，司马氏世代为史官。

汉初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饱经战乱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接手的是一个富于生机、野心勃勃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差不多可说就是从前的“天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统局面，似乎是实现了。

看看这样一个时代，容纳了些什么人物。

一号人物当然是刘彻。刘彻十六岁登基，在位逾半个世纪，将汉朝推至鼎盛，寿命长，威势重，能量大，阴影亦大。元鼎四年，刘彻出巡至河东郡，郡太守料不到突然来了皇上，供给保障措手不及，急得以自杀来逃避。司马迁以十一个字实录此事：“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第二年，同样原因，陇西郡守自杀。皇上——这个权力恐龙，影子就能吓死人。刘彻热衷武功与出巡，是古代走得最远出巡次数最多的皇帝。他对女人的热衷亦甚有名。“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

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在现实与历史中，他们皆赫赫有名。他们一次又一次远征漠北、西域。他们是武帝性格的延伸，是帝国挥出的铁拳。对内集权与对外征伐，是刘彻的力量来源。他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武帝一朝，是中国古代进攻型将领最多的朝代。靠蛮力挑战汉朝的匈奴，在武帝铁拳不断打击之下，不得不一再远遁。

张骞，中国古代走得最远、出使时间最长的外交家、旅行家。军事将领向远方伸出铁拳，大汉使者则向远方传布帝国消息。

董仲舒，首次确立儒学至尊地位的思想家。天下一统了，也必然要求“软件”一统。帝国到了从容建设“软件”的时候，董仲舒应运而生。他将儒学世俗化、实用化兼神学化，殚精竭虑从天上到人间为体制寻找自圆其说的合法性。

……

这些人与司马迁同代。他们大都不会在意人微言轻的司马迁，而早早就有史学使命意识的司马迁却不会不留意他们。

大文明需要大时空。汉朝人不论走多远，都没有发现文明高于自己的地方，更没有发现比自己还要庞大的帝国。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彻追求好马的热情极为高涨，为此他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派将士一次又一次深入西域。后世不断有人诟病刘彻此举。其实，这类似当今追求尖端武器。刘彻有理由认为，他最有资格拥有尖端武器，最好的马应该为他的帝国驰骋。

司马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命运，他的才华，也在此时空下展开。

比生活在这个时代更加幸运的或许是：司马迁有一位伟大父亲——史学家司马谈，一个有能力有条件站在时代文化巅峰的人物。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掌文史星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的读书条件当世无人能比。司马谈服膺道家精神，却让儿子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人习儒。这应当含有为儿子规划未来人生的现实考虑。崇儒大局已定，只有习儒才能走上仕途，这类似今日的接受应试教育。司马迁十岁时，父亲就将他从家乡夏阳带到京城长安。二十岁时，司马迁迎来了他一生至关重要的首次壮游。这时的司马迁无公职，出游必出于父亲的安排。由此可见司马谈对儿子的期待之深。司马谈的影响及有意识的培养，使司马迁的文化自觉、史学胆识发育极早，为他成长为精神更雄伟、文采更丰富的人，奠定了重要基础。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概括了二十四岁前的人生：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对自己的游历甚为得意。首次壮游大约持续了三年时间，再次出游则已是奉使青年朝官身份。这些游历可视为司马迁所进行的史学“田野调查”。一个学养非凡的青年，又及时进行了非凡的浪漫长旅，胆识、文气得到有力淬炼，他以广阔的地理为人生奠基。正当多情易感的青春时代，他走出书斋，面对大地山河，胸中典籍掌故在游历中一一指认，书生心窍豁然开朗。如此时空的长旅，在汉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大，心脏亦大。帝国的强大心脏，能把志向非凡的司马迁送到很远的地方。司马迁深知这个时代，并喜欢这个时代。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激烈批判这个时代。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又不断随侍热衷出巡的刘彻，遍行大汉江山。后世的史学家，在脚力与心力两方面皆无人能及司马迁。非凡的游历考查，使他对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史具备了鲜明在场感，历史的大局与细节了然于胸。他把游历化为《史记》的一条脉络，其深沉的脉动不时在各篇中呈现。

司马迁已经把自己确立为这样一个人物：中国古代游历最为深广、文化准备最充分的史学家。到司马迁以深邃眼光打量历史的时候，中华民族极其宏富的历史经历，亦在呼唤一位伟大史学家、一部伟大史学著作的出现。

在这个大时代，司马迁却一直是一个小人物。司马迁二十四岁左右为郎官。此后二十余年，他几乎随侍了刘彻所有出巡行动，虽自视为莫大殊荣，但他无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记录者。与众不同的是，职业敏感、知识修为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洞察者。司马迁能看到并经历他人看不到的历史活剧。在那些活剧中，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对剧情却可能比主角、比导演看得更清楚，并深知产生那剧情的背景。元封元年，刘彻举行汉朝首次登泰山封禅大典，司马谈却突然在周南病危，不能随侍封禅，临终遗命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垂泣受命。按汉制，儿子可继父职。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至四十八岁遭宫刑前，司马迁除应对本职事务外，集中撰述《史记》。

司马迁或许自信已具备洞察历史的能力了，但对自己的命运却完全无能为力。他深知历史，在现实中却一派天真。

他要为自己的天真付出“意外”代价了。

李陵案的一个意外事件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司马迁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司马迁

不管投降及投降后的遭际多么曲折，李陵是叛徒这是历史事实。

吊诡的是，一代又一代后人一直同情乃至喜欢这个叛徒。历史的可畏与有趣，在李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对李陵的这份历史情感较大程度上是司马迁给奠定的，是他抚哭叛徒情怀的濡染和发酵。

司马迁朋友很少，撰写《史记》这一浩大工程要求他必须心无旁骛，家族、职位亦决定他不会成为朝廷股肱之臣，无巴结权贵的必要。虽然如此，皇帝刘彻的身影却不能不深深地笼罩他。宫刑之前，他是这种心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谁都可以不必巴结，皇帝却是生存意义所在。青年郎官司马迁小心翼翼，紧手紧脸，让皇帝满意、讨皇帝欢心是最高行为准则。与皇权下的许多臣子近侍一样，司马迁亦具“臣妾心态”。

任安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公元前98年司马迁入狱并受宫刑，次年出狱，且意外地任中书令。七年后，任安因“巫蛊案”下狱，论腰斩之罪。任安下狱前数年，曾致信已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向刘彻推荐自己。司马迁竟数年未复此信，直至任安死到眼前才复信。两千年后一读再读《报任安书》，司马迁那颗流血的心仍会令人心惊胆战：老朋友任安你太不理解我的心事了。

刘彻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皇帝心事依旧，司马迁心事已非。

司马迁对李陵家族的敬仰和同情由来已久，而他与这个家族向来毫无瓜葛。“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与李陵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却为他蒙受奇耻大辱。

李陵像他的祖父李广一样急于立功。公元前99年秋天，李陵主动要求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进入漠北已是寒风吹彻的冬天。这注定是一个与他过不去的冬天。在浚稽山一带，李陵部众与单于三万骑兵展开了遭遇战。单于很快发现他这三万骑兵竟不能制服李陵五千步卒。单于又调集八万余骑，对李陵摆成合围之势。李陵部众的弓箭全飞向了匈奴人。部队损失惨重，且成了一支赤手张空弓的部队。他下令部众解散，各自突围。单于太想活捉李陵了。李陵未能冲出重围，最终为单于活捉。

李陵投降了。

李陵投降前二十年，其年过六十的祖父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他已转战疆场四十余载，匈奴人都惊呼他为“汉之飞将军”。时乖命蹇的李广始终未能封侯。他想用战功说话。可是，部队却因迷路而贻误战机。为向皇上谢罪，亦为本人和家族免受羞辱乃至屠杀，李广果断自杀于阵前。

李陵却陷入了复杂的选择。

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刘彻一开始听说李陵阵亡了，接着又有消息说投降了。他便让相师给李陵母妻相面。相师说李陵母妻脸上皆无死丧之色。独裁者往往乐见他人的牺牲，牺牲愈壮烈，独裁者心境愈欣慰：这样是好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为有牺牲多壮志。李陵阵亡或自杀，他这当皇帝的才有面子：李陵竟不肯为我一死，他至少应该和他祖父李广一样啊。

名将阵前降敌，深深刺激了朝廷心脏。事件中心不是李陵，而是皇帝。刘彻的心情，才是臣妾们最关心的。他们在揣度此时刘彻爱听什么话。从前赞扬李陵的人都说李陵坏话了。司马迁对无人为李陵说句公道话甚为不满，臣妾心态又使他牵挂刘彻，希望皇上能把心放宽一些。适逢皇上召问，小臣司马迁发言了：

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司马迁对任安说，他就用这些话去应对皇上。可是，秀才心事对帝王心事，真是南辕北辙。刘彻龙颜大怒：你这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屡次劳师远征，却损兵折将！李广利是谁？——刘彻宠妃李夫人之兄。皇权政治必有强烈的裤裆味道。刘彻对自己的裤裆政治竟如此敏感如此精打细算。国家，国家，国就是人家刘彻的家呀。对多疑忌刻、心理又遭重创的刘彻这样说话，可视为司马迁之不智。专权者有翻脸不认人的强大优势，闷棍的这个打法当然是臣子无法也不可能招架的。

司马迁下狱。司马迁成了李陵事件中的一个意外“事件”。

这完全出乎司马迁意料——微臣可是一片忠心啊！

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第二年，刘彻对李陵之事有所悔悟，派公孙敖深入匈奴，企图寻机接回李陵。公孙敖未能见到李陵，却传给刘彻如此消息：李陵正为匈奴练兵，准备与汉朝对垒。

刘彻心灵再次遭受重创。皇帝总有迁怒的办法：李陵被灭族；狱中司马迁论死罪。

司马迁在武帝面前开口为李陵辩解时，内心既有书生的正直天真，又有婢妾般的绝对忠诚。几句话惹出杀身之祸，令司马迁一下子明白：帝王心事与臣妾心事，实有天壤之别。司马迁当时大约连咬碎舌头的心都有了。可是，宫刑七年之后，在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仍情不自禁盛赞李陵。可以后悔当时那样说话，但一旦白纸黑字却还是要那样说话。

司马迁的悲剧是偶然中的必然。驰骋疆场的将领，或胜或败或死或降，乃正常命运，因将领正常命运而致司马迁无妄之灾，又属非常事件，非常事件落在司马迁身上又有必然性。如他不在场，或在场不说话，或察言观色随大流说话，都可免祸。他在场了，他说话了，他说话必发自肺腑，发自肺腑就要惹祸，就要触犯宫廷丛林法则。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古代版本。彻底的恐怖效果来源于绝对的惩罚权力，专制者需要不讲理就能做到绝不讲理。

按汉律，死罪可拿五十万钱赎罪，或以宫刑免死。司马迁家无余财，朝中也无人为他说话，他只能面临三种选择：自杀、处死、宫刑。自杀是最能保持一点尊严的死法，司马迁也最想自杀。读《史记》，你看到自杀是如此普遍，伍子胥、田横及五百士、李广、屈原、蒙恬，等等，皆自杀。自杀是有用的，或明志，或避辱，或解脱……可是，《史记》未完成，司马迁不能死。是斩首还是去势，他只能在身体的两头之间选择。——他选择了宫刑。当朝当代不许他发自肺腑说话，他对历史、对后人发自肺腑说话的愿望就变得格外强烈。司马迁坚定地想：我必须活下去。他决定接受一具荒谬的身体，在荒谬中活下去。从此，他终生视自己为该自杀而未自杀的人。

人是唯一的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同类或其他动物实施阉割术的动物。比身体阉割更加普遍的是精神阉割。能决定现实秩序者，必求决定心理精神秩序。在宫刑之前，司马迁虽学识超人，却亦自觉走在精神阉割的路上了：“以求亲媚于主上。”婢妾心态在皇权体制下是常态，而非异态。大环境足以使你自觉养成“婢妾自律”。宫廷之内，大约只有皇帝一人无“太监表情”。从阉者身体和精神里，皇权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最“纯正”奴性。

敏感自尊、学识超人的四十八岁老男人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了。少小时遭阉割，会自然养成阉者人格，可司马迁已经做男人四十八年了。

宫刑，这真是一种令人发指的酷刑。文明进化的结果使男女性器成为最深忌讳和最根本隐私，宫刑则把这一切一刀挑开。消逝的性器实际上可看作是被张挂在了受刑者脸上。司马迁将耻辱列为十等，“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生人耻辱之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七年两千多个日夜未能使耻辱感稍有缓释。他时时感受着身体上的那片虚空。阉人，皇权体制里不可或缺的蛆虫。司马迁的残生里，时时有蛆虫在身的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