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春节
杨晓升
春节已过,记忆中的春节亦是越行越远。
对我来说,儿时的春节是一年中最令人激动的节日。那时“文革”,物质极度匮乏。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无法离开的粮油猪肉布匹肥皂等物资,都是定额供应、凭票证购买。居民每月定量的口粮根本不够每餐吃米饭,只能每餐用少量的米多兑些水煮粥。粥当然是稀粥,水多米少,煮出的粥近乎米汤。好在那时候农贸市场上还有廉价的红薯,一元钱能买十几斤,最便宜的时候一元钱能买到二十斤。红薯切成块煮成红薯粥,粥不那么稀了。及至如今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众人才知红薯原来富含膳食纤维、胡萝卜素及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算歪打正着,当然,这是后话。
还是回到儿时的春节,那当然是最幸福的时光。因为春节可以天天吃白米饭,从除夕到正月初五,天天如此。更重要的是,一年中难得一见的鸡鸭鱼肉蛋,还有潮汕民俗中拜神祭祖准备的各色祭品,也天天可以吃到。馋疯了的人们报复性地选择在春节大吃大喝,直吃得满嘴流油饱嗝连连才甘愿罢休。也许是因为春节意味着吉祥,孕育着希望,再穷的人家也都要竭尽全力倾尽积蓄买回各种年货,让自己的家人吃个心满意足。仿佛这么吃,才会有好头彩、好兆头。
对于小孩来说,最兴奋的莫过于穿新衣。长年累月,平日里普通人家一般都买不起新衣,春节前则家家户户都要给家里老少购置新衣。即使经济所限大人不买新衣,也断少不了孩子们的。那时候大都是买布料自家做或找裁缝做,新做的衣裳孩子们会高高兴兴穿上,心满意足地在小伙伴们中显摆一番。春节过后,新衣则成为每个孩子漫长岁月中的着装,旧了也穿,破了则补。嫌小穿不进了,则留给弟妹继续穿,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这样。
压岁钱是孩子春节中的另一种惊喜。贫穷人家,钱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奢侈。那时的孩子,平日里衣兜里少有零花钱,偶尔有几个钢镚儿,已是父母的极大恩赐。那时的孩子,春节得的压岁钱也不比今日,动辄数百上千甚至上万,父母一般都事先在银行换好新票,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崭崭新新,整整齐齐,不留半点褶皱。如此崭新的钞票,孩子们拿到了也舍不得花,大都小心翼翼藏着掖着,唯恐丢了或被偷,甚或又被自家大人拿走。有了压岁钱,春节里穿着新衣的孩子,底气足了,情绪高涨了,笑容也更加灿烂。
走亲访友是春节必不可少的节目,当然要带上自家的孩子。潮汕地区,春节串门走亲访友,给老人、小孩压岁钱是必不可少的礼节。上门做客时,须事先备好红包,红包里装两角四角两元四元不等,但必须是双数,意为好事成双。客人给主人家的老人小孩送红包,主人也需要给客人带来的孩子回送红包,礼尚往来,这是人情世故中的一种平衡,也是一种悠久的民俗文化。假若有谁敢打破这种平衡,比如只收礼不回礼,轻者背后会被责骂自私不懂规矩,重者会被世人鄙视冷落直至断绝来往。所以,春节串门带上自家的孩子,既是聚会凑热闹的需要,更是利益均衡的需要。假如上门做客红包只出不进,那可就亏大了。所以,春节上门做客的人一般都会带上自家的孩子,而且对方有多少孩子,自家一般也会带上数量相等的孩子。
跟着父母串门做客,孩子们当然也乐意,好吃好喝、热热闹闹不说,还会收到装有压岁钱的红包。只是孩子们收到的压岁钱,最终大都要收归父母所有。贫穷年代,经济拮据,谁家花钱都捉襟见肘。春节送出的红包也是平时节衣缩食挤出来的,孩子们的红包如果不上缴,春节一过,家里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所以,春节孩子们收到的红包,除了留下少许,最终大都得上交家长,家长美其名曰怕孩子弄丢了,交大人“保管”安全。家长当然还有更充足的理由:寒假一过,新学期开始需要买文具交学杂费,压岁钱还不是用到你的身上?如此理由,堂堂正正,孩子们一般也不会辩驳。穷惯的孩子早懂事,谁也不敢奢望压岁钱都会留给自己乱花。即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压岁钱给孩子们带来的欢乐。
我本人自小生在潮汕,长在潮汕。记忆中,儿时的春节便是在这种氛围中度过的。“文革”中清贫压抑的漫长日子里,只有春节才会让人体味到欢乐,也只有春节才能让人感受到幸福。尽管这种欢乐和幸福相对短暂,却让人向往,让人激动,让人难忘。唯其如此,春节的日子也才弥足珍贵,让人珍惜。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春节对我来说却已经淡漠,甚至已经越来越远,因为平日里我们都已经不缺吃不缺穿,日常的营养和生活需要早已得到满足。吃喝穿戴,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说天天过生日,日日度春节,如此丰衣足食,儿时过的那种春节谁还稀罕?
何况如今的春节,狂轰滥炸的问候短信,应接不暇的朋友聚会,常常让人疲于应付、心生疲惫,以至内心深处反倒抵触春节。
要问如今的我对春节还有什么期望的话,倒是七天的长假中或多或少还能让我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写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苦短,平时公务缠身、终日忙忙碌碌的我,渴望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让自己停下忙碌的脚步,恢复生活的平静,也让灵魂得以稍稍歇息,身心得以调整、放松,集中精力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
《香港商报》2016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