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传播”二字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是白居易诗歌。其《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聊用短章,用申酬谢》诗云:
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朓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
这里的“传播”二字,反映了令狐楚诗歌在吴楚之地广泛传播的情况。“传咏忽纷纷”是对令狐楚诗歌传播盛况的描述。“好才子”是“楚老吴娃”因诗歌传播而对令狐楚进行的价值判断,可见诗歌传播对人生价值判断的重要作用。本书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传播”二字。
唐诗的传播研究,目前是学术界的热点,但主要集中于后世流传。至于唐诗的当时传播,也就是唐诗在唐代的传播,则关注力度不够,在有限的论文中,主要集中于题壁、编集、抄写、宴咏等较小研究领域。本论题从多角度关注唐诗的当时传播,从传播条件、传播版式、传播渠道、传播意识、传播趣尚、传播范围、传播效应等七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唐诗传播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并由此揭示唐诗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一、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由“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王兆鹏《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一个崭新的层面。但是,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著、一篇博士论文或博士后论文对唐诗的当时传播展开全面研究。选择《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为研究课题有以下意义:
第一,第一次全面展开对唐诗当时传播情况的研究。
现在能够见到的唐诗传播的实证材料只有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唐诗写卷。从唐诗写卷的版式情况入手,可以分析唐诗的传播版式与宋代印本的区别;从敦煌写卷抄录的不同类型的诗歌可以分析唐人传播诗歌的关注倾向;从某一首诗歌比如韦庄《秦妇吟》的不同抄本,可以分析推测唐写本诗歌的不定型性;从敦煌写卷中遗留下来的不同的抄手情况,可以分析唐人诗歌的传播对象以及传播范围等等,这些工作目前尚未有人做过。
第二,第一次考察中国古代诗歌印本的版式来源。
中国的雕版印刷据推测是唐初时出现,但从记载情况看,那时即使有雕版印刷,也主要是用于刊印佛经。诗文的雕版印刷最早出现于何时还无从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使用雕版大量印刷诗文是宋代以后的事,宋代以前的诗文主要是以写本形式传播。写本诗歌版式虽然具有不定型性,但遗存唐写本已经有了宋版诗文印本的大体规模,如诗题排列、题署位置、界格、边栏等。探讨这些问题,将揭开唐写本诗文版式与宋印本诗文版式之间的渊源。
第三,第一次考察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
唐代的驿传邮递非常发达,驿传体系也很完善(当然,不同时期情形也有不同),驿寄制度一如军队,极其严格。唐代诗人之间的互相唱和能够及时递达,得力于唐代完整的驿传体系。诗人之间的诗歌能够及时递达,对诗人之间的切磋诗艺、诗人风格的互相借鉴、诗歌流派的形成等都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驿传角度关注唐人诗歌的发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
第四,第一次考察书肆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
有关唐代书肆情况的文献资料非常少,除在有些唐诗研究论文中有个别文章涉及几句唐代书肆的情况,至今尚无一篇专门论文谈及唐代书肆在唐诗的当时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书肆传播对唐诗发展的意义。唐代书肆贩卖唐人诗文集,书肆所贩卖之唐人诗文集或来自抄写或来自碑拓,而所贩卖之对象主要是士人群体。书肆搭起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的桥梁,并为推动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第五,考察唐人传播意识与唐诗发展之关系。
唐人的传播意识大体可以分为有意识传播和无意识传播,与此相关的是某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传播阻碍因素对诗歌传播的影响。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推断分析唐诗传播兴盛之原因以及某些诗作受到传播阻碍之原因,并由此进一步分析唐诗在当时因传播而发展的情况,某些诗人及其诗作在当时声名不彰的原因。
第六,考察唐人传播趣尚的历史实况。
唐人的诗歌传播趣尚,可以通过唐人选唐诗、唐人诗歌序和唐人诗歌抄写实际留存材料——敦煌写本诗歌等进行考察。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厘清唐诗在唐代传播的实际情况,分析唐诗当时传播与后世传播的区别,探讨唐诗当时传播的价值和意义,包括不同时代的唐人喜欢传播哪类唐诗,唐代诗歌写作受传播风尚的哪些影响,唐代文人在传播风尚影响下进行了哪些诗艺研磨等等。
第七,归纳唐诗传播对唐诗发展的直接影响。
本课题将展开唐代诗歌研究材料发掘的新维度,全面从“传播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角度解读唐诗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认为唐诗在唐代的传播使得唐人真正生活在诗的国度,诗风诗雨的诗化生活给唐人的诗歌创造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唐人对诗歌传播的重视和诗歌传播对诗人声名、诗人前程的影响,直接鼓励了诗人们的创作热情;唐人在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较量,直接推动了唐代诗人间的诗艺研磨,对提升唐人的诗歌创作水平有重要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一代又一代的创作新人被促生,成为唐代诗歌发展的生力军。
二、唐诗当时传播研究状况分析
在本课题开始初步工作的2005年,经过对中国期刊网(1979— )、《全国报刊索引》(1980—2004)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2002)三种索引进行穷尽式搜索,结果显示,明确标有唐诗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11篇,没有专著;对国图硕士、博士论文库资料进行检索,也只有唐诗传播研究的硕士论文1篇(李佳《盛唐诗歌的传播模式》河北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到本书稿初步成稿的2009年,唐诗传播研究的工作已经如火如荼,但唐诗的当时传播研究仍不够理想。到本书截稿的2010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在题目中明确标有唐诗传播的论文160余篇,但专门以唐代的唐诗传播为研究论题的仍然不多,只有30篇左右,以所知资料,唐诗传播研究的成果和存在问题主要有:
(一)成果综述
本课题申请之时,关于唐诗在唐代传播的论文还极少,只有十多篇。到本书截稿的2010年5月,已有公开发表的二十几篇有关唐诗当时传播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传播方式的考察和个别诗人的传播接受考察,极少数论文涉及唐人的诗歌传播意识、诗歌传播环境。以下大体按时间顺序略述已发表成果的主要努力方向。
罗宗涛的《唐人题壁诗初探》(《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1年)就题壁的传播形式进行全面研究,论文网罗了几乎所有题壁诗的物质载体:私宅、公廨、寺观、驿亭、妓馆墙壁、楹、梁、门、户、窗、石壁、桥、柱、树、叶,以及各种用具。
马承五《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与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第1期)、胡振龙《唐代的诗歌传播方式与传播特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陈岳芬《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等,基本上都是从唐诗的传播方式如题写、传抄、行卷、伎唱、口头传诵等方面论述唐诗的传播。
马承五《唐诗传播中的特殊行为方式》(《文史知识》1997第10期)涉及一些特殊行为方式引发的传播效应,但论述没有充分展开。
李佳的《盛唐诗歌的传播模式》(河北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对唐代诗歌传播研究有一定突破。此文利用传播学理论营构了盛唐诗歌的传播模式,较为全面地展开了对盛唐诗歌传播模式的描述,但亦有很大局限。首先,它截取的只是盛唐一段,不是考察整个唐代,不能反映唐代诗歌传播的全貌;其次,许多与唐诗传播有关的内容作者尚未考虑进去,比如影响诗歌传播的一个特别重要因素——驿传,作者在“控制因素”部分竟然没有提到;在诗歌传播渠道方面,没有提及唐代诗人的酬唱、寄赠、索阅诗歌;在传播对象方面,没有将类似于出版人身份的“敦煌学郎”式的抄手考虑在内。
胡振龙《唐五代人对李白诗歌的传播和接受》(《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对唐代李白诗歌的传播方式进行了整体观照,主要是编集、选诗和评论,认为唐代对李白诗歌的传播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李亚的《唐人论唐诗研究》(郑州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主要从唐人对唐诗的各种评论方式如意象批评法、纵横批评法、摘句褒贬法、选本批评法等进行研究,其中少量内容涉及唐人诗歌的传播趣尚。
黄桂凤的《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主要描述杜诗在唐代各个不同时期的接受情况,并分析其接受原因,主要是从审美趣味是否一致、杜诗在唐代各个时期对唐诗的不同影响进行阐述。这与本论文第五章《唐代的诗歌传播趣尚》有部分观点的契合。
张小琴《〈唐人选唐诗(十种)〉选、阙杜诗情况分析》(厦门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从编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坛风气和选诗标准等角度,分析十种《唐人选唐诗》仅《又玄集》选录杜诗的原因。其成果结论与笔者博士后课题《唐诗的当时传播》(2007)中的某些论点不谋而合。
王书艳《浅谈唐诗的传播环境》(《红河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从唐人传播诗歌的三个阶层官僚文人集团、宫廷皇族集团、普通民众集团论述了唐诗传播的大环境。其中部分观点与与笔者博士后课题《唐诗的当时传播》(2007)的部分观点一致。
曾定华《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从唐诗传播对唐诗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李白诗歌在传播影响下的自觉变化,是唐诗传播对自身创作产生影响的论述。
王天觉《李贺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主要从传播过程入手论述了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人对李贺诗歌传播所起的作用。
郑华珍、刘蓉《论白居易的自觉传播意识》(《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和郑慧《白居易诗歌在唐代的传播》(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认为白居易诗歌在当时传播极广,与诗人主观自觉的传播意识有重要关系。从传播意识研究唐人的诗歌传播,这些观点与笔者2007年博士后课题出站的部分内容接近。
柏红秀《论乐人与元白诗歌的传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则从音乐对诗歌的传播角度论述了唐诗流传迅速的重要原因。
除此,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一些唐诗传播情况,如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陆效东《杜甫在唐代的接受》(安徽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傅根生《媒介:唐行卷与唐诗的传播》(《淮阴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侯丽丽《杜牧诗歌在晚唐五代及两宋时期的传播接受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白贵和李朝杰《论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以及笔者的《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诗板、诗筒、诗屏和诗碑》(《文史知识》2008年第7期)、《唐人选唐诗及敦煌写卷中少见杜诗的传播学因素》(《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元、白诗歌的传播学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中国文学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湘潭,2010年8月)、《唐人诗歌传播意识中的阻碍因素》(《唐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十三辑)等,分别从科举赋诗、行卷编选与上呈、幕府府主与诗人关系、驿传与唐诗传播、唐人诗歌传播载体、唐人选唐诗中的传播趣尚等不同角度对唐诗的当时传播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二)问题分析
就目前的唐诗当时传播研究的情况来看,尚存在的问题有:
1.研究未具规模。申请此课题时,没有一部大部头著作——既没有学者专著,也没有博士或博士后论文;其次是论文数量不具规模,十几年间断断续续只有二十多篇论文公开发表,连一部论文集的规模都不够;其三是对资料的重新解读尚未真正展开,《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唐文》、《唐六典》、《登科记考》等有关著作中还有大批与传播有关的资料未被发掘。
2.研究视域尚需拓宽。仅从传播形式(渠道)、传播者对唐诗进行传播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是造成目前唐诗传播研究视域狭窄的主要原因,题壁、传抄、编集、伎唱、诵读、口号等等,都属于诗歌的传播形式,其他领域如传播意识、传播范围、传播趣尚、传播效应等尚少有人涉及。
3.存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模式化现象。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现代化、全球化,也需要借鉴西方的科学研究理论,但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食而不化其实一直是困扰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唐诗传播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比如有些论题用西方新闻传播术语套用于唐诗传播研究中,忽略了新闻传播与诗歌传播的本质性差异,抛开其传播理论,实质性内容并不多见,故本论题主要建立在实证考察基础上。
三、本书主要创新点
本论题在研究过程中,尽力避开已有研究成果,努力于开拓研究新视角,解决过去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于那些实在避不开的话题,则尽最大可能发掘其诗歌传播的研究价值。主要创新成果有:
第一章,唐代的诗歌传播条件。
本章涉及四个方面:物质载体;非物质载体;驿传制度;传抄习尚。
第一节,纸张等:唐诗传播的物质载体。这一节,无法回避中国造纸技术史、中国印刷史之类著作中对纸的阐述,但本书避开造纸的发展历程、印刷技术的进步等话题,着重于探讨唐代诗文传播对纸张的依赖。题壁部分,无法回避目前对题壁诗研究较多的现状,但本书侧重于唐代诗人的题壁习尚、唐人为诗人提供题壁方便、题壁诗的传诗价值等,避开了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重述。本节最重要的是,补充了唐代存在的诗板、诗碑和诗屏的情况,阐释了这几种物质载体在唐诗当时传播乃至后世传播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音乐:唐诗传播的非物质载体。基于目前唐代音乐研究成果丰富的情况,本节只简单概述了唐代音乐的盛况和唐代音乐制度的完善,其后着重分析了音乐在唐诗当时传播中的优势。一是它更加广泛的民众性(人人可唱、不抄也可以传播),二是它可以上达高层的特点(可能使诗人有机会获得上层社会的欣赏),三是它对诗歌内涵的提升(如重叠对诗意的深化),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力。
第三节,驿传:唐诗传播的制度凭藉。这是目前尚未有人涉足的唐诗传播研究领域。第一部分从唐代驿传体系的建设发掘材料,说明唐代驿传一般情况下的迅速及时,这不仅有利于唐代社会上下沟通的信息传递,也为诗歌传播带来很多便利,使得唐代的诗歌传播迅速、传播地域广阔。第二部分着重谈了驿传体系怎样传播诗歌,一是驿站邮递诗歌的情况,二是驿站题壁诗是诗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三是驿站将迁徙中的诗人递送到新的诗歌集散地,四是驿站题壁诗是重要的诗歌传播源。第三部分着重谈驿传与唐诗发展的关系,一是有利于远距离诗人之间的联系,对形成唐人的诗歌流派有重要影响;二是对唐人的诗歌风格和欣赏习惯有直接影响(如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之类)。
第四节,传抄:唐诗传播的社会习尚。唐诗的传抄研究目前有不少相关文章,主要集中于唐诗抄写传播的形式,如编集抄写、单篇抄写之类。本节则侧重于描述唐人对抄写的跟风心态,传抄在唐诗当时传播中的优势特点及其不可代替性(一是徒诗对传抄的依赖,二是大篇对传抄的依赖,三是反复复制,累相传抄,广泛流通,隔代流传,而要保持文字形态的基本稳定也得需要传抄),以说明传抄是唐诗当时传播必须倚重的习俗力量。
第二章,唐手写本诗文的传播版式。唐代手写本诗文主要根据现存唐代手写本书籍(敦煌卷子)研究唐代诗歌传播的编排方式、抄写方式及其对后代印本诗文版式的影响。此章的创新点在于,以手抄诗文的照片为根据,从第一手资料入手,研究中国古代诗文“出版”从手抄向印刷过渡的过程。其中,唐手写本诗文的版式为目前学术界尚未引起注意的问题,筒装诗文的传播方式为笔者首次发现。
第三章,唐代的诗歌传播渠道。此章多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探讨,但进行了层次归类和变角度思考,分为四节。第一节,官署与官员的汇集和播散;第二节,士人之间的互相交流;第三节,唐代书肆经营唐人诗集情况蠡测;第四节,民间的传写、诵读和传唱。本章的变角度思考主要体现在:力图理清诗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谁在传,谁在用”两个问题。每一节都侧重这两个角度,尽可能避免和已有成果撞车的现象。本章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以往尚未有人关注的书肆(也就是书店)的诗文传播情况,首先确定了唐代书肆存在贩卖唐人诗文集的情况;其次探讨书肆经营的诗文写卷的来源(收买售授、雇佣抄手抄写、自由抄书手炫卖、拓印诗卷贩卖);其三,诗文写卷的去向(主要是学子);其四,探讨唐代书肆在唐诗传播中的作用(一是搭建了诗文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二是书肆传播的广泛性)。书肆一节,是本章的创新点。
第四章,唐人的诗歌传播意识。唐代的诗歌传播意识,至今只有一篇论文谈及白居易的诗歌传播意识。此一章,从“唐代诗歌的有意识传播”、“唐代诗歌的无意识传播”和“传播意识中的阻碍因素”三个角度思考问题,发掘了许多过去不曾发掘的资料,收获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
第一节,唐代诗歌的有意识传播。首先揭示了有意识传播的形成原因,认为:知于时人、传名永远是促使唐人注重传播的重要原因;其次,探讨了有意识传播的实现方式,包括:名贤的刻意褒扬、自己的刻意宣传、编集者的主观意识、诗人对传写传唱的利用;再其次,谈到了有意识传播的价值,认为有意识传播促进了唐诗的当时传播,为唐诗在当时社会产生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唐代诗歌的无意识传播。首先揭示了无意识传播的形成原因,认为:为生活娱乐助兴、士人高雅生活品质的自然流露、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学业需求以及艺人、书商为谋求生存而进行的诗歌传播活动是唐人无意识的传播活动。其传播形式主要有口耳相传的诵读、师授徒受、歌曲传唱、递相货鬻等。无意识传播的价值在于参与民众多、传播范围广、传播具有相对时限性。其传播的相对时限性为历史性传播进行了第一次沙汰。
第三节,传播意识中的阻碍因素。主要探讨了唐人的名山情结可能导致的诗文不外传、不鬻亦不借造成的诗文不得外传、个人意识中的阻碍因素导致的传播不广、政治原因的阻碍以及恶意阻碍事件等对唐诗当时传播的封杀等。这些因素的存在显然影响了诗歌的当时传播,不利于诗人的传名和唐人的诗歌接受。
第五章,唐代的诗歌传播趣尚。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从唐人选唐诗角度入手,第二节从唐人诗序入手,第三节从敦煌诗文写卷入手。得出的结论是,唐人对唐诗的传播与后人接受的唐诗传播有很大区别。很多在唐代特别流行的作品,后代不一定很重视;而后人特别重视的一些作品,在唐代又往往被冷落。唐代特别流行的有些作品或许在目前的文学史中不是特别受重视,但正是那些作品的存在磨练了唐代诗人的诗艺,为文学史上的大篇奠定了艺术基础。
第六章,唐代的诗歌传播范围。本章的创新点体现在:以唐诗在唐代的传播为关注点,描述唐诗在域内域外的传播。域内传播主要描述以诗人活动为中心的传播情况和文化地理传播的情况。域外传播主要描述唐代时期唐诗在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传播。
第七章,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本章创新点体现在:从传播的角度分析唐诗对唐人生活的影响以及对诗歌自身发展的影响,而以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为重点。
第一节,对唐诗发展的普遍意义——诗化唐人的生活。探讨唐诗的当时传播给唐人的现实生活带来的诗情画意的影响。
第二节,对唐代诗人的激励意义——鼓舞唐人的诗歌创作热情。探讨唐诗当时传播的轰动效应给予唐人创作精神的鼓励。
第三节,对唐代诗歌艺术的影响——推动唐人诗艺的互相切磋。探讨唐代诗人之间的诗艺交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第四节,对唐代作家的促生意义——培养唐诗创作新人。从唐诗传播对后辈学子的影响入手,探讨唐诗新人辈出并逐渐成长的原因。
唐代诗歌的当时传播,可用“盛况空前”形容之。所谓“人皆传写”、“家藏一本”、“天下亦唱为乐曲”、“天下以为歌词”之类,都是对唐诗传播盛况的记录。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分析,这样一种传播盛况,是唐人整体诗歌素质的现实基础,是唐代诗人成长环境的现实基础,因此它必然是唐诗发展的重要原因。本书正是力图在此基础上揭示唐诗发展原因的又一层面。
用材料说话,是本书坚守的写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