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代的诗歌传播条件
第一节 纸张等：唐诗传播的物质载体
任何一种文明，物质条件是基础。唐诗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代表，其传播当然也离不开物质条件作基础。从现存资料看，唐诗传播的物质载体有许多种，纸张和墙壁是唐诗所依托的主要的文本传播载体，其他尚有廊柱、屏风、树叶等。
一、纸张：传抄传播的主要物质载体
与今天的传播载体可以有印刷版、网络版、光盘版、录音版不同，依靠在纸上抄写的写本书是唐代书籍的主要“出版”形式。唐代秘府藏书丰富，《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披露开元时期秘府藏书情况：
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1)
这里提到的两个数字加起来有八万多卷，全部依赖手工书写，其书写材料是益州麻纸。《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载：
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2)
根据《旧唐书》的数字推算，唐朝从贞元到开元的一百年间抄写的这两套分藏于长安和洛阳的共125，960卷的四部库书，平均每月用益州麻纸5，000张，即每年用益州麻纸60，000番。官府四部库书对益州麻纸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属于四部之一的集部中的诗歌，其传播一样对纸张具有依赖性。唐代一些诗人的诗歌反映了诗歌传播对纸张依赖的情况，如岑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3)就道出了无纸传播的苦恼。虽然可以“传语报平安”，但“无纸笔”的遗憾依然留在心间，可见纸笔对传播的重要意义。姚合《寄主客刘郎中》：“清景早朝吟丽思，题诗应费益州笺。”(4)“题诗”那是要费“益州笺”的。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更恨新诗无纸写，蜀笺堆积是谁家？”(5)所表明的对纸的倚赖程度更重。
一些记载唐代文化状况的著作也谈到了诗歌传播对纸的依赖情况，冯贽《云仙杂记》载：“段九章诗成无纸，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6)段九章的做法说明，纸张是诗歌赖以保存和流传的物质基础。
关于纸张在传播中的价值，钱存训在《书于竹帛》中说：“纸的风行当在3世纪至4世纪的晋代，取代了竹简和部分缣帛的用途，书籍因此得以大量地抄写广传。”(7)可见晋朝就已经把用纸张抄写书籍以保存和传播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活动。左思《三都赋》成，洛阳为之纸贵，正说明纸张对传播活动的推动。唐代也正是因为有纸抄诗歌的推波助澜，唐人的许多诗歌才得以广泛传播和较完整地保存。《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一百一十《刘禹锡传》：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男烒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8)
口号，就是口占，因为是临时性的作品，没有用纸笔记录下来，因而不在白居易用纸张抄写下来的“两本”之内，而一百三十八首“纸墨所存者”就通过“小侄龟儿编勒成两轴”的纸质卷轴装手写本传播开来。可见诗歌的传播对纸是有一定的倚赖的。
纸在唐代应该比较珍贵，记载唐人因家贫“无纸”的情况并不乏见。《书苑菁华》卷十八《唐僧怀素传》：“怀素疏放不拘……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贫，无纸可书，常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9)《书史会要》卷五：“郑虔，郑州人，官至广文馆学士，后贬台州司户。好书，工真行隶，常苦无纸，日取柿叶作字。”(10)《颜鲁公集》卷十六《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家贫，无纸笔，与兄以黄土扫壁，木石画而习之，故特以草隶擅名。”(11)都说明纸在唐代并不是很容易获得的。
正是因为纸张的珍贵，就出现了友人间互赠纸张的情况，《旧唐书》卷九十八《杜暹传》载：“州吏以纸万馀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馀悉还之。”(12)杜暹的清廉于此可见一斑，纸的珍贵于此亦可见一斑。
但是，较之于汉魏南北朝时期的造纸业而言，唐朝显然是进步了许多，其重要表现就是：纸张产地增多、产量大增、品种繁多。
仅就纸的产地和品种而言，《唐国史补》卷下：“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蒲、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13)最近出版的陆甬祥主编、王菊华等著《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就介绍了隋唐时期的名纸名笺十种之多：一是益州（蜀郡）麻纸，大量的官抄书籍使用这种纸。二是剡溪藤纸。三是捶纸。四是硬黄纸。五是薛涛笺。六是色笺。七是斑石文纸。八是鱼子笺。九是云蓝纸。十是金花笺。名笺十种，当然其他样式的纸张会远远超过这十种。这些品种繁多的纸为唐朝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诗歌的传播也因为纸张的名目繁多而在传播中呈现出特有的魅力。
纸在唐代为诗歌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有很多有趣的记载。据介绍，白居易的诗歌如果写在剡溪小等松白月面纸上，就会倍受欢迎。《剡录》“剡溪玉叶纸”条则记载了一条纸笺递诗传情的故事：“皇甫松《非烟传》曰：临淮武公业，位河南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北邻子赵象窥见，慕之。象取薛涛诗，以剡溪玉叶纸写之，达意于非烟。烟复以金凤纸题诗酬之。”(14)薛涛笺在传播诗歌中也相当有名。薛涛诗写在粉红色薛涛笺上，成为当时名家收藏的珍贵诗笺。关于薛涛笺，记载很多。《太平寰宇记》云：“薛涛十色笺，短而狭，才容八行。”(15)《唐才子传》云：“涛工为小诗，惜成都笺幅大，遂皆制狭之，人以为便，名曰薛涛笺。”(16)那么，薛涛笺就是一种比较短小的易于传播的小笺。薛涛与唐代许多著名诗人有诗文往还，《笺纸谱》云：“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薛涛本长安良家女，父郧因官寓蜀而卒，母孀养涛。及笄，以诗闻外。又能扫眉涂粉，与士族不侔。客有窃与之宴语，时韦中令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僚佐多士，为之改观……涛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其间。与涛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祐，馀皆名士。记载凡二十人，竞有酬和。涛侨止百花潭，躬撰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岁居碧鸡坊吟诗楼偃息。”(17)还有《益部谈资》、《蜀中广记》、《墨池编》、《书史会要》、《文房四谱》等著作中也有记载。薛涛侨居百花潭，而诗名远播，与同薛涛交往的这些著名诗人将薛涛笺带往大江南北有关。
纸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好的纸张上书写诗歌也能为诗歌增采，因此，纸尤其是好纸在诗人们的心目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屡为吟咏。李峤《纸》诗云：“妙迹蔡侯施，芳名左伯驰。云飞锦绮落，花发缥红披。舒卷随幽显，廉方合轨仪。莫惊反掌字，当取葛洪规。”(18)顾况《剡纸歌》：“云门路上山阴雪，中有玉人持玉节。宛委山里禹馀粮，石中黄子黄金屑。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后为蕉叶。欲写金人金口经，寄与山阴山里僧。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政是垂头蹋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19)刘禹锡《牛相公见示新什谨依本韵次用以抒下情》：“符彩添隃墨，波澜起剡藤。”(20)皮日休《二游诗·徐诗》诗：“宣毫利若风，剡纸光与月。”(21)崔道容《谢朱常侍寄貺蜀茶剡纸二首》：“百幅轻明雪未融，薛家凡纸漫深红。不应点染闲言语，留记将军盖世功。”(22)这些都是对纸的讴歌，而在这讴歌声中，我们似乎已经听到唐人对纸传播诗歌作用的赞叹。而在杜甫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的“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道州手札适复至，纸长要自三过读。盈把那须沧海珠，入怀本倚昆山玉”(23)则对这种富有传播意义的纸张品咂再三，充满了感激之情。
二、山石、廊柱、墙壁、诗板：题壁传播的重要物质载体
山石、廊柱、墙壁与诗板是唐代诗歌在唐代传播需要借助的又一类物质材料。
目前，学术界一般将题写于山石、廊柱、墙壁、诗板、树干、屏风以及各种器物上的诗歌都归之于题壁诗。
唐代题壁诗研究，是目前唐诗传播研究中最热闹的地方，在发表的有限的唐诗传播研究文章中，题壁诗的研究文章数量较多。但目前所发表的题壁诗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唐人题壁诗有哪些形式，以及题写在哪些物质材料上的诗歌可以归之于题壁诗。对此，本文不再涉及。本文关注的是唐代诗人的题壁风尚和题壁诗的物质材料以及题壁诗的传播学价值。
（一）唐代诗人的题壁习尚
在唐代，最容易使诗歌公之于众的方法是在山石、墙壁、廊柱、诗板上书写诗歌，诗人们常常选择这样的方式公开自己的作品。
前文已经说过，雕版印刷可能出现于唐太宗时期，但雕印诗文则是五代和宋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唐人的诗文集基本上没有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公开出版。因此，唐代的题壁诗就是唐代诗歌的一种特有的出版发行形式。虽然题写的地方是固定的，但来来往往的人却是不固定的，因此，题壁诗的阅读者们所观看到的是同一个版本的文字内容。这种“出版形式”，提供的是一种可供众人同时、反复、长久阅览同一种文字的出版形式，相当于现代书籍的第一版。人们要想确认诗歌的原始风貌，保存的题壁诗可信度最大。
唐人很看重题壁。《全唐文》卷四百〇五载有张恍《请刻睿宗老子孔子赞元宗颜回赞奏》，奏云：
先奉恩敕，令臣校搭（拓）御书《睿宗大圣真皇帝集》，臣伏见集中具载前事赞文，又见孔子庙堂，犹未刊勒，臣窃以为尊儒重道，褒贤纪功，本于王庭，以及天下，一则崇先圣之德，一则纪先圣之文。其衮州孔子旧宅、益州文翁讲堂，经今千有馀载，皆未题颂，臣特望搭御书赞文，及陛下所制颜回赞，并百官撰七十二弟子及廿□贤赞，令东都及天下诸州孔子庙堂，精加缮写，御制望令刻石，百官作望令题壁。陛下孝理天下，义冠古今，使海内苍生，欣逢圣造，冀敦劝风俗，光阐帝猷。(24)
赞文，是一种有韵的文体形式，是诗歌中的一种形式。张恍请求将御制赞文和百官赞文题壁，可见唐人对题壁的看重。
唐代诗人有题壁的习尚。
唐代早期诗人就已经习惯于在山石柱壁上题诗。唐代早期的诗僧寒山常常将自己的诗歌题写于石壁之上。《寒山拾得诗校评》载有寒山的《一住》诗，诗云：“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书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25)又有《五言》诗：“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26)作为僧人，寒山没有收集诗歌的意识，但他随意把诗歌写在石壁上，他人读到，才知道有寒山其人，这才可能有后来的闾丘胤收集寒山诗。闾丘胤《寒山子诗集序》：“乃令僧道翘等具往日行状。唯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野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馀首。”(27)据钱学烈考证，闾丘胤序乃唐末僧人曹山本寂伪造，但闾丘胤序所述寒山子写诗的情况应当真实可信。
中晚唐诗人也有在山石亭壁上书诗之习尚。元稹与白居易诗集中有许多诗记录诗人题写诗歌的情况：
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行至骆口驿，有《骆口驿二首》之一记录骆口驿邮亭壁上题诗情况：“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诗题下有题注：“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开雪》、《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28)从“崔李题名王白诗”可以看到唐代诗人在邮亭驿壁书诗的习尚，从元稹“不离墙下至行时”的行为看，邮亭驿壁书诗甚多，可以反映诸多人际交往之情况，因之成为元稹驿路上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
元和五年（810）二月，元稹自东川返回长安，过武关，忆白居易，题诗道旁墙上。冀勤点校本《元稹集》之《使东川》组诗今不存此诗。其后，白居易《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记此事：“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29)元稹又回赠诗：“比因酬赠为花时，不为君行不复知。又更几年还共到，满墙尘土两篇诗。”（《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30)元白交谊深厚，却难得同见，彼此的情感联系，题壁诗成为历史的见证。
元稹元和十年（815）到通州（四川达县）以后，于江馆柱心见到白居易诗歌，其《见乐天诗》云：“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31)元稹在辽远的通州发现“破檐残漏”之处，竟然还存有他人题写的白居易的诗，可见题写他人诗歌的并不仅仅是元、白等少数诗人。白居易知其事后，亦有一诗，题曰：《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读之，即仆旧诗……然不知题者何人也……》，而题写的这首“旧诗”，竟然是白居易早年写阿软的诗歌，是白氏“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白居易因此而“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诗中的“偶助笑歌嘲阿软，可知传诵到通州，昔教红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马愁。惆怅又闻题处所，雨淋江馆破墙头”(32)是白居易对他人题写自己诗歌并助传诵的万千感慨。
元和十年（815），元稹由江陵赴京，至蓝桥驿，题诗于柱，留呈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诗名《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后白居易见到此诗，白集中有《蓝桥驿见元九诗》，诗题后小字云：“江陵归时逢春雪。”诗云：“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33)元白交谊深厚，人所共知，白居易“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的举动，一方面说明元稹习惯于在邮亭驿壁上书写诗歌，一方面也说明白居易深悉元稹习惯，而作为朋友，如能在旅途寂寞时看到朋友的诗歌，自然会在精神上获得极大的安慰和享受。
元和十二年（817），元稹自兴元养病好后回通州，路过阆州，游开元寺，题白居易诗于壁：“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34)可见题写友人诗风尚。同年冬天，白居易也思念元稹，并书写元稹诗歌于屏风以慰思念，白居易记此事云：“（元稹寄来之诗歌）虽藏于箧中，永以为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见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小丽绝者，凡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因题绝句，聊以奖之。”(35)
长庆四年（824），白居易奉诏离杭时，有许多留别诗，其中《留题郡斋》（顾学颉校点本白集P513）、《留题天竺、灵隐两寺》（顾学颉校点本白集P513）、《途中题山泉》（顾学颉校点本白集P516）可明确为题壁诗。
白居易晚年过着清闲舒适的中隐生活，写诗成为他消遣的主要文化形式，而这些诗歌，题于山间石壁者居多，《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载：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36)
白居易晚年在山石间题咏成为习尚，以致有阿龟握笔跟随、随时为白居易题诗于山石间提供方便的情景。
再如中唐诗人王播，现存诗三首，均与题壁有关。一为其任官前后题扬州惠照寺木兰院壁之二绝，二为《淮南游故居感旧酬西川李尚书德裕》，诗中有“更见桥边记名姓，始知题柱免人嗤”(37)。明确指出，题诗于桥边柱上，是一种高雅光荣的事情，这恐怕也是唐代诗人喜欢题壁的重要原因。
晚唐诗人张祜，喜欢在僧寺柱壁题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有言：
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所历僧寺，往往题咏，其题金山寺著名处，有《题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厌花。”《题万道士禅房》云：“残阳过远水，落叶满疏钟。”《题孤山寺》云：“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如杭州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皆有佳作。(38)
能够做到“凡所历僧寺，往往题咏”，说明诗人张祜对题壁诗情有独钟。
晚唐诗人杨凝式更是一个喜欢题壁的诗人，只要见到亭馆寺壁有粉壁待题，他就会诗兴大发，大书特书，以致《宣和书谱》称杨凝式“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39)。
不仅是士人，就是皇帝也喜欢在壁上题诗，张蠙《宴驸马宅》：“牙香禁乐镇相携，日日君恩降紫泥。红药院深人半醉，绿杨门掩马频嘶。座中古物多仙意，壁上新诗有御题。”
以上材料说明，唐人题诗于石、壁、柱、亭等，是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它是文人士子儒雅风流的物质见证，也是文人士子借助于这样的方式传名的文化心态与创作心理的折射。
唐人题写自己或他人诗歌有助于唐诗的广泛传播，对于题壁诗的这种保存价值和流传价值，唐人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本书在第四章《唐人的诗歌传播意识》尚有详细论述，此略。
总而言之，是唐人对题壁诗传播价值的认识，使得题壁成为文人的一种共同文化习尚，对唐诗的当时传播很有助益。
（二）唐人为诗人题壁提供方便的习尚
唐代有自上而下喜诗的文化环境。唐太宗、唐玄宗自己都乐意加入诗人的行列，他们经常与群臣唱和，其对诗歌的爱戴自不用说。不仅太宗和玄宗，唐代许多皇帝都喜欢诗歌，如肃宗、代总、宪宗等。《唐语林》卷二《文学》云：
水部员外郎贾嵩说云：“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原注：当时诗人李廓驰名，为泾原从事），宰相杨嗣复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上无言。李珏奏曰：“当今起置诗学士，名稍不嘉。况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翰林学士皆有文词，陛下得以览古今作者，可怡悦其间。有疑顾问学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宗儒，敦扬朴厚。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40)
由此资料可见，唐代的大多皇帝都喜欢诗歌。
普通百姓也喜诗，甚至儿童都被唐代喜诗风气浸染，熟稔诗篇，李忱《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41)元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云：“伎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42)由此，可见唐人喜诗风尚之一斑。
在唐诗的当时传播中，一方面是诗人形成了在诗板、山石、廊柱、墙壁等物质材料上题写诗歌的习尚，一方面是唐代喜欢诗歌的人们也为诗人的这种传播方式提供了诸多便利。山石、廊柱无需特殊加工，任诗人自由选择，略去不谈。仅以墙壁和诗板而言，唐人为题壁诗的书写所提供的便利在书籍中屡屡有见。
其一，墙壁。
最常见的公开书写诗歌是在墙壁上。刘洪生编《唐代题壁诗》收唐人题壁诗841首，作者324人，数量相当可观。但这远非唐代题壁诗的全部。事实上，几乎每一位唐代诗人都有题壁诗。《全唐诗》共收作者2200多人，故此，无论作者还是诗歌的数量，刘编著作都与唐人题壁诗相去甚远。大量题壁诗的存在，说明唐代诗歌题壁现象的普遍，这一普遍现象，应归功于唐人为诗人题诗于壁所提供的方便。
只要有房子的地方就有墙壁，有墙壁的地方大约就可以书写诗歌，从唐人题壁诗写于人家墙壁的情况分析，诗人只要诗兴萌生，不拘什么墙壁都可以书写诗歌，但“满墙尘土”的墙壁和“粉壁以待”对诗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粉壁以待”体现了唐人对诗歌的重视和对诗人题写诗歌的欢迎。
为了给诗人题写诗歌以方便，楼台亭馆到处都有“粉壁”等待诗人题写。《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九载刘咏《堂阳亭子诗序》：“乃有扶风员外，悉皆留题粉壁，著咏雕梁。隋珠与赵壁相鲜，凤竹共鸾丝迭奏。回锵词律，妙尽精华。乃文苑之仪刑，实翰林之圭臬。”(43)不少文献资料反映了相关情况，以下几例即是：
《云仙杂记》卷二“水松碑”条：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碑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白为题乞，僧献玄砂钵、绿英梅、檀香笔、格栏缣袴、紫琼霜。(44)
李白《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此诗杨慎云是伪作）：“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神明太守再雕饰，新图粉壁还芳菲。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君平帘下谁家子，云是辽东丁令威。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45)
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狂僧挥翰狂且逸，独任天机摧格律。龙虎惭因点画生，雷霆却避锋芒疾。鱼笺绢素岂不贵，只嫌局促儿童戏。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长幼集，贤豪至，枕糟藉麹犹半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46)
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怀素颠，乃是颠。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负颠狂之墨妙，有墨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47)
窦牟《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仙客诚难访，吾人岂易同。独游应驻景，相顾且吟风。药畹琼枝秀，斋轩粉壁空。不题三五字，何以达壶公。”(48)
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昨夜江楼上，吟君数十篇。词飘朱槛底，韵堕渌江前。……交流迁客泪，停住贾人船。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斜行题粉壁，短卷写红笺。”(49)
鲍溶《宣城北楼，昔从顺阳公会于此》：“诗楼郡城北，窗牖敬亭山。几步尘埃隔，终朝世界闲。凭师看粉壁，名姓在其间。”(50)
姚合《题大理崔少卿驸马林亭》：“每来归意懒，都尉似山人。台榭栖双鹭，松篁隔四邻。迸泉清胜雨，深洞暖如春。更看题诗处，前轩粉壁新。”(51)
韩偓《朝退书怀》：“鹤帔星冠羽客装，寝楼西畔坐书堂。山禽养久知人唤，窗竹芟多漏月光。粉壁不题新拙恶，小屏唯录古篇章。孜孜莫患劳心力，富国安民理道长。”(52)
刘兼《郡斋寓兴》：“依约樊川似旭川，郡斋风物尽萧然。秋庭碧藓铺云锦，晚阁红蕖簇水仙。醉笔语狂挥粉壁，歌梁尘乱拂花钿。情怀放荡无羁束，地角天涯亦信缘。”(53)
鱼玄机《题任处士创资福寺》：“幽人创奇境，游客驻行程。粉壁空留字，莲宫未有名。凿池泉自出，开径草重生。百尺金轮阁，当川豁眼明。”(54)
这种“粉壁”，供画家涂抹或诗人题写，常常动辄几十间，成为亭台楼馆里一道靓丽的风景，也鼓励了文人吟诗作赋的雅兴。《全唐文》卷九百五十八载郑遥之《明月照高楼赋》，赋云：
及夫高秋廓落，寒夜肃清，四空迥而晃朗，九层屹而峥嵘。列欢宴，会友生，去洞房兮即重屋，灭华灯而临前楹。玉槛连彩，粉壁迷明，动鲍昭之诗兴，销王粲之忧情。(55)
赋中既反映了粉壁生辉的绚丽景象，也反映出粉壁对诗人诗兴的刺激。《唐文拾遗》卷四十九收有怀素《自序帖》云：“语疾速，则有窦御史冀云：‘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56)几十间长廊粉壁，多么壮观的景象！而能够让诗人小豁胸中之气，亦足见长廊粉壁所引发的文人雅兴。
唐人爱诗，并愿为诗人提供粉壁以待书写，有闻大诗人至而粉壁以待题写诗歌的故事，最典型地体现了唐人欢迎壁上题诗的情况。《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条载：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侯清词。”(57)
这则故事的下文交代，白居易并没有按照繁知一的意愿题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唐人愿意为诗人题写提供方便条件。
另一则性质相类的资料保存于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其中谈及杨凝式狂放书诗的情景时说：
（杨凝式）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故寺观墙壁之上笔迹多满。僧道等护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游客睹之，无不叹赏。(58)
杨凝式并不是我们记忆中特别有名的诗人，《全唐诗》只保留了他五首作品，但他在当时当地一定有名，他所书写的诗歌被僧道“护而宝之”，并有人为他题写诗歌“先粉饰其壁”，由此可以推想，像繁知一粉神女祠壁以待白居易题诗的故事一定不在少数。
其二，诗板。
诗板题诗也是唐人很流行的一种题写传诗的方式，有不少驿馆、寺院专门备有诗板供诗人题写诗歌。《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二“刘山甫”条记载：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岭外，侍从北归，舟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天王祠，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火不续。山甫少有才思，因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何为见侮？俄而惊觉，风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过，令撤诗板，然后方定。（出山甫自序）(59)
题诗的当夜有梦，俄而惊觉，遽起，悔过，令撤诗板，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夜间和夜起后，而写诗是在头天，可见诗板不是临时赶制，而是寺院原本备有。一个破损的寺庙里尚有诗板，由此可以推知其他寺院亦当备有诗板。从唐代的文献资料看，准备诗板供诗人题写并非只有寺院，驿馆亭舍亦有准备诗板的习尚。《唐摭言》卷十三《惜名》记载：
李建州，尝游明州磁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馀，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60)
李建州“托与打诗板”的行为，说明李建州对诗板传诗的功能认识非常清楚，故欲借诗板传诗，而“亭中诗板百馀，然非作者所为”则清楚说明不是作者做好诗板后再题诗其上，那么，一定是有心人为方便诗人题署而准备诗板或诗人题署后为诗人之诗打造诗板。诗人来至飞泉亭，倘有诗兴，便可随时在诗板上题写诗歌或题诗后交人制造诗板。唐人的这种为诗人题写提供方便的行为，可从《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九采录的一则有趣的记载中获得印证：
（白居易）曰：“历山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诗板千馀首，但留沈佺期、王无竞、皇甫冉、李端四章而已。此四章，古今绝唱，人造次不合为之。”(61)
“诗板千馀首”，数量相当可观，应该不是临时准备。
后蜀何光远《鉴诫录》也记载了一则与元稹、白居易有关的诗歌传播故事，其中提到长安慈恩寺中的诗板：
长安慈恩寺浮图起开元。至大和之岁，举子前名登游题纪者众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唱和千百首，传于京师，诵者称美，凡所至寺观、台阁、林亭，或歌或咏之处，向来名公诗板，潜自撤之，盖有愧于数公之诗也。会元、白因传香于慈恩寺塔下，忽视章先辈八元所留诗，白命僧抹去埃尘，二公移时吟咏，尽日不厌，悉全除去诸家之诗，惟留章公一首而已。乐天曰：“不谓严维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为之诗，流自慈恩息笔矣。(62)
“向来名公诗板”，看来所存诗板亦不在少数。
晚唐诗人江为常在诗板上留诗，《全唐诗续拾》从《四库珍本初集》中辑出他的一首《赠天台僧》，诗云：“白发经年复白眉，斋身多病已无机。曾来越客留诗板，旧识蕃人送衲衣。岩窦夜禅云树湿，石桥秋望海山微。结庵更拟寻华顶，晚岁应容叩竹扉。”(63)可证。
后人的记载也可印证唐人题诗于诗板的现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四“罗隐”条：
蔡宽夫《诗话》云：“润州甘露寺有块石，状如伏羊，形制略具，号很石。相传孙权尝据其上，与刘备论曹公。壁间旧有罗隐诗板云：‘紫髯桑盖两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寻。汉鼎未分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时难问，苔藓何知日渐深。还有市厘沽酒客，雀喧鸠聚话蹄涔。’时钱镠、高骈、徐温，鼎立三方，润州介处其间；隐此诗比平时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经火，诗板不复存，而石亦毁剥矣。寺中有李卫公诗，陆探微、吴生等画，亦同为煨烬。”(64)
诗板是为更好的传播应该无疑。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九：
或问：“诗板始何时？”余曰：“名贤题咏，人爱重为设板。如道林寺宋、杜两公诗，初只题壁，后却易为板是也。”又问：“今名胜处少有宋、杜句，而此物正不少，奈何？”余曰：“亦有故事。刘禹锡过巫山庙，去诗板千，留其四。薛能蜀路飞泉亭去诗板百，留其一。有此辣手，会见清楚在。”(65)
胡震亨明确指出了诗板的传播价值是因为“名贤题咏，人爱重，为设板”，说明不是诗人准备诗板，而是喜爱“名贤题咏”的人们为诗人准备之。
既然有为诗人题诗准备诗板的风尚，诗人也喜欢在诗板上题诗，所以，喜爱诗歌的人们每到题咏聚集之地，也形成了寻找诗板读诗的风习。《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七残存高璩两句诗，云：“公斋一到人非旧，诗板重寻墨尚新。”(66)《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六载郑谷《送进士吴延保及第后南游》云：“得意却思寻旧迹，新衔未切向兰台。吟看秋草出关去，逢见故人随计来。胜地昔年诗板在，清歌几处郡筵开。江湖易有淹留兴，莫待春风落庾梅。”(67)说明唐人也很喜欢诗板传诗的形式，并把寻找诗板读诗作为一种游赏的内容。由此，写在诗板上的诗歌便通过人们的游览观赏传播开来。
（三）题壁诗的传播学价值
题壁诗题写于墙壁、山石、廊柱、诗板，一般是不移动的（诗板可以移动，但一般是哪里的诗板保存在哪里，本质上仍然是不能移动），因此，题壁诗“出版”后的状态一般情况下是静止的，即：它不会离开它的“出版”地，不会像印本诗文那样到处流传。但其传播学价值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它是唐代有文化品味的人们提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人在旅途”的生活状况，读诗、吟诗成为他们旅途寂寞时最好的消遣方式，唐代文人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一载张祜《题灵彻上人旧房》云：
寂寞空门支道林，满堂诗板旧知音。秋风吹叶古廊下，一半绳床灯影深。(68)
张祜从诗板题诗中找到知音的感觉，以此解脱在空门留宿的寂寞。《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七载翁洮《和方干题李频庄》有“吟时胜概题诗板，静处繁华付酒尊”(69)，是因对世事的万千感慨而在诗板题诗，抒写苦闷情怀。《全唐诗》卷八百四十六载有齐己《怀道林寺道友》：“四绝堂前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一日凭栏到夜休。”(70)则完全是以读诗板的方式排解对友人的思念。
其次，它的“出版”虽然是静止的，但阅读题壁诗的人是流动的，其传播形态是以题壁诗所书写的地方为传播源，以阅读题壁诗的读者为传播辐射线，由阅读者带往四面八方。
第三，它的传播标准是唯一的，阅读者所阅读的是“同一个版本”的文字形态，出现“版本争议”，传播源是最标准的校对样本。
其三，使用相对较少的其他物质载体。
唐代诗人对诗歌的传播比较注重，除上述所提较为常见的传播材料，唐人还注意使用一些能够保存久远或更能引起传播反响的物质材料进行诗歌的传播，如金石铭刻、屏风、幛子、树干、竹叶等。
（一）金石铭刻
金石铭刻出现于甲骨文之后，是中国人对“永久记忆”的一种审美追求，在文化传播方面，他具有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如果说在山崖石壁上书写诗歌还是一种随兴而来的不自觉的艺术追求，那么，在山岩壁崖上铭刻诗歌或选择石料制造诗碑或通过金刻工艺刻写诗歌等，就是一种自觉的传播行为了，是诗人或刻诗者希望诗歌传之永远的心理写照。
在石崖、石碑上刻诗，材料来源于大自然，较之金刻工艺要简便。石崖的位置、石碑的石料，都易于选择，自由度较大。石刻不受空间、地域限制，可供更多的人观赏、品评，具有较大的传播范围与传播价值。石刻还可组成庞大的石刻群，形成壮观的“碑林”，是许多游览胜地采用的传统民族文化形式。对唐诗而言，石刻是一种具有长久传播功能的传播材料。不少人认识到石刻诗歌传播久远的价值，并利用石刻传播诗歌，石刻因之成为唐诗传播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宗元《潞州兵马曹柳君墓志》：
柳氏子某为平陆丞，王父母之丧，寓于外，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阌乡，窆墨遇食，乃贻书其族尚书礼部员外郎宗元，使为其志。……于是删其书为文，置于邮中，俾移于石上。(71)
“移于石上”即是刻石题写的保存传播形态，而对这种形态的期待（“俾”）说明唐人对金石铭刻的传播价值确实比较看重。
可以举几例说明唐人借金石铭刻传播诗歌的情况。
唐元（玄）宗《答李适之手诏》云：“卿文勒石，诚为可重，故令儿子题额及阴，何所发挥？而劳致谢。球场宴乐，咸睦深慈。岂伊斐然，少能申写。卿为宗子，欲名教有归，记之史册，亦随卿意。”(72)可见李适之文勒石流传。
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云：“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73)说明李邕之诗文多刻于金石而流传。
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中谈及杜诗时说：“其所游历，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74)指的是杜甫游历过程中诗歌被刻于金石的情况，可见杜诗亦借金石铭刻传播。胡宗愈是北宋时人，与王安石、苏轼同时，他的话应该比较可信。
刘长卿《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谬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行营五十韵》中有“金石悬词律，烟云动笔精”(75)。可见金石用于铭刻诗词之功用。
颜真卿《谢陆处士杼山折青桂花见寄之什》：“群子游杼山，山寒桂花白。绿荑含素萼，采折自逋客。忽枉岩中诗，芳香润金石。全高南越蠹，岂谢东堂策。会惬名山期，从君恣幽觌。”(76)这首诗写的是金石因诗歌而增香，是对金石传诗的高度评价。
以上例证都说明，唐人已把金石铭刻作为诗歌传播的一种方式，反映了唐人之诗刻石而传的情况。宋时能够见到的唐代诗碑还很多，如欧阳修《集古录》收唐诗唐时金石刻共12种；赵明诚《金石录》收唐诗唐时金石刻共66种；王象之《舆地碑记》收唐诗唐时金石刻近40种。下面简单列举以上三书中的几种诗碑及其勒石年代、地点，以说明唐代用诗碑传播诗歌的情况(77)。
【欧阳修《集古录》】
《流杯亭侍宴诗》，武后久视元年（700）幸临汝温汤留宴，群臣应制诗碑。开元十年（722）碑废，贞元（785—805）中复立；
韩覃《幽林思》，武后时诗，韩覃撰，碑在嵩山；
唐玄宗《谒玄元庙诗》，唐玄宗手书，岁月阕，碑在北邙山上；
崇徽公主（仆固怀恩女）《手痕诗》，李山甫撰，碑在阴地关；等12种。
【赵明诚《金石录》】
《流杯亭侍宴诗》，李峤撰序，殷仲容正书，久视元年（700）九月勒石；
《栖岩寺诗》，唐高宗、武则天撰，韩怀信正书，长安二年（702）勒石；
《六公咏》，李邕撰，胡履虚八分书，开元十一年（723）；
《明皇行次成皋诗》，史叙行书，开元十三年（725）十月；等66种。
【王象之《舆地碑记》】
袁高《茶山诗》，高为之诗，于岫序，碑在宋时安吉州墨妙亭；
《善权寺诗灵岩瀑布记》，元和十三年（818）李飞刻，碑在常州；
崔词《谒禹庙诗》，宋之问等诗附后，碑在绍兴，元和十一年（816）刻石；
元威明《阳明洞天诗》，在绍兴，太和三年（829）立石龙瑞宫；
白居易《阳明洞天诗》，在绍兴，太和三年（829）立等近40种。
胡震亨对这些碑刻资料的判断是：“欧阳、赵、王三录所载唐人诗篇，并得自石本，真盖无疑。”(78)那么，这些在唐代就立有诗碑的诗作，其所经过并阅读的人都是这些诗歌的接受者，并可能进行下一步的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在信息保存上具有相对的长久性，并成为后人收集、编纂诗集和校勘诗歌的重要依据，现存《全唐文》许多资料来源于金石铭刻，《全唐诗》中的一些诗歌和后人整理补遗的一些诗歌也多来自于金石铭刻。
金石铭刻物质材料的特点确定了它在诗歌传播中庄重、典雅、久远的传播价值，而另外一些唐诗所借助的物质材料，则给唐诗的传播带来了许多情趣。
（二）诗屏或诗障
唐人的室内装饰物有屏风或曰障子，这可能是一种东西的两种名称。白居易诗《题诗屏风绝句》云“障成定被人争写”可证。在屏风和障子上书写诗歌也是唐人的一种诗歌传播方式。而《全唐诗》中的许多题屏诗说明，屏风也是唐人传播诗歌的一种重要凭借物。
《全唐诗》卷七载有宜芬公主的《虚池驿题屏风》：“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79)是豆卢氏女宜芬公主远嫁时所作。
寒山《家有》诗：“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80)
白居易也有题屏诗。他在元和己丑年（809）作《题海图屏风》，是为一幅屏风海涛图配诗。他还录写元稹绝句百首于屏风，其《题诗屏风绝句》序中说，元稹寄给他诗数百篇，他“掇律句中短小丽绝者凡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并重题一绝，末二句云：“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81)其《答微之》亦云：“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82)可见白居易是有意题屏，并对题屏的传播效应很清楚，希望能通过自己的题屏形式以助元诗流传。
元稹有《答友封见赠》一诗，反映了他在屏风上书写己诗的情况：“荀令香销潘簟空，悼亡诗满旧屏风。扶床小女君先识，应为些些似外翁。”元稹一生三娶，前二位夫人均先己而亡，也有几个孩子未成年而亡，屏风书写悼亡诗，表达了他对逝去亲人的深情忆念。
刘禹锡有《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诗云：“虽陪三品散班中，资历从来事不同。名姓也曾镌石柱，诗篇未得上屏风。甘陵旧党凋零尽，魏阙新知礼数崇。烟水五湖如有伴，犹应堪作钓鱼翁。”(83)从诗中透露的信息看，刘禹锡对名镌石柱很是得意，而对“诗篇未得上屏风”颇多遗憾，可见能有诗篇上屏风是唐人很重视的一种诗歌传播方式。
晚唐诗人韦庄有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尘封千年后于敦煌藏经洞重新发现，但此诗在当时流传颇广，仅敦煌写本就有十个之多。此诗当时曾被制成障子，《北梦琐言》卷六：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84)
障子是唐人一种常见室内装饰物，王国维云：“此诗当时制为障子，则风行一时可知。”(85)可见障子在诗歌传播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寻常。
（三）画卷、画帐和画壁题诗
唐人也常常通过画卷、画帐和画壁题写传播诗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诗作画，一种是为画题诗。如张九龄的《题画山水障》、杜甫的《戏题画山水图歌》、皇甫冉的《题画帐二首》、方干的《题画建溪图》、吴融的《题画柏》、徐铉的《题画石山》、齐己的《题画鹭鸶兼简孙郎中》等等。胡震亨《唐音癸签》云：
唐人诗亦有录自画卷及画壁者。诗班班在诸人集中，而画未必常存，画寿不敌诗寿也。相传唐卢鸿一《草堂图》，图各有诗，尚在人间，弘、成诸名流尝论之。今观图中十诗，俗恶无人理。又鸿一传，所居室名“宁极”，而此图与诗标洞玄室，抑何左耶？画吾不知，知此诗之当删而巳。又坡公尝戏为摩诘之诗，以摹写摩诘之画，编诗纪者，认为真摩诘诗，采入集中，世人无识，那可与分辨并志之，佐览者捧腹云。(86)
胡震亨提到的这些画卷、画帐和画壁上的题诗，说明唐人的有些诗作是通过画卷、画帐、画壁流传的。但胡震亨也提到：“画寿不敌诗寿”。诗可以通过抄录完整保留于诗卷中，画在当时很难完全复制，但不管怎样，画卷、画帐和画壁也仍然是诗歌传播的一种物质载体。
（四）题树题叶题袍等
唐人题诗的物质载体，还有一些非常规材料。一些有趣的故事，说明唐人的诗歌传播载体丰富多彩。
如题树诗。有些人故意把诗歌题写在树木之上。《云溪友议》卷中载有一则“谭生刺”的故事：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87)
故事中的“行客”竞相在真娘墓边树上题诗，可见追逐风流者把题树作为附庸风雅的一种方式。姚合《过杨处士幽居》诗云：“酒熟听琴酌，诗成削树题。”也是说诗歌写就后便刻于树干之上。其《和裴令公新成绿野堂即事》诗“携诗就竹写，取酒对花倾”的前一句，就是说有意把诗歌写在竹木之上。
又如题叶诗。树叶原本不是写字的专用材料，然而有些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很多的纸张供来写字，就以一些宽大的树叶当作练习书法的材料，有些书法练习时用的诗歌就成为题叶诗。《新唐书》卷二百〇二《郑虔传》记郑虔故事：
初，虔追
故书可志者得四十馀篇，国子司业苏源明名其书为《会稡》。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迁著作郎。(88)
“好书”，就是爱好书法，书法里相当一部分作品是诗歌，说明郑虔曾把诗写于柿叶之上。有的则是无聊中把树叶当作抒情写志的消遣，无意中成就千古佳话，如《类说》“叶上题诗”和“题红叶”两条记载：
明皇时，掖庭书落叶，随御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草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卢渥临御沟，见一红叶上有绝句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省宫人，渥获一人，乃昔年题红叶者。(89)
也有写于锦袍之上的，称为“锦袍诗”，段成式《寄温飞卿笺纸》云：
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裹相思。待将袍袄重抄了，尽写襄阳播掿词。(90)
由上可见，唐人诗歌传播的物质载体可谓丰富多彩。所述诗歌之文本传播材料不仅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唐代诗歌，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也给文学传播带来了许多有趣的话题，成为人们咀嚼吟赏的丰富材料。
第二节 音乐：唐诗传播的非物质载体
唐诗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可以入乐的，比如声诗。任半塘《唐声诗》：“‘唐声诗’指唐代结合声乐、舞蹈之齐言歌辞——五、六、七言之近体诗，及其少数之变体；在雅乐、雅舞之歌辞以外，在长短句歌辞以外，在大曲歌辞以外，不相混淆。”(91)“唐声诗大半入乐。”(92)那么，任半塘先生所说的声诗与雅乐雅舞之歌辞、长短句歌辞、大曲歌辞，就都是能够歌唱的诗歌。胡仔从词的发展衍变的角度，指出了唐诗的歌唱特征：“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93)
入乐的诗歌借助了音乐的力量，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它不像纸抄诗和题壁诗需要文化知识，只要有音乐本身，就可以将诗歌带往四面八方。它是诗歌传播的非物质载体，在唐诗的当时传播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唐人之诗乐，在当时朝野城乡，或歌舞，或讲唱，或戏剧，确曾盛行，并于众艺之中，具有一段领导与贯通之业绩。”(94)正是这个原因，要了解唐诗传播，也应当对唐代的音乐状况进行详细描述，它是唐诗传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唐诗风行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关于音乐传播唐诗的情况，目前成果较多，大部头著作如任半塘《唐声诗》、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研究》、关也维《唐代音乐史》、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等，其中相当多内容就是唐代音乐对唐诗的传播。鉴于目前“唐诗与音乐”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在这里就不再对唐代乐诗定义、乐诗类型、歌唱方式、歌唱场合等进行更多重复性描述。本文只概述唐诗在唐代借助音乐进行传播的情况，以说明音乐在诗歌传播中的价值和作用。
一、唐代音乐制度的完善
唐代音乐非常发达，郭茂倩《乐府诗集》较早描述了唐代音乐的繁盛情况，其中《近代曲辞》所述较详：
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宴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肃、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乱，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见矣。(95)
近年来，对于唐代音乐制度的研究，论文颇多，像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研究》、关也维《唐代音乐史》、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等大部头论文都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和总结。他们所提供的资料，使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认识当时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组织层次、组织方式、成员构成、音乐种类等等，也能够大体让我们知道，唐代文人的诗歌进入到宫廷音乐进行传播，是文人诗歌进入上层社会和上达天听的重要渠道，也是文人知名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郭茂倩描述的基本是唐代官方音乐的情况，任半塘先生认为这不足以描述唐代音乐之盛况，必须将民间音乐考虑入内，他说：
燕乐十部之首二部“乐”与“清商”中，包含吴声、楚调、西曲及江南弄等，为当时中国所自有之乐，馀皆外乐。开元以前，中外之声犹相抗；开元后，胡部新乐益张，华夏旧声已绌，惟民间情况必仍有不同。(96)
而后在全书的论述中，任先生对唐代的民间音乐进行了多方考察，说明唐代民间音乐除各类胡乐而外，传之于前代的民间音乐并不会因为胡乐的进入和宫廷某乐工的逝去而消亡。他认为唐代的民间音乐是相当发达的，比如山歌：
“山歌”名目，唐已盛行，其内容颇广，如田歌、樵歌、渔歌、棹歌、采莲歌等皆是。有游春踏歌者，有祠神巫歌者，有月下设歌场、男女赓和竞赛者。当时原辞之流传虽极少，但凭白居易、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郑谷等诗中所描绘，知当时民间山歌甚普遍，且极动人。(97)
除山歌而外，任半塘先生认为太常寺和教坊也收罗了大量民间音乐，他说：“唐代未设乐府采诗，是其缺憾；但太常广罗‘胡夷’之乐曲，多加整改；教坊广罗里巷之乐曲，且及边塞之声，不遗在远，存真较多，是其优点。”(98)《唐声诗》中描述了多种民间音乐的存在状态。从任先生全书多角度对唐代音乐的描述看，唐代民间音乐从音乐的种类、唱法的变化等多方面都胜于前代。
唐代音乐盛况空前，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音乐机构较之于以前更为完善。唐代的朝廷音乐机构系统完备，层次清楚。目前唐代音乐研究的成果相当多，综合任半塘、廖辅叔、岸边成雄等诸家说法，结合左汉林博士论文《唐代乐府制度研究》、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等，可大体概括唐代朝廷的乐府机构主要有太常寺、梨园、教坊三部分。而民间音乐，虽然没有固定机构，但国家允许的民间音乐工作者的存在形式各种各样，有家伎、妓院、行走于茶楼酒肆以卖唱为生的伎人之类，其所从事的工作，关也维《唐代音乐史》第一章《唐代民间音乐》谈及，包括“民歌与曲子”（唐代民歌、填以新词的曲子、经过艺术加工的曲子）；“民间说唱与变文”（汉族地区的说唱与变文、其他民族的说唱音乐）；“民间歌舞”（自娱性的踏歌与打令、表演性的民间歌舞、带有故事情节的民间歌舞）；“宗教音乐与歌舞”（巫舞、傩舞、师公舞、萨满舞、佛教音乐与歌舞）等。其中的“民歌与曲子”就与诗歌传唱和传播联系密切。
各种各样的音乐，当其需要歌词作为匹配内容时，它们就成为歌诗的载体并帮助歌诗的传播，而歌诗的歌词，除了古辞，还有唐人专门配制的歌词以及选唐诗为歌词入乐，由此，使音乐成为唐诗的重要传播载体。关于配制歌词和选诗入乐，本书在第三章《唐代的诗歌传播渠道》一章有专门描述，此略。
需要阐释的是，音乐机构的完备，为诗歌入乐传播准备了音乐的条件，使得诗歌有机会通过音乐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流传，成就了诗歌的传播。
二、诗歌以音乐为载体进行传播
在唐代，音乐是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歌唱，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抒情方式，诗歌依靠音乐而广泛传播是一个客观存在。《旧唐书》卷三十《音乐三》：
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六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征等分制乐章。其后至则天称制，多所改易，歌辞皆是内出。开元初，则中书令张说奉制所作，然杂用贞观旧词。自后郊庙歌工乐师传授多缺，或祭用宴乐，或郊称庙词。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縚令博士韦逌、直太乐尚冲、乐正沈元福、郊社令陈虔、申怀操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太乐、鼓吹两署，令工人习之。
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涄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又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
今依前史旧例，录雅乐歌词前后常行用者，附于此志。其五调法曲，词多不经，不复载之。(99)
唐代诗人的很多诗歌，为歌唱而创作，借歌唱而传播。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供歌唱而作，李浚《松窗杂录》载，李白乘醉进三章，“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上因调玉笛以倚曲”。(100)李白的这几首诗，也由此而传播开来。王维七绝《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阳关曲》或《渭城曲》），唐时就已被曲而传唱，甚至运用了叠唱形式。白居易《对酒五首》之四曾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并自注称“第四声”为王维《阳关曲》诗的后二句。这些都是通过演唱传播诗歌的例证。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说：
唐人所唱，除了句式长短不齐的词以外，还有齐言的诗。过去人们对这些齐言的诗的演唱情况一直估计不足。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曾列举了唐诗各体的名称，如云：“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咏以永其言，吟以申其郁，叹以抒其伤，唱则吐于喉吻，弄则被诸丝管。此皆以其声为名者也。”胡氏把唐诗称为“唐音”，就取其歌唱的特点。人们习惯把盛唐诗风称为“盛唐之音”，也包含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把唐人在诗题中加入“行”、“引”、“歌”、“词”等名称，看作毫无实际意义；不能把唐人将某个诗人称作“词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称呼；也不能把唐人所说的“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这样的歌，当作是在读诗。杜甫《屏迹三首》其一：“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夜归》：“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睡谁能那。”刘禹锡《酬令狐相公六言见寄》云：“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诗送一杯。”这些都是对当时诗人作歌、唱歌的描写。(101)
这些推断应该比较符合唐人唱诗的现实。宋人王灼《碧鸡漫志》也说：
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毬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为知音者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自注云：“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余数十诗。”乐天亦醉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又曲。歌妓唱前郡守严郎中诗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诗与艳歌。”元微之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戏赠云：“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沈亚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贺，善撰南北朝乐府古辞，其所赋，尤多怨郁凄艳之句，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能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然唐史称：“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又称：“李益诗名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来，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又称：“元微之诗，往往播乐府。”旧史亦称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又，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第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伶唱适绝句。涣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子争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须臾，妓唱涣之诗。涣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以此知唐伶妓（以）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事也。(102)
明胡震亨也常常谈到唐诗与音乐的关系，如：“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为多。”(103)他说中唐李益的诗，特别是边塞诗，“悲壮宛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104)其《夜上受降城闻笛》“天下亦唱为乐曲”(105)，“天下以为歌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106)。等等。可见胡震亨对唐诗的考察比较注重入乐的问题，这些考察也说明，唐诗通过音乐传唱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渠道。
诗配乐而歌唱，在唐代颇为流行，它可能为诗人们的诗名远播制造出奇效应，是诗人注重借音乐传播之原因。王灼《碧鸡漫志》：“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事也。”(107)诗的入乐演唱，进一步把诗歌推向社会，推向各阶层，使诗歌得到更快、更广泛的传播。
三、唐诗借音乐传播的意义
音乐作为唐代诗歌的一种传播方式和手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欣赏需求，同时也是对诗人诗歌创作的一种认同方式。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典型地说明了人们包括诗人自己对诗歌传唱这一传播方式的认同态度。薛用若《集异记》“王涣之”条（案：应为王之涣）记载此事：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貰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霑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涣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欢醉竟日。(108)
从这则故事里的王昌龄与高适、王之焕私自相约赌赛的文人游戏中可以读出，诗人们都知道入乐传唱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他们把“入歌词之多者”作为赌赛条件，正是因为“各擅诗名”的他们都知道，在诗歌的传播过程中，能否入乐和入乐多寡标识着诗作传播的程度。
通过音乐，诗歌可以传播的更快更远，还可以产生感发激励民众的作用，使听众在音乐的乐声氛围中受到感染和影响。任半塘在《唐声诗》中说：
惟“诵”之声无定调，为朗读，为时言；歌之声有定调，为音曲，为永言。诵欲有所讽谏，故吐辞必近语言，以便当面晓悟；歌之用在感发，故衍声必符乐曲，以利远扬而激众。(109)
诗歌传唱的传播方式，对促进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流、对唐代诗歌的繁荣都起着重要作用。罗庸在《歌谣的衬字和泛声》一文中指出：
一切歌谣和乐诗的发展，都是跟了乐器走的。乐器的发明和应用，决定了诗歌形式的变迁。(110)
任半塘《唐声诗》说：
盖声诗在唐，不仅表现于自发之街陌歌谣、边戍唱叹、筵间酒令、柩前挽歌而已，亦不限在宫廷仪式或士大夫生活中始于乐舞有制作，有欣赏；犹赖市井尘中之伎艺人，运其智慧与经验，不断劳动创作，演变出许多新体，充分流行于民间，以益蔚成此业之繁荣。(111)
这说明，音乐对诗歌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从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的“旗亭画壁”故事，我们知道，诗歌入乐，对诗人传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要入乐，就要创制符合入乐规律的歌词，很多唐代诗人都自觉为此付出努力。李贺作诗自觉合乐，说明李贺正是因为配乐为流行的诗歌传播方式而自觉从之，其《花游曲序》云：“寒食诸王妓游，贺入座，因采梁简文诗调赋《花游曲》，与妓弹唱。”(112)其《申胡子觱篥歌序》云：“歌成，左右人合噪相唱。”(113)其“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114)。刘禹锡也是一个利用音乐进行创作的著名诗人，《旧唐书》本传说刘禹锡诗：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15)
可见刘禹锡也是自觉按照歌词的形式进行创作。两例均说明诗人对音乐传播的重视和音乐传播对他们创作的影响。
唐代许多诗歌，依赖于音乐演唱而广泛传播，一些诗人因诗作被之管弦而扩大社会知名度，并由此受到鼓舞，更加努力于诗歌创作。孟棨《本事诗·事感》载，白居易有歌舞妓樊素、小蛮，白年已高，小蛮方丰艳，白写诗道：“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宣宗时，“国乐唱是词”，上知是白诗，“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116)。白闻而感上，又为诗云云。在这里，音乐传播信息的反馈对诗人创作产生了鼓舞的意义，促使诗人努力于创作，它反映了诗歌演唱所产生的传播效应。
第三节 驿传：唐诗传播的制度凭藉
从现存资料看，唐诗当时的传播速度非常迅疾，传播地域非常广泛，即使边远地区也能很快就了解到当时的诗人和得知当时诗人的诗作。前文所举白居易诗歌被元稹发现题写于通州江馆柱壁上即是一例。敦煌唐写本的多种王梵志诗、多种《秦妇吟》写本，也是从辽远之东南传播至偏远之西北。这些诗作是怎样被带往四面八方？又是怎样的力量使得这种传播得以实现？笔者认为，驿传为唐诗的当时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
一、驿路无障：唐代驿传的发达状况
唐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力量强大，其统治力量得力于唐王朝的政治制度体系，驿传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唐王朝的驿传体系空前发达，水陆驿路线覆盖全国各个角落，通达全国四面八方乃至四夷边远之地，为大唐帝国传达政令、运送官员、交流物资、传播信息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唐诗的传播带来便利。
（一）唐代发达的驿传线路体系
由于对驿传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清楚，唐朝统治者特别注重驿传体系的建设，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除大量的钱财支持外，国家还采取“捉驿”（以州里富强之家担任驿长，主持驿站工作，以待行李之往来，谓之“捉驿”）、“帖驿”（驿站的驿马不能满足驿传需要的情况下，驿路两旁百姓用自己的私马补贴驿站的临时需要）、“另行供给”（驿站实在供应有缺时，国家临时拨款）等手段，以保证驿站的正常经营。
在国家和百姓强有力的物质支持下，唐王朝建立起发达的驿路网络。据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一文所记，唐代驿路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干道，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地：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奉贡输赋，修职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毂，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而后案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
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传馆。其饮饫饩馈，咸出于丰给；缮完筑复，必归于整顿。列其田租，布其货利，权其入而用其积，于是有出纳奇赢之数，勾会考校之政。(117)
这七条主要干道，又与各州郡县之间的驿路环环相连，而各州郡县也是驿道密布，层层衔接，形成了完整有序的交通网。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唐代交通状况甚详，共计四十卷，有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陇右道亦即十大行政区，同时也就是十个大的交通方向，每一道交通主线之外又分若干支线，每一条支线又有若干个重要交通点，每一个重要交通点距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有多少里程，距较重要的交通点有多少距离，每一个交通点的“八到”之地是哪里及其里程，都一一叙述清楚，全国的交通状况一目了然。唐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由这些驿道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以驿传为中心的交通管理体系。
（二）驿站的设置和配给
为满足驿传供给之需，唐代设置了许多驿站，其驿站之多，可用星罗棋布形容之。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记载：“（驿站）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118)其中水驿二百六十个，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个，水陆兼驿八十六个。
驿站的设置有固定的里程，一般三十里置一驿，但不是所有的地方均为三十里一驿，而是参照驿务繁简确定何处置驿。驿务需要之人马船之类，亦根据驿务繁简配备。《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疋，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给。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凡水驿亦量事闲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驿四只，闲者三只，更闲者二只。凡马三名给丁一人，船一给丁三人。凡驿皆给钱以资之，什物并皆为市。）(119)
从上则资料可以看出，唐代驿站设置灵活机动，完全根据驿务需要，物资和人员配备亦同，原则就是既能满足驿务需要，也不浪费国家资财。需要说明的是，驿站相隔的远近距离可能差距很大，据王宏治先生考证：
三十里置一驿是唐代的法定驿程。但在西北、西南等边远处，或“须依水草”，或“地势险阻”，驿程往往超过三十里，为六、七十里，甚至达百里之遥。而在京畿腹地，则因事繁剧且急切，又往往少于三十里，甚至仅八里。(120)
驿站的物资配备，除上引《唐六典》的这则资料所涉及的人马船等以外，更重要的是钱财和土地，否则，人马船只的开支用度无法解决。
关于钱财。《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121)也就是说，唐代每三年有二百四十万贯钱财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同时有二百三十万贯钱财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在这组数字中，不难看到统治者对驿传的重视。以三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的三年税收额除以驿站总数，所得结果是每个驿馆三年平均一千四百零三贯，即每年平均四百六十七贯。这还不包括驿站用国家钱财生利所得。
关于土地。唐制，根据驿站马匹数给驿站牧田，杜佑《通典》说：“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若驿侧有牧田之处，匹各减五亩。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122)根据《唐六典》的驿站马匹规定数字测算，大的都亭驿馆有马七十五匹，牧田可达三千亩；最小的六等驿馆有马八匹，牧田亦可达三百二十亩。附带说明一下，刘广生、赵梅庄编著的《中国古代邮驿史》认为驿田最多给四百亩(123)，笔者认为，这个数字恐怕不是很准确。《新唐书》卷四十六《志第三十六》“兵部”条说：
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给传乘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下有差。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124)
根据这则引文所言，皆是国家供给官员马匹，不同等级官员供给马匹数量亦不同，而明确给官员用以“传乘”者，一品可达十匹，按一匹马给牧田四十亩测算，恰好可达四顷（四百亩）。这很显然不是驿馆牧田的最高限度，而是官员牧田的最高限额，当然不适合用于驿馆牧田数量的估算。根据实际情况推测，如果一匹马可以给牧田四十亩，十匹马就能够达到四百亩，八匹马是最小的驿馆，牧田可达三百二十亩，接近“四顷”之数，如果最高限度的牧田是四百亩，恐怕最大的有七十五匹马的都亭驿馆之牧田数字与最小的六等驿馆牧田数字就只有八十亩的差别，大小驿馆牧田数量如此接近不符合唐代驿馆的等级差别实况，且四百亩的牧田恐怕也不能供养都亭驿馆七十五匹驿马、驿站相关工作人员以及传马等各方面所需。由此推测，最大的驿馆牧田至少有两千六百二十五亩，多则可达三千亩。
驿传物资不许挪用。《全唐文》卷八十九唐僖宗《南郊赦文》云：
江淮运米，本实关中，只缘徐州用军，发遣全无次第。运脚价妄被占射，本色米空存簿书，遂使仓廪渐虚，支备有阙。缘循弛慢，全自职司，宜令转运使速具条流，分析闻奏。才及春缓，便须差清强官吏节级催驱，严立科条，须及旧额，苟或踵前容易，必举朝章。邮传供须，递马数目，素有定制，合守前规。河南馆驿，钱物至多，本来别库收贮，近日被府司奏请，衮同支用，遂使递马欠阙，料粮不充。宪司又但务缘循，都不提举。宜令东台馆驿使速具条流，分析闻奏。……自今以后，如辄将上供一钱物支用者，并当加谴责，不在原贷之限。(125)
驿传物资不准挪用，挪用者必加谴责，且不在宽宥范围之内，这样就可保证必要的驿传物资供给。
驿传物资有缺必补。《旧唐书》卷十九上《本纪第十九上·懿宗》：
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凋伤转甚，宜有特恩。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文，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与置本钱。(126)
驿传物资缺乏，会影响军国传驿，故此，一旦出现驿传物资缺乏的情况，统治者要想办法补给充足，以使驿传不受影响。
各州府官员也特别重视驿传体系的建设。刘彤《河南府奏论驿马表》：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伏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由臣术无方，致令马畜有阙。忽奉恩诏，忧惶失图，臣某中谢。臣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驱驰石路，毙踣实多。比于陕虢已西，及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填备，动以久阙。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蹐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官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阙。臣某中谢。(127)
各州府官员认真执行朝廷的驿传制度，并高度重视，尽最大努力保证驿路通畅。
唐代的百姓也支持驿传建设。驿路两旁的百姓在驿站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时对驿馆实施“帖驿”。“帖驿”就是当驿站钱财马匹入不敷出时，驿路两旁百姓对驿站实施补贴，主要有“帖钱”和“帖马”两种，王梵志诗云：“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需马即与使。需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128)老百姓也是很支持驿传，要车给车，要马给马，要钱给钱，“和市”（驿站用东西作价换老百姓的东西，《通典·户口》七云：“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刻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也能接受。
由于国家的特别重视和政策支持，在国家供给、驿站自主经营、百姓支持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唐代驿站的物资供应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是驿传效率的重要保证。
（三）驿传的传递速度
唐代的驿传管理归属尚书省六部中的兵部，属于兵部下属四部（兵部、职方、驾部、库部）之一的驾部，为军事化管理机构。驾部有驾部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三人，从九品上；此外，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其中，“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129)。除中央部门外，地方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诸府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
由于是军事化管理，在驿道上乘传驰驿，规矩严格：行人须带“传符”，乘驿日定里程。
关于“传符”。对于需要奔走于驿道上的各类人员而言，若要依靠驿馆供给，必须持有通行证件“传符”。“传符”是表明乘驿人员可以乘传的证件，《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规定：
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若乘驿经留守及五军都督府过者，长官押署；若不应给者，随即停之。(130)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规定：
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两京留守及诸州、若行军所，并给传符。诸应给鱼符及传符者，皆长官执。其长官若被告谋反大逆，其鱼符付以次官，无次官，付受告之司。）(131)
由此可知，“传符”有专门的管理机关，不是随意发放的。
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乘驿人员所持“传符”不同，在京乘驿人员的“传符”，由中央三省中的门下省审批，可以发给往还“传符”，相当于“往返车票”；各州郡县乘驿人员的“传符”，由所在州郡颁发，不得发给往还“传符”，返回“传符”由所到州郡发给。《旧唐书》卷十三《本纪第十三》：“（贞元八年，即792）闰月癸酉，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俾还朝。……’（朝廷）从之。”(132)可见对“传符”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
关于日行走里程。驿道上的乘驿人员的行程并不是随心所欲，每天想走多远就走多远，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日行走里程。按《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规定的一般驿程是：“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馀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馀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馀水七十里。”(133)这应该是一个大略的规定。以两京行程为例：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两京行旅所需之时间，除诏令急宣，军书急邮外，通常盖日行三驿，共需时十日。故白居易诗云：“石渠金谷中间路，轩骑翩翩十日程。”缓或日行两驿，共需时十六日，故白诗有云“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也。(134)
统计里程，由西京长安……至东都……总计两都间最捷里程约八百里，最迂里程约八百六十五里，志书所记两都里程，多则八百六十里，少则八百里，盖即南北道之异也。(135)
日行三驿，就是九十里；日行两驿，就是六十里。两京间距离迂路八百六十五里，近路八百里，将两京间驿务繁忙、驿站设置较近考虑在内，白诗的描述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唐六典》的“马日七十里”，与“轩骑翩翩十日程”则有一定差距，而骑驴与步走日行五十里（近于两驿），可大体合于“风光十六程”之数。《唐六典》的规定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而白诗说明，乘驿人员有较小范围的机动。
倍道兼驰的驿传速度与本文探讨唐诗传播关系不大，此略。
（四）驿使违程的处罚
为了保证信息的及时沟通，唐朝统治者制定了对驿使违程的严厉处罚措施。《唐律疏议》对驿使有十条规定，包括：驿使稽程、驿使以书寄人、文书应遣驿不遣、驿使不依题署、增乘驿马、乘驿马枉道、乘驿马赍私物、长官及使人有犯、用符节稽留不输、公事应行稽留等十条。其中，驿使稽程、乘驿马枉道、公事应行稽留的军法式处置保证了乘驿人员必须按驿传制度规定的里程和时间行进。三条内容分别是：
（驿使稽程）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或作“三”）年。若军务要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136)
（乘驿马枉道）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谓越过所诣之处）。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无马者，不坐）。(137)
（用符节稽留不输）诸用符节，事讫应输纳而稽留者，一日笞五十，二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138)
其惩治之严厉，远逾笔者之想象。
乘驿人员也必须严格按照规定乘驿，不能随意羁留。《唐会要》卷六十一载开元十五年（727）的一道敕令：“两京都亭驿，应出使人三品已上清要官，驿马到日，不得淹留。过时不发，馀并令就驿进发，左右巡御使专知访察。”(139)有此，驿吏便获得权力驱赶或呵责羁留者。
严格的制度，为驿传提供了保障，故此唐代的驿传快速而准时。不唯重要信息如郭孝恪击匈奴的战报能以几千里之遥而准时抵达（参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丁卯日），就是迁徙流播的官员也能准时到达目的地，甚至朋友间的通信都能按时接收。如元稹充剑南东川详覆使，三月初七日从长安出发，按驿程计算，三月十七日左右当到梁州，白居易牵挂友人，于京中醉后诗《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中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140)后旬日，得元稹书信，中有《梦梁州》一诗，告诉白居易，这一天元稹恰宿梁州驿站。
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唐王朝的信息畅通及时，也为诗歌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驿路传诗：驿传在唐诗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唐代诗歌的当时传播，驿传之功不可埋没。通过驿站邮递诗歌、通过驿站转送诗人、驿站题壁诗的传写、驿传对诗歌传递速度的保证是驿传体系传播诗歌的四大功能，有此，才有驿路所到，诗花盛开的唐诗当时传播之盛况。
（一）通过驿站邮递诗歌
由于科考、仕宦、贬谪、游历等多方面的原因，唐代诗人聚聚散散、离合无期。诗人之间的诗歌往来往往通过驿站邮递。
以元稹、白居易之间的诗歌邮递为例。
元、白贞元十九年（803）同登书判拔萃科，遂成莫逆，其友谊深厚，见诸诗章。如元稹有病，白居易寄药，其《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题四韵》云：“已题一帖红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凭人寄向江陵去，道路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到时想得君拈得，枕上开看眼暂明。”(141)元稹所居通州环境恶劣，白居易寄生衣于元，其《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诗云：“浅色縠衫轻似雾，纺花纱袴薄于云。莫嫌轻薄但知著，犹恐通州热杀君。”(142)白居易守丧，元稹则三次分俸救济白居易。白居易在江州，元稹亦寄衣物于白：“湓城万里隔巴庸，纻薄绨轻共一封。腰带定知今瘦小，衣衫难作远裁缝。唯愁书到炎凉变，忽见诗来意绪浓。春草绿茸云色白，想君骑马好仪容。”（《酬乐天得稹所寄纻丝布白轻庸制成衣服以诗报之》）(143)元、白之交谊，不因双方地位而有变化，不因相距遥远而有隔阂，虽然终二人一生，共在京都没有几年时间，而唱和诗歌几百首，“寄”“赠”字眼比比皆是，是驿传成就了他们传诵千年的深情厚谊。尤其是“通江唱和”，一个在“三千里外巴蛇穴”的通州（今四川达县），一个在“住近湓江地低湿”的江州（今江西九江），中间远隔千山万水，交通极其不便，一年依然有诗章往还两三次（不能算元稹治病突然中断联系一段时间），没有驿传，其诗歌递送根本不可能实现。
“杭越唱和”也能说明驿传邮递诗歌的作用。长庆二年（822）元稹出为同州刺史，旋即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此时白居易已经求为外任，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上任途中，路过杭州，两位诗人汇聚于杭州，旋即分开。元、白在杭越期间，互寄诗歌和与其他诗人驿寄诗歌屡屡见诸诗章。如长庆二年（822）十月，张籍从京城长安寄给杭州刺史白居易25篇诗歌，白居易把玩赏咏，之后转寄越州刺史元稹。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也曾多次亲写诗卷寄赠元稹，其《写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可证。他们身为两州刺史，利用邮传，用诗筒传诗，月内便可往还，完全是驿传之利。今检白居易诗集，提及诗筒传诗者有《醉封诗筒寄微之》、《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秋寄微之十二韵》等，诗中明言：“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未死又怜沧海郡，无儿俱作白头翁。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凭五字中。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醉封诗筒寄微之》）(144)可见其诗歌往来传递对驿传的依赖。
（二）驿站题壁诗是诗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
唐代的驿传虽然发达，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仍然不能完全通过邮递的方式完成，但奔波于驿路上的诗人们也有他们另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即：通过题壁诗互相了解情况、沟通感情。唐代诗人在邮亭驿馆的墙壁、廊柱、诗板上留下了许多互为交流的信息。以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为例。
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行至骆口驿，有《骆口驿二首》之一记录骆口驿邮亭壁上题诗情况：“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诗题下有题注：“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开雪》、《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145)“不离墙下至行时”显然是元稹路途休闲时的一种消遣方式，而他在墙上留下的题注，一方面说明了白居易与王质夫之间通过驿壁唱和、互相交流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通过驿壁留字表达了希望了解王质夫其人的心愿。
元和五年（810）二月，元稹自东川返回长安，过武关，忆白居易，题诗道旁墙上。其后，白居易《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记此事：“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146)元稹又回赠诗：“比因酬赠为花时，不为君行不复知。又更几年还共到，满墙尘土两篇诗。”（《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147)元白交谊深厚，却难得相见，彼此的情感联系，题壁诗成为历史的见证。
元和十年（815），元稹由江陵赴京，至蓝桥驿，题诗于柱，留呈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诗名《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可见元稹是要通过这首题壁诗与其他三位诗人进行交流。笔者未查三位诗人是否见到此诗，但查到白居易观看此诗的情况，白集中有《蓝桥驿见元九诗》，这首诗是白居易自长安赴江州路上见到元稹诗后所作，诗云：“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148)这说明，白居易也很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友人行踪和近况。“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的举动，恐怕不只发生在元稹和白居易之间。
由此可见，诗人们习惯于在邮亭驿壁上书写诗歌，也习惯于通过邮亭驿壁题诗读诗的方式进行彼此的感情交流。作为朋友，如能在旅途寂寞时看到朋友的诗歌，自然会在精神上获得极大安慰和享受。
（三）驿路转送迁徙中的诗人到新的诗歌集散地
在唐人的诗文中，驿路奔波乃是常事。宦海的浮沉升迁、行万里路的游历、“无衣思南州”式的就食等等原因，使得诗人们很少安居一地。他们到达新的生活之地的方式主要通过驿站转送，而他们所到的生活地就会因为诗人的到来成为新的诗歌集散地。以杜甫、元稹、白居易为例。
杜甫一生分为四个时期，走过地方无数，仅清楚可知的通过驿站到达的地方就有：长安、奉先、鄜州、凤翔、华州、秦州、同谷、成都、绵州、梓州、阆州、云安、夔州、荆湘等。杜诗纪实性特别强，凡所走过之地都在诗人笔下留下痕迹，故有“老杜诗歌是图经”的说法。比如诗人从长安到奉先（今陕西蒲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有“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语，可见是分别通过陆驿、水驿而后才能到奉先；西南至成都，诗人从秦州到同谷，经过了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两当县到达同谷，又经过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最后到达成都府。从秦州到成都，只有很小一段路离开官路驿道，绝大部分都是行走在官路驿道上。诗人从成都到绵州、梓州、阆州、云安、夔州，不管水路还是陆路，基本都是驿路行进。杜诗中可以清晰看到诗人驿路行程的作品除秦州到成都的大部分作品外还有：《龙门（驿）》、同谷驿（《秦州杂诗》之三）、《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发刘郎浦》（官渡渡口）、《宿凿石浦》（官渡渡口）、《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舟月对驿近寺》、《宿白沙驿》、《双枫浦》（官渡）、长沙驿（《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等等。正是驿路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递送到他曾经生活过的长安、奉先、凤翔、鄜州、秦州、同谷、成都、梓州、阆州、夔州等地方，使得这些地方成为诗人借以生活和抒情的依存之所，也就形成了诗歌的创作地和传播地。
元稹、白居易的例子更为典型。
元稹一生在京城的时间很短，主要的外任地东川、江陵、通州、虢州、越州、鄂州。白居易除长安外，一生走过的地方也很多，江州、忠州、杭州、洛阳等。与杜甫不同的是，杜甫走过很多地方，多是因生活所迫投靠朋友，而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宦海沉浮，故此元、白所到任所绝对是经过驿路，这在元、白诗中屡屡言及。如元稹诗中有《青云驿》、《阳城驿》、《褒城驿二首》、《使东川·骆口驿二首》、《使东川·嘉陵驿二首》、《使东川·西县驿》、《使东川·望喜驿》、《使东川·望驿台》、《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青山驿（《望云骓马歌》）、《三泉驿》、《蔷薇架（清水驿）》等。白居易诗中有《宿蓝溪对月》（蓝桥驿）、《自秦望赴五松驿，马上偶睡，睡觉成吟》、《邓州路中作》（驿路）、《祇役骆口驿喜萧侍御书至兼睹新诗吟讽通宵因寄八韵》、邯郸驿（《邯郸冬至夜思家》）、《宿樟亭驿》、《蓝桥驿见元九诗》、汉阴驿（非实名，《襄阳舟夜》）、《早发楚城驿》、《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宿阳城驿对月》、《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茅城驿》、《望亭驿酬别周判官》、扬州驿（《梦苏州水阁，寄冯侍御》）、《临都驿答梦得六言二首》等。
元稹和白居易通过驿路到达他们的为官之所，也就到达了新的诗歌集散地。他们彼此将诗歌源源不断地寄往对方，还在所在地抄写对方的诗歌以助传播。如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在通州时，壁写白居易诗；同年冬天，白居易在九江贬所，于屏风上书写元稹诗歌以慰思念，并明确说：“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149)还重题一绝，末二句云：“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150)可见诗人自己也很清楚，他们的到来自然就会使当地成为新的诗歌集散地。
（四）驿站作为诗歌传播源
驿站，是奔波于驿路上的诗人们得以喘息停歇的落脚点，旅途的劳顿、升迁的感概、思家的情怀，使得他们心潮起伏，而这得以栖息的落脚点给了他们抒情的机会，成为他们抒情的场所。而从传播条件讲，驿馆不仅有粉壁、亭柱，甚至还有专备的诗板以备诗人书写诗歌。当诗人们诗兴涌动时，他们可以尽情地题诗于馆壁、亭柱或诗板。
题写的诗歌，内容丰富多彩，有专门以驿站为诗题的作品，如前文所举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以驿站为诗题的诗作，也有思乡恋家、羁旅情怀的作品，还有就是书写其他诗人的诗作。本节开头所举元和十年（815）元稹在通州江馆柱心发现的白居易诗，应该是白诗的爱好者所题。元和十二年（817），元稹从兴元养病回通州，路过阆州，游开元寺，思念白居易，遂题白居易诗于壁，还写有《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记录此事：“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151)元稹题诗的行为，既是一种思念的方式，也是一种传播的手段。对于这一点，元稹是十分清楚的，其《白氏长庆集序》言：
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152)
这“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正可说明驿站是重要的诗歌传播源之一。刘洪生编著之《唐代题壁诗》共选唐代题壁诗841首(153)，其中大部分与驿馆有关，由此可见驿站题诗传播之风尚。
驿站作为交通要道，来往人员繁杂，人员阶层不一，去向四面八方，他们在驿站休闲时欣赏诗歌，倾听与这些诗歌有关的故事，或有意或无意间将书写于驿馆亭壁的诗歌带往四面八方。如此，唐代诗人在迁徙流转的过程中于驿亭邮壁所写之自己诗作或友人诗作，即以驿站为传播源，成辐射状态广为传播，驿站便成为诗歌的中转站，发挥出强大的传播功能，成为重要的诗歌集散地。
（五）驿传体系使诗歌传播速度大多时候不至耽搁
前文已言，唐代驿传的惩治制度非常严格，为此，正常情况下，通过驿传邮递的诗歌不会耽搁。以白居易与元稹以诗代信的诗歌为例。
白居易元和十年（815）七月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稹八月即在通州（今四川达县）贬所闻知。白居易集里有《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也就是说，白居易元和十年七月被贬江州，自长安出发时或出发后即将此消息通报友人，是以诗代信。而元稹诗中有《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同样是以诗代信，是接到白居易诗信后的回复。元诗中有“我病方吟越，君行已过湖”句，句下自注：“元和十年（815）闰六月至通州，染瘴危重。八月闻乐天司马江州。”(154)通州在唐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南二千三百里，按“马日七十里”的一般驿传速度计算，元稹得到消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元稹确实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得知友人被贬消息，几乎没有任何耽搁。这是一个没有一丝耽搁的保证诗歌传递速度的诗例。更多的诗例是，元稹和白居易一生聚少离多，唱和诗篇竟有千余首，彼此交流，而几无耽搁，全靠驿传之功，这不仅为诗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为诗歌的下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唐人诗歌的敦煌唐写本更是这方面的典型。
敦煌，在唐朝遥远的西北边陲。《元和郡县图志》“沙州”条云：“皇朝以敦煌为燉煌……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东南至东都四千五百六十里。”(155)距离虽然遥远，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比如战乱的阻隔），诗歌就能按正常速度传至敦煌。根据上文提供的一般驿传速度，大约从上都到敦煌，骑马需要一月又二十天，骑驴或步行要两个月，几乎可以和内地同时接受共同的诗歌风尚的影响。从传播到敦煌的唐人诗歌情况看，现存敦煌唐写本唐人诗歌二百八十多种，不仅有传自京都长安的作品，也有来自更加遥远的地区的作品，如王梵志诗等，可见敦煌与内地的诗歌传播息息相通。
三、驿传体系与诗歌发展之关系
由于驿传在唐诗的当时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驿传也就与唐诗的发展产生了密切关系，择其要者，主要是诗歌团体的形成和诗歌风尚的影响。
（一）驿传与诗歌团体的形成
诗歌团体的形成，一般有如下要素：大体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诗人，诗人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交往或至少有一定的交往，必须有大致相同的审美追求。比如“吴中四士”、“初唐四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盛唐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元白”、“刘柳”、“刘白”等等。这些诗人团体，其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出身、交游、经历、自身文化背景等等，驿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唐代诗歌团体中，元白诗派的形成得力于驿传之功最为典型，故以之为例进行如下说明。
白居易（772—846）与元稹（779—831），是著名的诗友和朋友。两人贞元十九年（803）同登书判拔萃榜，遂成莫逆。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156)《忆元九》云：“眇眇江陵道，相思远不知。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157)可证二人交谊之深厚。但二人早年均性情耿直，敢于直言，与权贵多有抵牾，因此仕途坎坷，时或被贬辽远或求放外任。他们很少时间相聚一地，简列二人经历便可见一斑：
白居易仕途起伏，一生辗转多地。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刺上书请求缉拿凶手而被参多事，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从驿路到江州，一路上经过蓝田、仙娥峰、襄阳等地，到达江州。元和十四年（819），转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从江州出发，三月十一日在黄牛峡石洞遇元稹，停舟夷陵，三日而别，二十八日抵达忠州。长庆二年（822），因上书言事不被采用，惧祸，请求外任，出任杭州刺史，因汴路未通，取道襄阳、汉口赴任，经清源寺、蓝溪、望秦、五松驿、邓州、桐树馆、紫霞兰若、商山、蜀江、洞庭湖口，顺流而下，到达杭州。白居易又曾几度在京城任职。还在周至、东都洛阳等地任过职。
元稹情况亦相类。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自长安出发，经骆口驿、汉川驿、褒城、西县白马驿、百牢关、七盘岭、嘉川驿、大小漫天岭、利州嘉陵驿、望喜驿、西南行至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使东川时，共作诗三十二章。元和五年（810），因与宦官争驿，宪宗包庇宦官，贬元稹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元稹溯灞水，入商山路，经清源寺、四皓驿、曾峰驿，过青云驿、青阳驿，渡汉江，过襄阳谷隐寺、岘山、青水驿至江陵。一路有道旁题诗、寄白居易诗等。元和十年（815），诏命元稹为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元稹取沣水通向骆谷一路前往，经青山驿、褒城、大小漫天岭、阆州、新政、渠州、涪州，至通州。长庆元年（821）八月由同州刺史改为越州刺史，经泗州、苏州、杭州、渡钱塘江至越州（今浙江绍兴）。大和三年（829）九月，元稹诏为尚书左丞（任职期间在长安），大和四年（830）正月又出任鄂州（今湖北武汉）刺史兼武昌军节度使，一年后暴死于武昌。而白居易大和元年（827）到元稹死，一直在东都洛阳。
从他们的经历不难看出，两人确实不常居一地，而交往始终未断。他们常常互通书信，辞章往来，著名的“通江唱和”和“三州唱和”（杭州刺史白居易、越州刺史元稹、湖州刺史崔玄亮）就发生于他们谪居或放外任时，而他们的这种诗歌往还，正是驿传之功，上文所举白居易诗“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即是明证。
而正是这样一种对驿传的依赖，元、白之间实现了远距离互相探讨诗歌的艺术主张和审美追求，如白居易著名的诗歌理论论文就是在寄给元稹的书信《与元九书》中完成。元稹的很多诗歌，是收到白居易诗歌以后的刻意追和之作。也正是因此，他们能够互相切磋诗歌的写作技巧，互相影响诗歌的创作风格，在创作的某些方面逐渐趋向一致。如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曾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158)诗中的“每被老元偷格律”句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行赠，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句下自注：“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159)就可见白居易诗歌对元稹和李绅的影响。这显然对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帮助，为形成诗派制造了机会。新乐府诗派的形成，“元和体”称谓的出现，都与元白诗歌的驿传传播有重要关系，这是唐诗得以繁荣的又一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驿传与当时诗歌风格的变化
由于驿传的准确及时，使得诗歌的传播如风之迅疾，一种新的风格的诗歌出现后，会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传遍全国，唐人文集中谈及此方面情况甚多，如魏颢《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眉，与丹邱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160)赵儋《大唐剑南东川……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云：“拾遗（陈子昂）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161)王建《哭孟东野》诗曰：“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本《杏殇》诗。”(162)权德舆《吴尊师传》：“凡为文词理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163)都是当时传播盛况的真实写照。
唐代诗歌的这样一种传播情况，往往由诗人的创作带动着当时人们欣赏趣味的变化，而诗人们也会在读者群的欣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创作更多的符合人们审美趣味的作品，于是，诗歌风格就会在自觉不自觉中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波及整个文坛，形成新的诗歌创作风格。元稹说：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164)
“元和诗”体风气的形成，始于驿传，这不是元稹夸张。杜牧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反映的也是这一情况：
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165)
诗章互答和复相酬寄的作品，通过驿传达于对方，再通过彼此的题壁、题屏、抄写等形式外传，遂被递相仿效，还被命名为“元和诗”，可见驿传对一代诗风之影响。杜牧虽然痛恨元、白诗歌影响如此广泛，但他的话恰恰证明了元、白诗歌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想，“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166)的诗歌风尚变迁，也必然与驿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涉及内容尚多，篇幅所限，不述。
综而观之，驿传体系的完善为唐诗的当时传播提供了制度凭藉，没有驿传，诗人难以实现远距离交往；依赖驿传，诗歌传播速度迅疾，传播地域辽远。由此，唐诗在当时即可实现远距离、大范围互相影响，诗风（如元和尚怪之类）随之变化，诗派（元白、韩孟等）得以形成，真可谓：驿路所到，诗花盛开。
第四节 传抄：唐诗传播的社会习尚
习尚是指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整个社会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也代表着文化的某种方向。唐代佛教在中国广为传布，即与佛经的传抄活动比较广泛有关，现存敦煌写卷绝大部分为佛经写卷，可知唐代佛经传抄之盛。唐代的佛经传抄以寺院传抄大经为主，布道传经是其目的；民间则主要传抄单卷、单篇，用以还愿、祈福、祝祷亡灵等。传抄佛经的人认为“言成百万足使迷云开而圣旨明，邪纲坏而群心定”(167)（韦皋《宝园寺传授毗尼新疏记》），故此传抄佛经盛行，为此而致家财散尽者不在少数，故姚崇有《遗令诫子孙文》抨击之：“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168)
用此例，不为说明唐代佛教之盛行，而欲阐明一道理：于唐一世，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有赖于传抄之功。因为没有底本的传播属于口耳相传的初级阶段，仅凭口耳相传的东西，其传播能量也极其有限。原始时期的民间歌谣那么简单，流传下来的也就是那么几首，而且还是借助其他文字资料保存。唐朝的诗人如此之多，作品数量如此之大，口耳相传的初级传播当然远远不能满足唐诗传播的需要，这就需要传抄给予支持。唐人恰恰形成了这一传播风尚。
参加唐代传抄活动的人涉及面很广，从敦煌诗文抄写的书法和署名情况来看，参与抄录诗歌的，既有有文化的文人学子，也有不少儿童，比如李文改、张仪潮、马德富、安友盛等，都是敦煌诗文写卷中出现的敦煌学郎的名字，这些学郎还有人因为参加抄写觉得很辛苦，写下了“可怜读书郎”之类的学郎诗，可见唐人的传抄包括很多儿童。
传抄传播诗歌相对于歌唱传播诗歌有一定的劣势。如歌唱传播借助于音乐，传抄传播借助于纸张；歌唱传播有原始诗歌口耳相传的特征，人皆可唱，人皆可歌，传抄传播则需要借助于文字，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歌唱传播以音声感人，传抄传播则重在抄写者自己感悟。但传抄传播也有它的优势：可以作为培养进士考试资质的教材，容易保存诗歌的文字形态，可以使更多的不入乐的诗歌得到传播。故此，唐诗的传抄依然蔚然成风。唐诗之盛行、发展、成熟及其广泛流传，不仅有赖于唐人对诗歌的特别喜爱，亦有赖于唐人较为普遍的抄诗风尚。
一、唐代诗歌传抄盛况描述
上下皆喜、老幼咸宜的唐代诗歌，常常出现一篇诗出，则争相传写的盛况，不少诗人的诗作一经脱稿，便因为人们的争相传抄而在社会上很快流行开来。
有很多资料可以展现唐诗传抄的盛况。
寒山的诗歌，据《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的资料说：他“……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169)。就是说，寒山的诗歌得以收集整理，是因为“好事者”的喜好，因而得以抄录流传。
岑参的诗，“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回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170)。
吴筠的诗，“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171)。
高适“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172)。
贺知章更是为好事者到处追随，具笔墨以待诗成。
元稹的诗，《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本传载其“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173)。而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则说：“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174)
独孤及在《唐故朝散大夫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顿邱李公（诚）墓志》谈到李诚的诗：“开元中，蛮夷来格，天下无事，搢绅闻达之路，惟文章先。公以俊造，文赋皆第一，京师人传写策稿，相示以为式。”(175)
杨巨源的诗，姚合在《寄国子杨巨源祭酒》中称其“日日新诗出，城中写不禁。清高疑（宜）对竹，闲雅胜闻琴。门户饶秋景，儿童解冷吟。云山今作主，还借外人寻”(176)。
贾岛的诗，姚合《寄贾岛》诗说在贾生前是“新诗有几首，旋被世人传”(177)。《哭贾岛二首》其二又预测贾去世后，可能是“有名传后世，无子过今生。新墓松三尺，空阶月二更。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178)。
独孤及去世后，李翱在《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赠右散骑常侍独孤公墓志铭》中反映了独孤及诗文倍受欢迎的情况：“公讳朗，字用晦，当州刺史赠太子少保宪公之长子。宪公有文章名于大历中，每为文，辄为后进所传写。”(179)
中晚唐著名女诗人薛涛“每喜写己之作”，因其诗多短小，唐纸相对于她的诗而言显得既大且长，为避免浪费，于是，诗人特制短幅小笺，钱易《南部新书》云：“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180)于是薛涛笺因其短小而易于传递诗歌出名。贾岛《原居即事言怀赠孙员外》：“避路来华省，抄诗上彩笺。”姚合《寄主客刘郎中》：“题诗应费益州笺。”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诗云：“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司空图《狂题》之十三云：“应到去时题不尽，不劳分寄校书笺。”韦庄《乞彩笺歌》：“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等等，都可见彩笺传写诗歌为诗人所重。《宣和书谱》还说薛涛“词翰一出，则人争传以为玩作”(181)。可见彩笺传写亦成风尚。
以上诸例说明，诗歌的传抄，完全是唐代士庶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成为诗歌创作者和诗歌接受者都喜欢使用的一种传播方式。
二、唐诗传抄的传播优势
唐诗文本传播所依据的文本形态可以大体分为两类，题壁之“壁”与传抄之纸。纸张传抄传播与题壁传播的最大区别在于：题壁是静止的，传抄是动态的；题壁是一次性传播，它的再传播要借助其他方式，比如背诵、纸张传抄，而传抄具有递相传播和反复复制的特点。题壁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其传播只实现于经过题壁处所的人，其广泛传播依然有赖于传抄实现之，否则，静立于某地的题写诗歌就只是其题写地的一种风物。相较而言，传抄传播有其优势特点。
（一）传抄的无限制流动性
传抄所依托的物质条件纸张，不受题壁式的地理条件限制，它可以随同人的流动而流动，人走多远诗就可以走多远，从而实现诗歌的跨地域广泛传播。比如元稹元和五年（810）离京赴东川，与白居易相遇于街衢，白居易命弟弟为其送行，并赠所写诗卷一轴，使其在途讽诵，这卷诗轴便随同元稹远赴东川。元和十年（815），元稹被贬通州司马后，将所作新旧文二十轴托熊孺登捎给白居易，元稹的诗文抄本便又随同熊孺登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地僻”之江州。长庆二年（822）十月，白居易在杭州任上，收到张籍从京城长安寄来的25篇诗歌，白居易把玩赏咏，之后转寄越州刺史元稹。张籍的这25篇诗歌，就随同邮吏辗转到越州。孟郊去世后，贾岛有《哭孟郊》一诗，称孟郊“诗随过海船”，更典型地说明了传抄诗歌的流动性。无限制流动的特点实现了唐诗广阔的地域传播。
（二）传抄的函数递增特点
传抄最大的特点就是传本的函数递增，这使得唐诗在当时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唐诗传抄中存在的追风现象，使得唐诗写本数量空前膨胀。
由于年代久远，一首诗歌究竟在唐代有多少写本已经不可统计，但敦煌唐写本诗歌的情况可让我们稍窥当时写本之盛。比如《王梵志诗》，现存敦煌写本就有28种，韦庄《秦妇吟》，现存写本就有10种。
一些文献记载也可以说明当时传抄的激增情况。魏颢《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眉，与丹邱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182)赵儋《大唐剑南东川……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云：“拾遗（陈子昂）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183)权德舆《吴尊师传》：“凡为文词理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184)家有藏本，人皆传写，正体现了传抄方式在传播中的广泛性。元稹的《白氏长庆集序》将唐诗传抄的广泛渲染得更是热闹：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185)
传抄的数量激增，是阅读人数激增的最基础的底数，能更准确地说明唐诗在唐代的传播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诗文的广泛传抄得自士庶之自愿，不涉及官方的干涉，与《道德经》的“令士庶家藏一本”、“诏天下士庶并令家藏一本”的情况全然不同，因此也能说明唐诗备受社会各阶层喜爱的情况，从中亦能窥见唐诗当时传播之盛况。
三、传抄在诗歌传播中的不可替代性
唐诗在唐代的传播主要有五种形式：吟诵、传唱、题壁、勒石、传抄。比较这五种形式，传抄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
吟诵和传唱依靠声音。吟诵一般是在吟咏者性之所至时的即兴活动，它不具备复制的特点，因此，吟诵即使有较好的传播效果，也局限于听者的记忆能力。传唱借助于音乐，或婉转悠扬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凄切或欢快活泼的音乐，具有比吟诵更易让人接受的因素，它可能会比吟诵的复制效果较好，比如听唱一曲可能记住它的乐谱和相当多的歌词，但仍然不能够做到完全复制，而且，没有传抄的辅助，它也不具备长久保存的效果。唐代的燕乐久已失传就是明证。刘崇德先生的《燕乐新说》和他所翻译的《九宫大成》乐谱，如果不是有新发现的抄本存在作为依据，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
勒石与题壁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勒石是先生产诗歌而后上石刻勒，题壁是直接在墙壁、石壁或类壁材料上书写诗歌，但它们基本不具备流动性。而且，勒石与题壁同样需要借助传抄实现再传播。
比较而言，传抄有诸多优长。首先，它可以反复复制，累相传抄，而文字形态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它可以是吟诵、传唱、勒石的底本，使其有所依据，可以使得不管哪里的吟诵、传唱、勒石基本保持一致；其三，它具有广泛的流通功能，可以跟随传抄者穿山越海，行遍九州；其四，它具有长久保存而不失真的功能。比如敦煌写本的《秦妇吟》现有10个写本传世，《王梵志诗》有28个写本传世，其内容和文字大体一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人诗歌，相对于唐人所看到的唐人诗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唐人怎样吟诵或传唱这些诗歌，我们已经不可复得了。虽然今天也有人主张诗歌教学应该借助吟诵、歌唱，但却不能复原当时的吟诵或传唱，而传抄的本子，如果我们获得了那时的底本，而且也想传达当时传抄的真实情况，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全复制，比如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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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P1422。
(2) 刘昫等：《旧唐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5年，P2082。
(3) 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P103。
(4)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九七，中华书局1960年，P5646。
(5) 彭定求：《全唐诗》卷六三四，中华书局1960年，P7277。
(6) 冯贽：《云仙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36册P29。
(7) 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P117。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刘禹锡传》，中华书局1975年，P4212。
(9) 陈思：《书苑菁华》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P183。
(10)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P702。
(11) 宋敏求编：《颜鲁公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1册P688。
(12)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传》，中华书局1975年，P3075。
(13)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P60。
(14) 高似孙：《剡录》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5册P590。
(15)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9册P593。
(16)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1册P493。
(17) 费著：《笺纸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0册P438。
(18) 彭定求：《全唐诗》卷五九，中华书局1960年，P706。
(19) 彭定求：《全唐诗》卷二六五，中华书局1960年，P2950。
(20) 彭定求：《全唐诗》卷三六二，中华书局1960年，P4093。
(21) 彭定求：《全唐诗》卷六〇九，中华书局1960年，P7028。
(22) 彭定求：《全唐诗》卷七一四，中华书局1960年，P8210。
(23)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三，中华书局1979年，P2016。
(24) 董诰等：《全唐文》卷四〇五，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P4145。
(25)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P314。
(26)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P413。
(27)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28)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222。
(29)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13。
(30)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234。
(31)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224。
(32)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10。
(33)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12。
(34)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227。
(35)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61。
(3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75年，P4355。
(37)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六六，中华书局1960年，P5302。
(38)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9册P105。
(39) 佚名：《宣和书谱》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3册P306。
(40) 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P56。
(41)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P49。
(42)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165。
(43) 董诰等：《全唐文》卷八二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8736。
(44) 冯贽：《云仙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36册P12。
(45)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P1133。
(46) 彭定求：《全唐诗》卷二〇四，中华书局1960年，P2134。
(47) 彭定求：《全唐诗》卷二六一，中华书局1960年，P2904。
(48) 彭定求：《全唐诗》卷二七一，中华书局1960年，P3035。
(49)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50-351。
(50)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八五，中华书局1960年，P5515。
(51)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九九，中华书局1960年，P5679。
(52) 彭定求：《全唐诗》卷六八二，中华书局1960年，P7824。
(53) 彭定求：《全唐诗》卷七六六，中华书局1960年，P8697。
(54) 彭定求：《全唐诗》卷八〇四，中华书局1960年，P9051。
(55) 董诰等：《全唐文》卷九五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9950。
(56) 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四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10932。
(57) 范摅：《云溪友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P1263。
(58) 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P3。
(59)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一二，中华书局1961年，P2468-2469。
(60)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P149。
(61) 《山西通志》卷二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0册P757。
(62) 何光远：《鉴诫录》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册P907。
(63)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四三，中华书局2002年，P1370-1371。
(6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61册P161。
(65)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05。
(66) 彭定求：《全唐诗》卷五九七，中华书局1960年，P6908。
(67) 彭定求：《全唐诗》卷六七六，中华书局1960年，P7744。
(68) 彭定求：《全唐诗》卷五一一，中华书局1960年，P5840。
(69) 彭定求：《全唐诗》卷六六七，中华书局1960年，P7640。
(70) 彭定求：《全唐诗》卷八四六，中华书局1960年，P9581。
(71)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九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5962。
(72)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一，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347。
(73)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六，中华书局1979年，P1394。
(74) 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P2243。
(75) 彭定求：《全唐诗》卷一五〇，中华书局1960年，P1555。
(76) 彭定求：《全唐诗》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60年，P1583。
(77) 以下诗碑资料采自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45-350。
(78)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50-351。
(79) 彭定求：《全唐诗》卷七，中华书局1960年，P67。
(80)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P457。
(81)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61。
(82)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61。
(83) 彭定求：《全唐诗》卷三六〇，中华书局1960年，P4060。
(84) 孙光宪：《北梦琐言》，林青、贺军平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P112。
(85)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P304。
(86)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51。
(87) 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P1291。
(88)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〇二，中华书局1975年，P5766。
(89) 曾慥：《类说》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3册P712。
(90) 彭定求：《全唐诗》卷五八四，中华书局1960年，P6767。
(91) 任半塘：《唐声诗》第一章《范围与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46。
(92) 任半塘：《唐声诗·唐声诗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7。
(9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68册P734。
(94) 任半塘：《唐声诗》下编“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8。
(95)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九，中华书局1979年，P1107-1108。
(96) 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27。
(97) 任半塘：《唐声诗·唐声诗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6。
(98) 任半塘：《唐声诗·唐声诗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8。
(99) 刘昫等：《旧唐书》卷三〇，中华书局1975年，P1089-1090。
(100) 李浚：《松窗杂录》，中华书局1958年，P4-5。
(101) 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P1-2。
(102) 王灼：《碧鸡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4册P509-510。
(103)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275。
(104)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64。
(105)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P55。
(10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75年，P3771。
(107) 王灼：《碧鸡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4册P510。
(108) 薛用弱：《集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2册P580-581。
(109) 任半塘：《唐声诗》上编第一章《范围与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15。
(110) 《歌谣周刊》卷二第七期，引自任半塘：《唐声诗》上第一章《范围与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12。
(111) 任半塘：《唐声诗》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12。
(112) 《李贺诗歌集注》，王琦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P204。
(113) 《李贺诗歌集注》，王琦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P111。
(114)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〇三，中华书局1975年，P5788。
(11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刘禹锡传》，中华书局1975年，P4210。
(116) 孟棨：《本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8册P239。
(117)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八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5858。
(118)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P163。
(119)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P163。
(120) 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P288。
(121)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P77。
(122) 杜佑：《通典》卷二《食货二》，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P31。
(123) 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P239。
(124)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六，中华书局1975年，P1198。
(125) 董诰等：《全唐文》卷八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931-932。
(12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中华书局1975年，P656。
(127)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〇一，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3053-3054。
(128)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P163。
(129)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P162-163。
(130)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P163。
(131)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八，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P253。
(13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德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P375。
(133)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P80。
(13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P82。
(13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P87-88。
(136)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P208。
(137)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P211。
(138)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P213。
(139) 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P1248。
(140)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271。
(141)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276。
(142)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09。
(143)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235。
(144)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505。
(145)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194。
(146)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13。
(147)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234。
(148)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12。
(149)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61。
(150)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61。
(151)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227。
(152)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555。
(153) 刘洪生：《唐代题壁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54)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135。
(15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P1025-1026。
(156)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245。
(157)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285。
(158)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49。
(159)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P349。
(160)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3798。
(161) 董诰等：《全唐文》卷七三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7549。
(162) 彭定求：《全唐诗》卷三〇一，中华书局1960年，P3434。
(163)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〇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5164-5165。
(164)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554-555。
(165) 董诰等：《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7834。
(166)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P57。
(167) 董诰等：《全唐文》卷四五三，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4630。
(168) 董诰等：《全唐文》卷二〇六，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2083。
(169)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五五，中华书局1961年，P338。
(170) 岑参：《岑嘉州诗集》杜确序，《文苑英华》四部丛刊本卷六八一。
(17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二《吴筠传》，中华书局1975年，P5129-5130。
(172)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四三，中华书局1975年，P4681。
(17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中华书局1975年，P4332。
(174)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七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6946。
(175)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九一，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3980。
(176)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九七，中华书局1960年，P5636。
(177) 彭定求：《全唐诗》卷四九七，中华书局1960年，P5634。
(178) 彭定求：《全唐诗》卷五〇二，中华书局1960年，P5711。
(179)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三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6449。
(180) 钱易：《南部新书》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6册P252。
(181) 佚名：《宣和书谱》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3册P260。
(182)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3798。
(183) 董诰等：《全唐文》卷七三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7549。
(184)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〇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P5164-5165。
(185)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P55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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