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三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自珍。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张轮椅上，慈祥地同身边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这位老人就是贺自珍。

简短的消息，不大的照片，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国内外人们的心，引起了万众的瞩目，许多人奔走相告：贺自珍出来了！

几十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件，从遥远的新疆、青海，从南海之滨的福建、广东，从她战斗过的井冈山、宁冈，从她的家乡江西永新，飞到了贺自珍的身边。有人觉得，鸿雁传书的速度太慢，无法迅速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特地拍来了电报。写信的人中，有她过去的亲朋故旧，有曾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有素昧平生的年青一代，还有远在海外的侨胞……

人们所以如此关注贺自珍，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我们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访问过延安的一些外国友人，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在他们的名著《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中，通过他们的笔，曾经星星点点地介绍过她。在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书籍上，也多次发表过有关她的消息、小史，并对她的身世和经历，进行了种种的猜测或歪曲的报道。1938年后，贺自珍突然从革命的舞台上，从毛泽东的身边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流言蜚语和各种责难，无情地倾泻在她的头上。这样整整过去了40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了，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喜和注目呢？

当时，我作为《新时期》杂志社的记者，在她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第一批访问了她。

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初次见面了。雪白的病床上，雪白的被单下，半卧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身雪白的病号服，映着一张雪白的脸，显得那么洁静、凝重。我走近她的病床，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向她问好。从近处看，贺自珍虽然年近古稀，缠绵病榻，却仍然容貌端庄，风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脸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肤还像年轻人那么白净、光滑，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眉毛又黑又浓又弯。唯有那一双秀丽的双目，写下她在人世间所饱经的沧桑和苦楚。她的眼神是复杂的，有怀念，有痛苦，有哀伤，时而现出安详的神态，时而又闪过一丝希望的火花。当她的眼睛对着你，对你的来临表示欢迎的时候，那里面放射出热情、诚挚、愉快的神采；但是，她眼睛下面的一圈黑晕，却又告诉你她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端正的鼻子下，是一张丰满的嘴唇。当它紧紧闭着的时候，显出刚毅、坚强的性格。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能冷静地回忆过去。当我把经过侧面采访，已经写好的一篇有关她的短稿读给她听的时候，她的情绪立时波动起来。也许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她的眼圈红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就紧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这时，她的眼睛里，又表露出顽强甚至是倔强的神色。这又使我看到了，在这位老人身上，不仅有忧伤、柔弱的一面，还有刚强、执著、烈火一样的性格。当我以后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时候，初次相见留下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我想，这恐怕是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能够生活下来的原因吧！

我们相识后，在我的企盼下，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往事。她那执著的追求，善良、热情、大度的品性，以及她那坎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萌生起要为贺自珍立传的想法。怀着对革命长辈的崇敬心情，我经常来到她的病榻旁，断断续续地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了解到，当她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便在大革命的年代，毅然投身革命，是井冈山上第一位红军女战士。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十年，正是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经历的最困难、最复杂、最尖锐的革命阶段。她同毛泽东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亲眼看到了毛泽东经历的种种遭遇，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怎样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史料，对研究我党的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决心把她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书。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三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贺自珍来到北京，住进了三〇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触就多起来。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我都来到她的病房，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发现，她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的历史中找到印证。

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恸哭过，但她毕竟用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亲眼看到壮丽的天安门，对这点，她是很满意的。她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常常谈现在。她向我提出许多的问题，要我这个当记者的回答。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有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1981年，贺自珍决定回上海。那天，康克清、曾志来到病房，陪贺自珍一起下楼。贺自珍睡在担架上。在走向汽车的路上，她看见了我，笑了笑，说：“你也来了。好久没见你了，你好吗？”“我很好，谢谢。”我跟着担架往汽车走去。“我回上海去了。”她对我说。“祝您一路平安。我到上海去看望您。”

她点了点头。

我跟着送行的老大姐们一同来到机场。宋任穷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欢送她了。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到上海去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个报告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提出要收集贺自珍生平事迹的要求，希望给予方便。冯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市委予以安排。

但是，我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也只见到她有数的几次。原因还是她身体不适，医生认为不宜见客。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可能太兴奋，讲话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于是，我好不容易从中央到上海市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这本写她经历的小册子。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

我同贺自珍一样，希望这部书能早日出版。但是，我不愿意为了能出版，而对书稿作重大的修改。贺自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如果不是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曾经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她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要写贺自珍，就不能离开她的家庭，离开毛泽东和他对贺自珍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贺自珍是位杰出的女性，也是个普通的人，正如同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个普通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喜怒哀乐。他们有很多优点和过人之处，同时也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在革命的实践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不断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从而提高了革命才能的。他们从来不是神，也不应该把他们写成神。只有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如实地反映他们的战斗历程，既不歪曲，也不美化，才能写好这部革命前辈的传记。也正因为抱着这个态度，书稿中有的地方牵涉到我们十分崇敬的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某些错误，我没有回避，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这就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和所谈到的问题。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1984年4月25日零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起床去接电话。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我是北京市电报局，我们刚收到一份打给你的电报，电报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们想，这时把电报送到单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电话通知你了。”“真是太谢谢了。电报是哪儿打来的？”“是从上海发来的一份讣告。我念给你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自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终年75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的精神，定于4月25日上午lO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84年4月24日。’全文就是这样。”“啊！贺自珍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心乱如麻，我拿着电话听筒，好一阵子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报局的同志又说话了：“你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告别仪式，恐怕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报去，表示你的慰问。”“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建议真是太及时了。

我挂上电话，马上穿衣服，步行来到北京站的电报局。电报局的大门也关了，只留了一个收电报的小窗口。我敲开了窗口，写了这样一份电文：

上共上海市委办公悉贺自珍同志病逝，谨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请节哀行娟

收电报的是一位姑娘。她看了看电文，抬起眼睛，看着我，问：“贺自珍是你什么人？”“同志。”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回答。在革命队伍里，不兴讲辈分，如果讲辈分，我应该是她的儿女辈了。在认识贺自珍以后，我有时跟着她的女儿叫她妈妈，有时又跟着她的侄女儿、外甥女儿贺小平、贺海峰叫她姨妈。但我同贺自珍没有亲缘关系，只能称同志。我对贺自珍，的确怀着儿女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当我深入到她的思想深处，我就越加敬重她的为人，同情她的不幸。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贺自珍的思想感情。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受到深深的感动的，有的章节，我是按照她的叙述，流着眼泪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同样地打动读者。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在贺自珍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北京。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我在宾馆里见到贺敏学时，贺老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从贺老的谈话里，我了解了贺自珍逝世前后的情况。

对于贺自珍的去世，贺自珍的亲朋好友，她多年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的许多老战友赶到上海吊唁，各地慰问的电报，似雪片飞来。上海多家报纸，除刊登新华社消息外，有的还登载纪念文章。《上海工人报》还将1979年杨子江同我在《新时期》杂志发表的《女红军战士贺自珍》，加以连载。这些报纸，销售一空。人们悼念她，敬仰她。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早上，一些知情者自动集合在龙华革命公墓的门前，希望能最后一睹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容。

从告别仪式现场所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贺自珍的神态舒展安详，像是静静地、深深地睡着了。

几天以后，我来到李敏的家。

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并摆上她阖家敬献的花圈。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上贺自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

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上面没有字。这是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地爱护它，共同度过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两条西式裙子，一条深蓝色仿毛料的，一条黑色绸质的裙子，又窄又小，腰围顶多有二尺。李敏说：“这是我妈在苏联时穿的。她在苏联的衣物，就剩下这两条裙子了。”可以看出，贺自珍当年是多么纤瘦啊！

三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贺自珍从来不计较金钱，也不重穿戴。

贺自珍的工资虽然高，但她从不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私有。只要她看到谁有需要，无论是周围的同志还是同乡，她都慷慨解囊相助，毫不吝啬。住院以后，每逢过节，她都要买礼物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感谢他们的辛勤服务。这样，她留给自己的就很少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以后，都捐给公家了。

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

书，都有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杠，表示学习的重点。照片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在福建、江西等地，贺自珍同亲人们一起拍的。有一张60年代贺自珍游览时拍的单人照片，被放大了。照片上的贺自珍，笑容可掬，但两鬓已经花白。忧愁使人衰老，还在盛年的她，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

书信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暲写的。傅连暲同贺自珍从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贺自珍的一个孩子小毛，就是他接的生。傅在1962年5月写的一封信中，重叙了战友的情谊。他以自己作为例子：几十年前被人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由于抱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到了七十岁。他在信中鼓励贺自珍，只要乐观积极，一定能够把病治好，再为社会主义做很多事情。

在旧信中，翻出1962年5月21日的，李敏写给贺自珍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解放以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自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看来她喜欢把自己想到的、要记录的事情，或是随时的感想，随手记在台历上。而写过字的台历纸，她又喜欢把它收起来。我翻了一下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都有记录。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很长的一段话，这段话建议大家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还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某些段落，贺自珍都用钢笔端端正正抄了下来。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自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览(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忧(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她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看了她的遗物，我似乎对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本书的主要事实是贺自珍本人提供的。她的叙述难免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特别是，当她的精神由于过度的重负，过度的压抑而罹患了神经症，因而她的叙述某些地方反映了她的猜疑，有一些记述与事实不尽相符。为此，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又拜访了一些曾与贺自珍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老革命家曾志、刘英、蹇先任、彭儒、水静等，听到她们对贺自珍的了解、介绍与评价，她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贺自珍的珍贵资料。在毛泽东身边长期工作过的汪东兴，他的介绍更具有权威性，他的几次谈话都使我对贺自珍与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担任过1948—1951年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庭，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的夫人蒋英，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都热情地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的贺自珍的女儿李敏，她常常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心脏衰弱，整天整夜地同我谈她的母亲贺自珍与她的父亲毛泽东的故事，这些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材料，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采访中，还得到了贺自珍的女婿孔令华、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的大力支持，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贺自珍的材料，还提供了许多可作进一步探访的线索。贺自珍的侄女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也给予了热情的相助。有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本书才能基本上反映了贺自珍的一生。

由于贺自珍半身瘫痪，说话比较困难，口齿不大清楚，加之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老事，不可能都回忆得那么清楚、准确。为此，我走访了许多熟悉她的老同学、老战友和她的亲属，到过她的故乡江西省永新县，以及她战斗过的宁冈县、井冈山、瑞金县等地方，还查阅了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党史资料，作了一些材料的补充和核实工作。

我还要感谢所有提供过贺自珍材料的革命老前辈，还有贺自珍的老同学、老同乡，感谢为这本书出过力的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这里，我再次表示深深地感谢。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稿件难免有错误，希望能得到了解贺自珍的革命老前辈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我的衷心愿望是真实地记录下贺自珍的一生，既不美化，也不掩饰。我想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充满着革命激情和一生追求纯真爱情的贺自珍，把一个既柔弱又暴烈的贺自珍，把一个本应获得幸福却一生坎坷不幸的贺自珍，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贺自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她为新中国的诞生，同反动势力进行过长期的搏斗，洒过汗水，流过碧血，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我相信，这本记录下她战斗生活的小书，对年青一代了解老一辈革命者的斗争和生活，是有益的。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许多营养和力量，为着我们更加美好的明天，继续奋斗。

贺自珍生前没能看到本书的出版，但广大读者将会阅读到它。我想，贺自珍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王行娟

2000年1月修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