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宋·张先】

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今古柳桥多送别，见人分袂亦愁生。何况自关情。斜照后，新月上西城。城上楼高重倚望，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

编首语

先驱者的探索是多么艰难，客观上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主观上各自带着理论与实践的局限。他们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提到这些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他们的前面是没有前人涉足过的险山恶水。在历史没有作出答案以前，一切事物都隐在云雾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复时出现柳暗花明。在危急和闭塞的条件下，不允许你从容地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

人生，总是“觉今是而昨非”。

美丽的永新，美丽的女儿

坐落在江西省西部的永新县，是一座美丽的县城。罗霄山脉那一座座纵横相连的青峰，环抱着县城，就像为永新设置了碧绿的屏障。禾川河像一条玉带，绕城而过。这山这水，给永新增添了奇异的色彩，既有江南特有的葱茏，又有群峰竞立的雄伟。这山这水，哺育了永新勤劳的人民，使它成为赣西一带有名的鱼米之乡。永新险要的山势和水陆两便的交通，使它成为通往宁冈、井冈山、莲花、吉安的要隘，因而又成为古今兵家必争之地。

美丽的永新，有过许多动人的传说，出现过许多志士仁人。这里，我要记述的是永新的女儿——贺自珍一生的战斗历程。

黑暗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

1909年9月的一天，正是秋月朗朗，桂花飘香的时节，在井冈山东麓的永新县，一个女孩子哇哇地降生了。喜悦的父母看着这个眉眼俊俏的女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个最美好的名字。妈妈说，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给她起名桂圆。这个女娃娃，就是贺自珍。

贺自珍生长在动乱的年月。先后盘踞在江西省的军阀陈先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孙传芳等，连年混战，把个江西省搞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就连坐落在边远崇山之中的永新县，也不能幸免。从广东来的军阀陈修爵，成了永新的“太上皇”。他同当地的豪绅相勾结，以苛捐杂税盘剥百姓，使永新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贺自珍有一个温暖的家。她的老家在永新县南乡的黄竹岭，祖辈务农，家境较殷实。她的父亲贺焕文是个老实憨厚的读书人，曾娶一房妻室，妻欧阳氏因病早逝。贺自珍的妈妈温吐秀，是广东梅县人，生得异常美丽，聪明能干，待人和气，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贺自珍有兄弟姐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同她年龄相差无几，志趣最相投，下面还有弟弟贺敏仁和小妹贺仙圆，年纪比她小得多。直到贺自珍记事，祖父留给他们的家产还是很可观的。然而这样的家庭也无法躲过军阀和土豪的魔爪。

那是贺自珍4岁那年，有一天，天色已经很晚了，还不见在县衙门办事的爸爸归来，全家都等着他吃饭呢。贺自珍跑到门口去张望，看不到朝这里走过来的身影，也听不到爸爸那熟悉的脚步声。天色越来越黑了。

贺自珍的父亲贺焕文在县衙门里当了个刑门师爷，专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县衙门的差事，在那个时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天都黑齐了，他还能有什么公事没办完呢？妈妈越等越着急，终于沉不住气了，托邻居到县衙门去打听。不一会儿，邻居惊慌失措地跑回来告诉说，贺焕文被关进大牢里了！

贺自珍的妈妈一听，大哭起来。几个孩子不知是怎么回事，也惶恐地跟着哭。那天晚上，一家人都没吃饭，贺自珍哭累了，睡着了。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父亲是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了。那年正逢大旱，为了争夺水源，有两个农户打起官司来。其中一家是地主，利用财势把另一户农民关进了牢里。父亲为他鸣不平，给他立了保，把他放了出来。不料这个农民出狱后，吓得逃跑了。县衙门本来就把贺焕文看成眼中钉，正找不到借口，立刻借机把他关了起来。

父亲被关押几个月。母亲为了营救父亲，把家产差不多变卖光了。等到父亲出狱，家道已经中落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贺自珍的父母设法凑了些钱，在永新南门买个铺面，开了一家茶馆，叫“海天春”，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客房可以住客。“海天春”店面建筑是南方小城镇里最常见、最普通的。有三间门面宽，一溜上的都是门板。贺自珍的妈妈，掌管着这家茶馆，全家人就住在茶馆的后面。贺自珍就在这个天地里长大，从这里开始认识世界。

当她刚懂事的时候，她看到的是一个悲惨的社会。每天，她跨出自己的房门，一幕幕丑恶、凄凉的景象，就闯入她的眼帘，震撼着她幼小的心灵。

她看到了军阀的丘八、土豪的家丁，手里拿着鞭子，耀武扬威地吆喝着，抽打、捆绑那些交不起租的农民，押解着他们从茶馆门前经过；她看到了衣衫褴褛的乞丐，拄着打狗棍，拎着要饭篮，来到她家茶楼的门口。他们睁着一双双饥饿的眼睛，伸出瘦骨伶仃的黑手，怯生生地讨一点儿残羹剩饭。好心肠的妈妈打发走一个，又来了一个……

特别刺激她神经的，是那卖儿卖女的吆喝声：“哪个要孩子！哪个要孩子！”可怜的父母，拉着头上插着草标的儿女，沿街叫卖。被卖的孩子似乎懂得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惊恐地哀叫着：“我不要去呀！我要回家！”

卖一个孩子的钱，还顶不上一只小羊的价钱。每次遇到这种情形，贺自珍都不忍心看下去，难过得落下泪来。这时如果妈妈在身旁，就会把她搂在怀里，替她擦去眼泪，疼爱地说：“傻孩子，又掉眼泪啦？”

贺自珍睁着泪汪汪的眼睛问道：“为什么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卖自己的孩子，他们不爱自己的儿女吗？”“他们不是不爱，是太穷，养不活他们呀！”妈妈这样回答。“他们为什么那么穷，养不活孩子呢？”贺自珍又问道。

这些问题，连做父母的都弄不清楚，又怎么回答得了女儿呢？不过，有一点他们心里很明确，这就是，绝不让自己的儿女走上这条路，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给他们兄妹安排一条幸福的、舒适的人生道路。

的确，做父母的早就为孩子的前途操心了。他们是读过书的人，自然不想让孩子守着这个茶馆过日子。他们希望儿子学有所成，不辱祖上的书香门第；至于女孩子呢，当时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将来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就是了。

那时候，基督教已渗入永新县，教会开办了一所福音堂小学，分设男部、女部，招收中国的孩子。永新县也有官办的小学和中学，讲授数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新课程。

笃信国学的贺焕文，自然不肯把孩子送进这种“洋学堂”。他宁愿掏礼金，请来一位老夫子，在家里教贺敏学读书经。他还把同族的、邻里的男孩子邀请来一起学习，却不让两个女儿——贺自珍和贺怡上书桌。他说：“女孩子家念什么书，识两个字认得自己的姓名就行了。”可是，做哥哥的对这些之乎者也毫无兴趣，经常淘气赖学，倒是躲在门后偷听老师讲课的贺自珍和贺怡，学业上大有长进，认识了不少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也冲进了永新县城。城里的许多女孩子背起书包上学了。贺自珍看着，羡慕极了！她再也不愿意当那门缝后的学生，便和妹妹一起向父母亲提出入学的要求。父母亲看到女孩子入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只得同意了。于是，贺自珍同妹妹一起，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部。她的哥哥贺敏学也进了永新的一所学校。

这时的贺自珍，已长成一个少女。她秉承了母亲姣好的面容，被永新人称作“永新一枝花”。她中等身材，皮肤洁白，秀气的瓜子脸，在又长又弯的眉毛下，是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辉的大眼睛。她过于爱思考，两条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在她沉思时，线条分明的嘴唇总是紧闭着，显露出一种庄重的、严峻的美。她性格文静，言语不多。当她高兴的时候，开怀大笑，神情焕发，更是光彩动人。

二十年代的女学生，流行穿白衫、黑裙。贺自珍的妈妈也为她们姐俩各做了一身女学生服。当贺自珍穿上这身时髦的服装，脚上穿着白袜子、黑布鞋，拖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去上学时，常常吸引来过路人赞叹的目光。

上学以后，贺自珍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自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曾碧漪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但贺自珍自己在签名时始终用的是“自珍”。毛泽东给她的书信，也称她自珍。

福音堂小学是芬兰国一个基督教会办的，教室就设在教堂里面。两个芬兰籍女教士主持女部的工作，一个叫严敏，一个叫康莉芬。这都是她们到中国后取的中国名字。她们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所学校除了给学生讲授文化知识外，还教女孩子家政课，如：怎样打毛线，怎样做西式点心等。学生们还有一门重要的功课，这就是读《圣经》，做礼拜。学校通过这些活动，企图对学生灌输宗教思想。

同贺自珍同班读书的三十多人中，有豪门小姐、大家闺秀，也有一部分小康家庭的女孩。豪门的贵小姐娇生惯养，衣着华丽，经常在其他同学面前摆阔气。同学中很自然地以家庭经济条件好坏为界线，分成两派，于是贺自珍成了经济条件差的女同学的领袖。

别看这些女孩子年纪小，力量弱，她们一个个却有着巾帼英雄的气概。她们聚到一起，很少谈论吃、穿、玩呀这些无聊的事情，她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议论的是怎样救国救民。那时候，在永新只有一些大的店家和县衙门中才有报纸，平常人家是订不起报的。她们学校有报纸，却不给学生看。这两个女教士认为，学生只要好好读书就成了，不要管那么多的事情。甚至连城里演戏，女教士都不让她们去看，说演戏是魔鬼，看了会中邪的。这些女孩子知道的永新城以外的国家大事，比如：国共合作了，哪里的军阀又打仗了，什么地方罢工了，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听来，再你告诉我、我告诉她。当然，在这方面，贺自珍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她家的茶馆就是汇聚消息的最好场所。

一个才15岁的女孩子，为什么把心思用到这个方面来呢？贺自珍曾经对知心的同学，透露过自己的心曲：“我想找一条穷人不用卖儿卖女的道路。这条路有没有呢？是什么样的，怎么走法呢？我不知道，但我想去摸索。”

然而，要摸索这样一条道路谈何容易！那两个女教士，天天领着学生做祈祷，讲《圣经》，连星期天学生都得回教堂做礼拜。她们传播的是上帝创世的学说，宣传上帝爱一切人，人们也应彼此相爱。她们说，只有人人都信奉基督，世界才有安宁，人们才能获得幸福。

贺自珍上学不久就发现，她们嘴里说得漂亮，而做的却不是那么回事。每次两派学生发生摩擦，外国教士总是袒护、包庇那些豪门小姐，受到训斥、处分的，总是她们这一派的同学。这些事情早已使她们忿忿不平。有一天学校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致使她们同女教士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

这两个女教士养了一条狗，宝贝得不得了，连睡觉都要把它搂进被窝里。有一次，这只狗偷吃了一个同学的饭菜，这个同学一气之下，踢了它一脚。这下可惹了大祸，两个女教士像打了她们的亲爹娘那么心疼，对那个同学又是打又是骂，还把那个同学拉到耶稣的像前，罚她下跪，逼她认错。

贺自珍听到这件事，肺都气炸了。她立即带着自己一派的同学，跑进教堂，一把将跪着的同学拉了起来，顺手拿起一把扫帚，抓住那条狗，把它揍个半死。

外国教士闻风赶来，气势汹汹地向贺自珍问罪。贺自珍一点也不示弱，指着那个女同学质问女教士：“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讲自由、平等、博爱吗？你们的狗偷了我们同学的饭，你们不道歉不说，反而要处罚她，难道我们中国的学生，还不如你们外国的一条狗吗？”

贺自珍振振有词，理直气壮。那两个教士瞪着眼，无言以对。她们自知理亏，看看学生人多势众，不敢再施淫威，灰溜溜地跑进自己的房间里。

事后，同学们可高兴了，围着贺自珍又笑又跳，一个同学拉着她的手说：“看你平时不言不语，文绉绉的，没想到嘴皮子那么厉害！”

这件事给贺自珍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逐步看清了，帝国主义同军阀、土豪，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欺侮老百姓的。她对同学们说：“传教士说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基督教救不了穷人，更实现不了世界大同。”

此后，她越来越讨厌那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成了学校里有名的“捣乱分子”。她常常在教士虔诚地向上帝祷告时，和同学们做鬼脸，惹得大家嬉笑起来，把教堂里肃穆的气氛破坏掉。

有一次，又要上《圣经》课了。贺自珍故意把通向教室的过道门反插上。女教士走过来，推不开，就“嘭嘭”地敲门。贺自珍和两个同学在门的这边跳绳玩，完全不理会那越来越重的敲门声和女教士气恼的嘟囔声。女教士只得憋着气，绕个大弯子另找路走。等她走进教室时，贺自珍同那两个同学早已端坐在教室里。女教士发火了，厉声地质问：“是谁关了过道的门？是谁在门的这边跳绳玩，不开门？”没有人回答。那些富家小姐也不敢当面揭发。女教士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贺自珍。贺自珍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吭气。质问没结果，一堂《圣经》课就这样打发了。

井冈豪侠和革命星火

险峻的井冈山，多少年来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从1923年起，井冈山兴起了一支叫马刀队的农民队伍。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专门找那些土豪劣绅们开刀。永新县流传着许多关于马刀队杀富济贫的传奇故事。

贺自珍的老家就在井冈山的脚下，她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每次听得都是那么津津有味。她家有很多的书，但贺自珍最爱看的是剑侠小说，并常常为此废寝忘食。那个时候，贺自珍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客十分崇拜，曾天真地想：“如果天底下出现许许多多的侠客义士该多好，把害人的地主老财、反动军阀都杀光，天下兴许就太平了，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有一天，她那在禾川中学读书的哥哥贺敏学，下学回到家里，神秘地对两个妹妹说：“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消息，我的同学袁文才不来上课了。听说是到井冈山落草，进了马刀队！”

这个消息使贺自珍大吃一惊！她虽然没见过袁文才，但从哥哥的嘴里，却不时听到有关袁文才的介绍。他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曾经同贺敏学一起，趁着天黑，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把这个坏家伙堵在被窝里痛打一顿；他又是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在学校里功课是出类拔萃的。他怎么会上山当土匪呢？马刀队是一群被土豪恶霸逼得无以为生的农民，被逼落草，啸聚山林的。他们拿起武器，专门同地主豪绅作对，杀富济贫，报仇雪恨。袁文才这样的读书人也加入了马刀队，使贺自珍不禁对马刀队充满了幻想：马刀队是不是能解救天下的穷苦人呢？

然而，严峻的现实，使她的这个幻想很快破灭了。

每次马刀队下山打击一家土豪，从他们身上放了点“血”，最后遭殃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穷苦百姓。这些地主豪绅，同官府串通一气，诬蔑当地的老百姓“通匪”，把其中有些平时就看不顺眼的，抓进监狱，屈打成招，逼得他们家破人亡。同时，豪绅们又加紧对农民敲诈勒索，硬是要把马刀队劫走的钱财，加倍地从农民身上捞回来。一个袁文才上山，不但没有改变这个局面，而且她还听说，袁文才最后同山下的反动武装妥协了，竟达成了各不相扰的协议。

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但贺自珍的心开始冷了。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家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贺自珍的妈妈在茶馆照顾门面，应酬客人。几个军阀兵痞来到“海天春”喝酒，酒没喝完，却闹起事来。他们用下流话调戏贺自珍的妈妈，有一个兵痞竟嬉皮笑脸地动起了手。正在这个时候，贺自珍三兄妹放学回来，看到这种情形，不禁勃然大怒。贺敏学手疾眼快，拿起茶炉上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子，朝着那个动手动脚的兵痞的屁股就是一下子，烫得那个家伙鬼哭狼嚎，抱头鼠窜。贺自珍和贺怡，揪住那几个醉鬼，一面骂，一面往外推。贺自珍心一横，把店铺的门板全上上，买卖不做了。

看到妈妈坐在那里伤心落泪，爸爸低着头直叹气，贺自珍难过极了。她知道，得罪了这些兵痞子，日后有他们的“好日子”过了。她想不通，为什么当老百姓的就这样任人摆布，受屈受辱呢？

果然，这些丘八兵痞仗着权势，兴师动众，要捉拿贺自珍的父母问罪。多亏乡亲们出面调停，由他们家出一笔钱，才把这件事了结。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家的茶馆也很难开下去了。

贺自珍慢慢明白了，井冈山年年闹土匪，地主老财照旧欺压百姓，照旧“招财进宝”，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马刀队救不了穷人。

马刀队的路不通，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救国救民的路呢？

贺自珍正在徘徊、彷徨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学说，俄国革命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永新。永新县一批热血青年：欧阳洛、刘真等人的心，沸腾起来了。他们的目光越过小小的县城，为了追求真理，寻找中国共产党，决定离开家园，到南昌去求学。

贺自珍也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了。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个请求，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欧阳洛等人进了南昌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永新县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食言，果然把在南昌所能买到的进步杂志：《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源源不断地寄回来，同时还寄来了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互相传阅这些书刊，是贺自珍和伙伴们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事情了。她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到深夜，那种入迷的劲儿，远胜过先前看侠客小说。这些书刊，打开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像在她的心里点燃了一盏明灯。她懂得了一个真理：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推翻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穷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放暑假了，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家乡，贺自珍同他们又重新聚到一起。已经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传播者。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的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讲的人滔滔不绝，听的人兴趣盎然，谈话往往从白天进行到傍晚，甚至深夜。

那时的贺自珍，又天真又幼稚。她以为革命的道路一经找到，共产主义社会马上就能实现。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忍不住站起来，挥着手，热情洋溢地说：“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人民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她哪里想得到，以后革命的道路竟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艰难曲折！

大革命的形势，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对这种政治形势，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福音堂小学女部原来就分为两派的学生，这时又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她们以对大革命是赞成还是反对，分成左派和右派。贺自珍同她的好朋友，是坚定的左派，豪门小姐都是右派。两派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比如：军阀该不该打倒？共产主义好不好？对国共合作赞成还是不赞成？等等，都会成为争论的话题。贺自珍把从书刊上看到的道理搬过来运用，经常把右派学生驳得无法应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担心。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孙中山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自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决定参加这个集会。

第二天，她们身穿白色的素服，正在学校集合，准备出发，一个女教士赶来，声色俱厉地说：“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谁让你们参加什么会？不许去，一律不准请假！”她站在学校的门前，用她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学生的去路。

贺自珍看到教士蛮横的样子，从队列中走出来，浓眉紧蹙，一双眼睛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质问道：“孙中山先生是大众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去世了，我们中国人难道都不能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爱自己的中国，我们尊敬爱国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追悼会？”

说罢，她一摆手，同学们一齐拥向门口。女教士看看阻拦不住，只得闪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了。

她们列队来到龙家祠，在龙家祠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学生了。贺自珍同他们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冲破了学校的阻挠，才参加大会的。

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很多学校的学生代表讲了话，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愿，把革命进行下去。

开完追悼会，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追悼会开得真棒！我们来对了。”“我们会是参加了，可是回到学校，还不知会怎样挨罚呢，那两个坏东西是绝不肯甘休的。”

听着同学们的议论，贺自珍心里一动：是呀，要想一个对付的办法才好。她默默地思忖了一会儿，对同学们说：“不要怕，我们有理就不怕她们。你们回家都准备一块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上面写上‘爱国英雄’四个大字，在木板上打上两个洞，穿上一根绳子，明天上课时带来。”

同学们有些莫名其妙。贺自珍悄声告诉大伙明天如此这般，大伙信服地点头答应了。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她们来到学校，女教士已经铁青着脸在等她们了。她把参加追悼会的同学，统统叫到前边来，命令她们跪下，向上帝认罪。她厉声威胁着：“哪个不请求主的宽恕，就开除谁！”

看到左派学生要作难了，班上的右派学生撇着嘴，得意地发出嗤嗤的笑声。

左派同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一个人跪下。

贺自珍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我们没有罪，爱国没有罪，我们用不着请求谁的宽恕。”

说罢，她带头把写着“爱国英雄”的木牌挂到胸前。同学们也把做好的木牌挂到胸前。她们又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同学，昂然地站立着，让所有同学都看到“爱国英雄”这四个光灿灿的大字。

班上的同学惊呆了，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如此有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事情只好就此作罢。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贺自珍和左派学生经常挂着这块牌子去上学，不仅在学校里挂，上学的路上也挂。她们故意招摇过市，用这种方法宣传革命，让县里的人们都看到她们向往革命的决心。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平，家庭的风波又起。原来，不仅贺自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安分分”读书，也都去闹学潮、搞斗争。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了，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两位老人吓坏了。父母亲先是劝说，没有效果，一气之下就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然而，一把锁怎么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自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自珍要干革命已经铁了心。不论父母亲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好，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了。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念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找个有钱人家出嫁，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连她一时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走这条艰苦的路，不愿意吃喝玩乐虚度一生。她这个决心已经下定，义无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