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投军后不久，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在这所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近代化军校里，段祺瑞不仅学到了近代西方军事理论，而且结识了一批有抱负、有作为的年轻学员，这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新式军校

北洋武备学堂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是李鸿章为了扩充其嫡系淮军部队的实力而开办的。

淮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曾国藩的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新军以前清政府的主要国防力量。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无力抵抗，而作为外援的英军尚未赶到。是时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他所训练、统率的湘军驻扎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清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淮军被大量裁撤，但仍保留下5万人的规模，后又作为清军主力与捻军作战。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又肩负起海防重任，并增建了新式炮队19营，武器配备、营制操练，全部因袭德国成法。于是，淮军的训练任务便加重了。除聘请德国军官李劢协（Lehmayer）来华教习三年以外，并选派官弁七人，随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学成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这是中国在役军官出洋学习的最早记录。淮军虽然派员弁出洋，吸收兵学新知，却仍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必须做大规模地传习方可。适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议和之后，有一批前一年聘雇的德国军官留在天津。周盛波、周盛传乘机禀请李鸿章，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于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周盛传，字新畲，安徽合肥人，是淮军的重要将领。清光绪元年（1875年）受任天津镇总兵，驻军城东小站，小站也就是后来袁世凯训练新军的地方。因小站开通新河45千米以达大沽海口，分辟小河十数支，上接南减运河，减河左右开沟渠，俾农民易于引灌。又于小站下开横河门，建桥闸三十余处，分运河盛涨，下汇海潮，借淡刷咸，得稻田六万余顷。濒河两岸，田亩悉变斥卤之旧，民利赖之。至今小站犹有“周公祠”。周盛传是段祺瑞的乡前辈，段祺瑞的父亲就是靠租种周家的田地为生的。

李鸿章认为周氏兄弟的建议可行，就在清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五日（1885年6月17日）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内中阐明了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目的：“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当其肄业之初，生徒比屋而居，分科传授，其于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而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伐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入手，改变只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与敌作战的现状，最终达到提高清军士兵战斗力的目的，这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最初想法。朝廷允李鸿章所请，遂设校址于紫竹林，定名为天津武备学堂，习称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烧后的景象）

北洋武备学堂以道员杨宗濂为首任总办，以荫昌为首任会办。杨宗濂（1832—1901年），字艺芳，江苏金匮人，出身监生，清咸丰五年（1855年）任户部员外郎。太平军起，返乡组织团练进行对抗。后入李鸿章幕府，率濂字营与太平军、捻军作战，颇受李鸿章重视。荫昌（1859—1934年），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详。清末曾任江北提督、陆军部大臣；入民国后，曾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总统府侍从武官长，是满人被授予陆军上将第一人。

北洋武备学堂的军事教习多聘用德国退役军官，他们“或熟精枪炮阵式，或谙于习炮台营垒做法，皆由该国武备院读书出身，技艺优良，堪充学堂教师之选”。学堂初设步、马、炮、工程四科，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后增设铁路科。课程设置分学、术两科，学科教授中国经史、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学、化学、战法、兵器等；术科教授马、步、炮队操演阵式，枪炮技艺和营垒工程等。学堂取德国教学法，注重实际演练和考核。每日教习以德语授课，学生靠翻译听讲。隔三五日到军营一次，演练筑垒、操炮技术和步、马、炮、工各队攻守战法，检验所学军事知识。

为保证武备学堂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李鸿章制定了《北洋武备学堂学规》作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学规》全文四十六条，并附有《续定章程五条》，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军事学堂管理规程，成为以后各军事学堂参照的成法。择其要者叙述如下：一是注重学员的精神教育，其第五条规定：“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于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澈，感发忠义之心。”第二十九条又规定：“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二是严格考勤纪律，其第十条规定：“该学生一日不到，即少一日之课程，倘有托病及借故不到者，记过一次；如有一月之中无一日间断者，即记功一次。”三是严格考试制度，其第十二、十四条规定，每一个月小考一次，称为月课；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称为季考；一年期满，大考一次。四是明确了考绩奖励制度，其第十四条规定：“考列优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循资作为帮带。”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的《续订章程》中又进一步：“考列一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即擢为帮带。”去掉了“循资”两个字，突出了考绩的作用。这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力图打破原有“循资”晋升的惯例，是为建设新式军队的衅端。

北洋武备学堂开办不久，学员名额由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人，学制由原设一年改为两年，然后又改为三年，课程安排也渐入正轨。中国当时无后膛快炮及海岸要塞各种重炮，所以对于炮术的训练特别重视。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该学堂共培养1500名毕业生，除130名为袁世凯所用外，其余几乎全部当教官。同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被焚毁。

北洋武备学堂被当作培养将才的场地，即所谓“陆师将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当中，主要的有王士珍、冯国璋、曹锟、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田中玉、雷震春、言敦源、卢永祥、商德全、阮忠枢等，他们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皖系集团的骨干。

北洋武备学堂的影响还在于它给后来陆军学堂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如两广总督张之洞援例经奏请在广州设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淮军系还创办了两所随营学堂，即威海卫武备学堂和山海关武备学堂。更为重要的一项影响，是学堂首任总办杨宗濂详采兵法编成《学堂课程》八卷，为后来各武备学堂的范本。

力学不倦

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军营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却在回家的途中被盗贼所害，盘缠被掳掠一空，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他只好函请本县缉盗，所幸不久盗贼便被官府抓获明正典刑。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父母双亡，给段祺瑞抛下妹妹、弟弟三人，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九岁。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那一年他才十九岁。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恰在此时，李鸿章在创立北洋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的消息传来，段祺瑞决心要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试。在考试中，他竟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科学习，其时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段祺瑞虚龄二十一岁。吴廷燮所作《段祺瑞年谱》中记为光绪十年（1884年），是错误的。

王士珍

在北洋武备学堂，段祺瑞“攻业颇勤敏，以力学不倦见称于当时，治学既专，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与王士珍等齐名于时”。如此看来，段祺瑞在学堂里的学习还是很刻苦的，考试成绩屡屡拔得头筹，“冠其侪辈”，与王士珍齐名。王士珍（1861—1930年），字聘卿，号冠儒，直隶正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也是北洋武备学堂的高材生，清末曾任江北提督、陆军部大臣，入民国后任参谋总长、陆军总长，并短期署理国务总理。

关于段祺瑞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拔尖的情形，有两个事例可做佐证。第一个事例来自华剑纫的回忆：有一次，学堂一门从德国买来的“管退炮”的瞄准器坏了，没有人会修理。凭着刚学到的一些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知识，加上天赋，段祺瑞对瞄准器反复琢磨研究，绘出修理草图，居然修好了瞄准器。段祺瑞由此得到好评，并为校方所重视。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李鸿章的：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来北洋武备学堂考察，考察的第一课目是炮兵学员炮击海面活动浮靶。因为当时学生都慑于李鸿章的威严，为此，首轮开炮的学员，从第一炮到第六炮都没打中浮靶。李鸿章勃然大怒。轮到段祺瑞指挥打靶，段并不畏惧李鸿章的威严，他沉着、冷静笃定指挥，第一炮就打中浮靶，紧接着连续快速几炮都每发必中。李鸿章得知段祺瑞是自己的安徽老乡，其祖父等家族成员都曾是自己手下的淮军官兵，非常高兴。接着又当面考了一些军事试题，段对答如流。李鸿章兴奋得击节称赞，当即表扬段祺瑞是“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第二年夏季，李鸿章亲赴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学员的毕业考试，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毕业。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段祺瑞等学生“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

段祺瑞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旅顺监修炮台。当时的旅顺港有海岸炮台十二座，陆地炮台九座，共安装大炮七八十尊。段祺瑞发挥专业特长，为炮台建设倾注了心血。为什么以“最优等”成绩毕业的段祺瑞得不到重用呢？此中原因要从当时淮军指挥权的归属方面去寻找。淮军的各级官佐多出身于江淮农民，在平吴剿捻诸战役中，均取得比较高的职位，他们对军校毕业生存有天生的排斥性，而指挥权又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段祺瑞等人得不到重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曾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三十余年、并具体负责北洋武备学堂招生和分配事宜的周馥就明确指出：“武备生分发回营后，各老将视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只能充任教习，教练新操，而不能掌握实际权力，李鸿章希望以军校生充实、改造淮军的初衷也就无法实现了。

“北洋三杰”

根据前面所引沃丘仲子的说法，段祺瑞“与王士珍等齐名于时”，一个“等”字表明当时与段祺瑞齐名的人不止王士珍一个。北洋武备学堂出来的学生有很多是清末民初军政两界的风云人物，但是可与段祺瑞并列的是王士珍和冯国璋，他们三人被称为“北洋三杰”（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豹”，也有人说冯国璋为“狗”）。冯国璋（1859—1919年），字华甫，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人，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理大总统。

“北洋三杰”的说法是在他们三人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后出现的。“清季中日之役，国威新挫，朝野岌岌图强，特诏前总统项城袁公，创练新建陆军于天津小站，精整票姚，为诸省冠，实为袁开基之始。究其著速效者，袁公盖得三人焉：曰正定王公、合肥段公、河间冯公，世号‘北洋三杰’者也。三人者，雄才并驾，壁垒崭新。而运筹密勿，进退群才，纲目宏纲，肆应不器，尤王公一人是倚，余子或莫敢望焉。”小站练兵，我们下面还要专节叙述。时人将他们三人并称，这本身就表明他们之间是存在着某种默契的。但是，“北洋三杰”的称号据说却是外国人赠给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跟随袁世凯驻扎在山东的武卫右军举行秋操，观操的德国胶州总督称他们为“北洋三杰”。

冯国璋的四子冯家迈回忆说：“我父亲和王士珍、段祺瑞三个人号称‘北洋三杰’。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起，就是同学，并且还成了结义兄弟（我父亲居长，王居次，段最小）。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他们又开始在一起做事。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是亲密融洽的。他们三个人中间，我父亲和王士珍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在我父亲就任代理总统以前和段祺瑞也还是友好无间的。”原来，他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无怪乎要以“北洋三杰”来称呼他们。

与段祺瑞同为首期学员的王士珍、冯国璋，经历上却有很大不同。段祺瑞入北洋武备学堂时，年龄二十一岁；那一年，王士珍二十三岁，冯国璋二十六岁。王士珍是被正定镇总兵叶志超保荐进入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后又回到正定镇标，担任炮队教习。作为“老大哥”的冯国璋，则是从驻扎大沽口的淮军军营走进学堂的，求学期间他还回到家乡河间参加科举，考取秀才第一名；又参加了顺天乡试，未中，才又返回武备学堂继续攻读步兵科。因为参加两次考试耽误了上学时间，他直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毕业，因考试成绩优秀而留在学堂当教习。可是，他们三人之间疏疏密密的关系，却影响到了民国前期的政治进程。

赴德深造

段祺瑞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那一年，长子段宏业出生，这是他与吴夫人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这里所说的年份，是指当时习用的阴历，段宏业出生的时间是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历则是1888年1月30日。段宏业字骏良，后与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并称“民国四大公子”。段祺瑞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想让他成为自己事业上的帮手，但段宏业非常不争气，只是喜欢围棋和胡闹，不喜欢政治。

喜得贵子的快乐情绪还未过去，段祺瑞又迎来了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清光绪十三年（1888年）冬，李鸿章奏准选派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出洋，赴号称世界陆军最强大的德国学习军事。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准与其他四位同学到德国留学，那四个人分别是吴鼎元（后任新建陆军第五镇统制，曾参与段祺瑞领衔签名逼迫清帝退位）、商德全（后任清河陆军中学校长、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滕毓藻（后来的情况不详）。荫昌作为督学与德国教官瑞乃尔（Schnell，Theodore H）一同前往。瑞乃尔是克虏伯公司最早派到中国的军事教习。清同治九年（1870年），他供职于山东登荣水师，因为登荣水师购买了克虏伯火炮。瑞乃尔略通汉语，他一面传授克虏伯炮的使用方法，一面帮助操练。瑞乃尔性情笃实，工作极为勤奋，教学中言传身教不遗余力，还常常用自己的薪水奖励学员中成绩突出者，教学效果显著。山东巡抚丁宝桢曾上奏清政府对其予以嘉奖，后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武备学堂教习。

据说段祺瑞能被选中赴德留学，还有一个隐情。这次拟派赴德国留学生名单送到了李鸿章的手中时，他发现五个人中竟有三人是山东籍，安徽籍的只占二人，顿感不悦。李鸿章有很强的乡土观念，竭力培植和加强自己的势力。他没忘武备学堂那位“最优等”的学生、自己的小老乡段祺瑞。于是大笔一挥，将其中一名山东籍学生的名字勾去，改成了段祺瑞的名字。不管怎么说，段祺瑞终于迎来了人生历程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机。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段祺瑞等五人来到德国，以官费进入柏林军校，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知识。来到德国后，五名中国留学生看到了自己国家在军事、工业、商业等方面与德国的巨大差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了振兴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挨打、备受屈辱的局面，他们拼命用功学习。在柏林军校中，军事理论学习任务繁重，考核气氛紧张；在操演时，移动炮位、垒炮台的反复操练消耗体力非常大，商德全因劳累过度患病吐血。段祺瑞同其他四位官费留学生一道，终于以坚强的意志将学业完成。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对提高段祺瑞的声望极有帮助。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天，清政府特使洪春代表皇帝前往德国埃森探望留学生。段祺瑞及其同学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获得弗里茨·克虏伯的赞赏。

1890年，段祺瑞等五名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埃森梅射击场实弹发射口径280毫米克虏伯大炮。段祺瑞（右一）正在登上大炮。

沃丘仲子对段祺瑞的留德生活有过精彩的评论：“祺瑞至德，益称素志。既习欧西军学，复与彼都人士时相周旋；呼吸海外之空气，观摩渐渍亦既有年。由是学识大进，思想亦日新，慨然有澄清祖国之志。尝与同志讨论世界之大势，每就军事上之学识，研究中国军人之弱点，欲一新其制度。颇拟著书立说，以先觉为己任，故比及归国，已头角崭然矣。”由此可以推断，段祺瑞在德国留学期间，不止是埋头学习书本知识，而且广交各界朋友，观察德国先进的军事制度甚或政治制度，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经过一年紧张艰苦的学习，段祺瑞和他的同学们通过了考核。在别人学毕归国时，段祺瑞被派到克虏伯兵工厂实习，据说这是李鸿章的特批。在克虏伯炮厂的半年时间里，段祺瑞观摩学习了弹壳加工、炮管膛削、铣磨来复线、灌注优质钢、铸钢、锉刀制造等先进工艺，还有检验钢材牵力、挤力试验等前沿技术，以及各类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等知识。这不仅让段祺瑞进一步熟悉了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也加深了他对德国军事工业及军事现状的了解。

为栽培这位合肥小同乡，李鸿章先后两次写信给段祺瑞，勉励他“精学苦造”。就在段祺瑞赴德留学的那一年，他的长女段宏淑（式萱）出生。为了报答李鸿章的知遇提携之恩，大约二十年后，段祺瑞将段宏淑嫁给合肥李国源。李国源系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嫡孙，育有一子一女。

在德国留学期间，段祺瑞还闹出了一个“出格”的举动。当时，在德国的中国学生寥寥无几，他们的奇特装束，尤其是脑后的长辫常招致德国人的围观与讪笑。一日，段祺瑞在遭受耻笑后回到寓所，怒气冲冲要剪掉那条可耻的辫子。督学荫昌立即劝阻他，认为剪辫子还是先电告朝廷为好。朝廷回电将段祺瑞大加训斥，坚决不许他剪辫子，段祺瑞只得作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身处海外的段祺瑞在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对清政府的陈腐没落深恶痛绝。因其蔑视腐朽清政府，向往先进共和体制的心迹由来已久，所以日后才有为共和奔走筹划，四次发电逼迫清帝退位，三番五次奉劝袁世凯放弃称帝打算并以武力赶走张勋，主张共和、维护共和、反对帝制的“三造共和”之壮举。

留学生与克虏伯公司人员合影，后排右五为段祺瑞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段祺瑞学成回国，奉派为北洋军械局委员。第二年，调到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这里又涉及了当时的军队用人机制问题，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官的排挤。其实，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曾经首次派遣卞长胜等七名中国官费士官到柏林军校学习，但回国后都无所事事，不被重用。十二个年头过去了，段祺瑞依然受到卞长胜们的“待遇”，清末中国的积弊难返何其严重！

段祺瑞在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期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经过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两次决定性的战役，腐败的清政府为了保存实力，下令北洋舰队只能守海口不许巡海，使北洋舰队局限于威海卫军港内，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日本陆军两万人在山东荣城湾登陆，包抄威海卫的后路，又以全部日本海军封锁威海卫海口。1月30日起，日军相继攻占了威海卫南帮、北帮炮台，水陆夹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部分军官和战士，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抵抗，“定远”、“来远”、“威远”、“靖远”等舰与日本舰队作战，相继被击沉，日舰也有数舰受伤。鱼雷艇队不顾上面按兵不动的指令，整队突围，在海口外被敌人阻击沉没。作为军事教官的段祺瑞深受抗敌官兵的爱国热情影响，“督率学生协守炮台”，与夺取炮台的日军展开激战，表现了一名中国军人应有的爱国精神。

1. 《开办武备学堂折》，《李鸿章全集·奏稿》卷53，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5页。
2. 《开办武备学堂折》，《李鸿章全集·奏稿》卷53，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5页。
3.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4.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5.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6.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7.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续订章程五条》，《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8.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国立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76年第4期。
9.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0. 吴廷燮：《段祺瑞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9页。
11. 吴廷燮：《段祺瑞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12. 沃丘仲子：《段祺瑞》上编，上海广文书局1920年版，第4页。
13.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0页。
14. 胡汉辉：《段祺瑞与克虏伯的师生缘》，《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26日。
15. 《周愨慎公全集·自定年谱》上卷，第22页。
16. 贾恩绂：《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17.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五），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18.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9. 吴廷燮：《段祺瑞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20. 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21. 吴廷燮：《段祺瑞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22. 周俊旗、汪丹：《段祺瑞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23. 王仕军：《“中国近代第一炮兵司令”段祺瑞》，《文史天地》2011年第5期。
24. 沃丘仲子：《段祺瑞》上编，上海广文书局1920年版，第5页。
25. 周俊旗、汪丹：《段祺瑞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26. 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7. 周俊旗、汪丹：《段祺瑞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28. 《军机处录副档·袁世凯保荐段祺瑞以副都统记名奏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末陆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