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学是内视艺术，它是人类得以观照和确立自己的最好方式，也是人的本质的最好确证。美，是精神性的感性显现。文学之美的创造，在于人们一次次地啄破和褪掉现实的坚硬外壳，还原人性之“真”，呈现“爱”之博大，体现灵魂之“善”。它是一个生动而不断更迭的过程。文学经典之独特的魅力，就在于它以审美的姿态烛照了本真的世界，开垦和涵养了人的精神空间，使得人们获得“诗意的栖居”。故，小说家的审美观照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人性之“真”、“爱”之博大、灵魂之“善”和艺术之“美”。

然而，当代的小说创作却弥漫着一股喧哗与躁动的风气。受到商业化和媚俗化的影响，小说家急功近利，欲望叙事当行其道，恶俗搞怪成为主流，伤痕展示，则为其津津乐道。小说逐渐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底蕴和责任意识。缺少了时代命运的悲悯关怀，减少了人性问题的深切关注，小说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活力。具体而言，当前小说界的问题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真”之缺席；二、“爱”之冷却；三、“善”之沦丧；四、“美”之空洞。

第一，“真”之缺席。

真，是对世界和人性的洞察。文学是人学。人，始终是文学恒久不变的主题。然而人性之丰富，正在于性格的“世态万象”，有限中蕴藏着无限，单一中又折射出多样。洞察其“真”，要求小说家挖掘人物性格之“本真性状”，融合与体味其间的“人间情愫”。如此，小说家方能遨游于性格的原始世界，再现性格的真实面貌。

在当代诸多小说作品中，人物性格逐步丧失了丰富内涵和个性魅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欲望的象征。

从文学艺术所塑造的文学人格形象看，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形象中体现着“你别无选择”的思索与行为追求，80年代中期则有了“你不可改变我”的人生抉择和理念，而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写世俗日增，出现了“我是一个俗人”的宣言，到90年代中期后，物欲、性欲等各种无穷无尽的欲望充斥于文学形象的人格之中，那真是“欲望的旗帜浮出海面”。

人物性格开始抛弃主导性格和非主导性格的统一，抛弃形象性和概括性的融合，成为无中心、无身份、无历史的单一符号。反映在作品中，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出现了蜕化、复制和单一的现象。他们匍匐在欲望和需求的脚下，人性被奴性所取代，抗争被顺从而抹杀。到处充斥的是小人物的卑微、委琐和平庸。人物性格缺少了美感和内涵。

由此，如何再现人物性格的生命力，如何挖掘人物性格的内涵和个性魅力，则成为小说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第二，“爱”之冷却。

爱是对生命的悲悯和同情。苦难中，爱温暖了悲凉和受苦的心灵。在荒凉的世界里，小说家的拳拳忧心和炽热之爱点亮了希望之灯，为人类和世界照亮了光芒。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爱，是灵与肉的结合，是真与幸福的呈现，更是灵性与信仰的飞升。大爱情怀，是小说家创作的源泉，也是艺术永恒的象征。

然而，当今的小说创作却缺少了爱。“不谈爱情”，物质实利和生理需要，取代了浪漫爱情和灵性飞升；怨恨控诉和烦恼发泄，掩埋了悲悯情怀和深情体谅；恶俗揭示和伤疤炫耀，则抹杀了美好救赎和希望之源；更严重的是，小说家激情的丧失和心态的老化，导致了情感的零度介入。悲喜不萦绕于怀，是非不在心间。小说家漠然地超脱于是非争斗之外，不焦不躁，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的客观态度和冷漠平静的理性分析，成为小说创作者的现状。识破沧桑，未必等于冷却心灵。安之若命的顺从和反应，却反映了爱的缺席和情感的冷冻。小说家感到困兽犹斗的疲倦，索性放下爱的武器，不再幻想，不再粉饰，不再报以爱的关怀。他们究竟是睿智还是退缩？究竟是进步还是麻木？爱，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值得当下小说家思考的问题。

第三，“善”之沦丧。

康德认为，“善，就是幸福，就是在人与德性法则相一致的客观条件下，即在配得幸福的条件下成为幸福的。”换言之，善就是幸福和德性的统一。然而这里的道德，并非世俗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而是一种纯粹理性。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绝对命令。它是“善”的标准，也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当人受到内心私感官的干扰时，感性就需要服从于绝对理性命令。（2）人是目的。这是“善”的主要内容。一切以人为中心，唯有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才是“善”所要实现的内容。（3）意志自律。它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人们凭借着这股精神战胜困难、克服被动，实现“善”的保全和飞升。（4）善良意志。它与幸福紧密相连，其结果是“至善”。“至善”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然而，幸福存在悖论，现实的幸福和理想总是无法趋同，于是人们只能运用自由意志，在心灵苦旅的攀登和砥砺中实现真正的“善”。

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小说家追求效益和高产，导致了其文字作品粗制滥造，缺少了精神文化的内涵。一部好的小说，需要给情感以美好的熏陶，给思想以深刻的启示，给人格以悠远的提升，给生命以难忘的回忆。然而，受到商业化、媚俗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影响，一次性的精神快餐消费取缔了精神文化的传承和滋润。刺激和热闹，则代替了宁静和沉思。小说家以丑陋为美，以恶俗为常，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罪恶和根源。奢华之下透露着精神的浅薄，欢乐之下掩盖着思想的空虚，津津乐道的背后何尝不是人性的丑陋和灵魂的阙如？小说家该何去何从，则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呼吁的是有思想价值和情感价值的作品，这是小说家的责任，也是提高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要求。小说家应该秉承着“善”的宗旨，普化大众，提升思想。具体而言，小说家应该正视生活苦难本相，砥砺灵魂，承担欠负，忏悔罪罚，方能体会到生命的终极关怀，达到心灵的至善境界。

第四，“美”之空洞。

美的感受，不仅在于丰富多彩的表象世界，更在于生动深邃的精神世界。后者包含人性之“真”、情感之“爱”和灵魂之“善”。美是三者的融合和升华。艺术直觉，就是小说家运用敏锐的观察力，观照事物的感性形式，呈现事物的精神之美。它要求小说家通过理性的观照和创造，克服惯常性的束缚，再现美的灵性时刻，提升人类的审美情怀。具体而言，美，需要感官刺激，又超越了感官刺激。它是感受到生命博大和魅力之后的欣然之“悦”，而非停留在外在刺激的感官之“乐”。唯有这样，美，才能揭示生命的内在情性，展现大美的意境。

然而，当代小说中，“美”之创造，却日益被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所埋没。刘震云说：“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人为物役，蝇营狗苟，成为物质的奴隶。宏大叙事分崩离析，理性主义悄然远逝，理想主义悄然解体。生活的平淡、寡味、粗陋和残忍，导致了审美的疲劳和冷淡；而精神向度的模糊和缺席，则产生了审美的麻痹和眩惑。日常生活的书写是必要的。它是亲切的。然而，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不可混淆。小说不是简单的摹仿和复制，更不是欲望的宣泄和恶俗的表达。小说需要精神世界的朗照。

余华说：“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与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如何使得语言生辉，如何照亮精神世界？小说家需要运用艺术直觉感受外在之美，挖掘精神之美，方能实现生活和审美融合，提升小说的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小说家的审美观照，主要涉及四方面：“真”、“爱”、“善”和“美”。具体而言，真，侧重于人性之真；爱，讲究大爱情怀；善，呈现灵魂飞升；美，则统一于艺术直觉。本书在探讨小说家审美观照的个性机制时，于是相应分为四个方面：神游于人物性格之原始天地；审视和捕捉爱的复杂与微妙；攀登心灵苦旅的高峰；“出淤泥而不染”的艺术直觉和灵性观照。审美观照，属于美学范畴，它是审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立足于小说家的审美观照，主要从“审美注意”、“审美悬搁”和“审美融合”三个角度分析阐述，以期对小说家的创作构思有所启发。

具体来说，小说家的“审美注意”，侧重于小说家对世界“观物取象”的过程。小说家通过对人物生活“原始天地”的观照注意，传达出人类真实的生存处境，再现日常生活的美之真谛。在这一阶段中，本书力求结合具体文本和文学现象，展示世间百态，体验丰富飞升，洞察心理历程，以呈现“审美注意”的广阔世界。

小说家的“审美悬搁”，则强调小说家运用理性观照，排除功利性需求和物性干扰，虚静情怀，澄澈其心，以照鉴存在。故“悬搁”的过程，渗入了哲学的思考和生命的体验。笔者借鉴结合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和乌纳穆诺的“悲剧意识”等哲学观点，分别对性格之“真”、爱之“渊源”和善之“本相”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期洞悉真相，敞开心灵的无限之域。

小说家的“审美融合”，则汇聚了诗学的体验和禅宗的智慧，着重呈现性灵世界的同一和净化。小说家的审美情怀，内蕴于人物的静穆之美，融化于爱的悲悯情怀，相遇于灵魂的终极关怀，同时也交汇于直觉的灵性呈现。由此，主客交融，天人合一，抵达心灵的“澄明之境”。

综上，小说家的“审美观照”，既融合了理性哲学的思考和分析，又加入了诗性的体验和文本举例。从“目视”、“神遇”到“融合”，构成了审美观照的整个过程，实现了小说家心灵境界的审美融合。小说家需要以中西小说经典为审视对象，针对当前一部分小说创作人物性格符号化特征、爱之缺席、恶俗当道和美之麻痹的情况分别进行审美观照。

首先，小说家在观照人物性格之“真”时，需要做到有病呻吟，与人物歌哭同声。具体而言，小说家在观照时，要感受其痛，包容尊重，达到对人物情感的靠拢和亲近。同时，小说家还需要理性观照，虚静情怀，才能保持“心灵的距离”，做到与人物的悲戚与共，深入呈现人性的价值韵味。

第二，大爱情怀，则要求小说家与生命同悲，与生命同喜。小说家意欲实现大爱情怀，需要拥有一视同仁、博爱宽广的胸怀，需要承纳和倾听人类之“罪”，还需要以谦卑和爱来仰望受苦的灵魂。这样，小说家才能捕捉到“多情”之处，感受到“爱”的希望，实现“爱”的回归。

第三，灵魂之“善”。灵魂是在心灵的解剖和忏悔中砥砺净化的。为此，小说家要着意于鲜明的“忏悔意识”。它不仅表现为道德和社会意义上的“忏悔”，更多的是呈现为“形而上”的“忏悔”。后者主要包含了对生存处境的拷问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直观与救赎。小说家在“忏悔”的“罪感”中，方能净化精神，提升高度，达到对生命的敬畏和体谅。

第四，直觉之“美”。唤醒直觉，是小说家应该关注的。唤醒直觉，首先意味着小说家要唤醒对生活的新奇感受。它通过与物的类比融合，实现内在生命的鲜活呈现。唤醒直觉，还要求小说家发挥非自主记忆和创造性想象的作用。在唤醒的过程中，小说家将“自我”变成“非我”，融汇到“大我”的精神空间中，真正达到了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大境界。

“小说自身并没有目的可言，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这里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指人性之“真”、“爱”、“善”和“美”的精神内涵的呈现。小说家需要始终秉承这一观念，方能摒除浅陋，深入个性，拓展精神空间，融入审美融合的境界。

1. 传统的艺术观，主要坚持摹仿说。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实他就是把美附庸于理念的存在，是艺术摹仿论的继续。然而，随着现代哲学的转向，理性思维模式受到质疑和冲击。人们要求从抽象的理念世界回到具体可感的生命体验中去。于是，美，摆脱了抽象理念的束缚，要求于精神空间的“悬搁”和“显现”。美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挖掘精神世界的“隐蔽”，实现精神世界的“澄明之境”。所以，笔者提出：美是精神性的感性显现。精神性，不仅包括了理性的分析和观照，同时包括了诗性的体验和敞开。具体到小说中，精神性，体现于对人之“真”的理性观照，对情之“爱”的诗性体验和对灵魂之“善”的无限敞开。
2. 蒋述卓、李自红：《二十一世纪文艺学发展与中国现代人格建设》，《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3. 鲁迅：《鲁迅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4. “不谈爱情”，来源于池莉的一篇小说的名字，然而却成为当下新写实主义小说在爱情方面的主要观念。柴米油盐取代了爱情本身，物质实利成为生活的主调。爱情麻痹，生活平庸，婚姻潜在的危机，都构成了“不谈爱情”时代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
5.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6. 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7.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8. 何永康主编：《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