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茅盾

很久以前在《文汇月刊》上读到过丁玲一篇回忆瞿秋白的文章，文章写到瞿与她的好友王剑虹之间的恋爱，上海大学的情形，激进青年生活的种种，依稀传递出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革命罗曼蒂克的氛围。其中也提到了茅盾，虽只是顺笔带到，三言两语，我却至今还有些记得。其时茅盾在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瞿秋白则是社会学系的主任，丁玲记述她做学生时对二位印象，大意谓瞿秋白风趣平易，与青年学生融洽无间；茅盾相较之下则显得矜持，师生之界是有的，说望之俨然也许稍过，总之是更像学者、教授吧。这恐怕很可以代表一般激进文学青年心目中茅盾的形象。并非是个人性情的品鉴（时代青年很少有这样的余裕），其中实在隐含着某种政治的评判和与此相关的情感态度。

须知学者、教授在社会上或许是受尊敬的人物，在革命青年的心目中则多少是感到隔膜的。如果说“五四”时期，作为代表“前进知识阶级”的群体，他们为青年所崇仰的话，那么到大革命时代，教授、学者、名人而要能获得革命青年的衷心拥戴，前提倒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像学者、教授或名流。教授、学者体面的社会身份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秩序的某种联系，其本身似乎就与“革命者”的概念有着不小的距离（照理说作家也属所谓“知识阶级”，应该一律看待，但或许因为其主体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激进青年，故而作为群体，好像是被另当别论的）。即使倾向革命，教授、学者这些字眼所暗示的稳健、矜持、距离感、个人主义等，也妨碍他们无保留地献身革命。而在患着“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激进青年那里，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应是绝对无距离、无保留的。丁玲对茅盾的印象中，有意无意间正包含了这层意思，虽然茅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富于学者气质的作家。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一度消沉，与中共组织也失去联系，30年代他虽参加左联的工作，并且还是左翼文坛的头面人物，但事实上只被视为同路人。而在这之前，无须什么组织意见，在以革命主人公自居的青年那里，他无形中恐怕就一直被当作同路人看待。

做学生的丁玲不知道，那时的茅盾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是中共党员。即使知道了，也不见得会全然改变印象，因为他还是有别于那些职业革命家。而在职业革命家眼中，茅盾这样的党员可能只被看作组织的外围，或者也可以称作党内民主人士吧？近读郑超麟《怀旧集》，其中《回忆沈雁冰》一文谈到对茅盾的印象，很有意思，或者也代表了党内（尤其是职业革命家）对茅盾这一类人的看法。

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加入“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在中央机关从事宣传工作，曾做过瞿秋白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加入“托派”组织。在法国时，曾琦拉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给他看该组织的会员录，他回忆道：“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在‘新思潮’杂志（当是《新青年》之误）上写文章，如李大钊、恽代英、田汉、易家钺、王先祈、毛泽东等。出乎意外地，我发现其中也有沈雁冰……我想，原来沈雁冰也是属于‘新思潮’方面的，与那些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不是一类。”所以感到意外，当是在《东方杂志》上屡见沈雁冰的文章，《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所办，其不革命自不待言，这上面的名人在他想来与革命者总是两路的。这时的郑超麟尚未入党，应属激进青年，他的诧异感与丁玲对茅盾的最初印象，二者背后的意识，实有相通之处。

郑回国到中央机关工作后，与沈雁冰有较多直接接触。渐渐知道沈雁冰是很早的党员，有了党的组织就加入了。郑是回国以后入党的，所以论资格，沈雁冰比他老得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怀有成见，甚或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文章提到五卅运动中出现的两份杂志，《公理日报》是商务印书馆老板出钱让职工办的，照郑的推断，商务印书馆此举“一来为了表示爱国，二来是为了避免闹工潮”。故不敢畅所欲言乃意料中事。郑振铎是该报主编，沈雁冰无疑也参与其事。瞿秋白以为根本没有所谓“公理”可言，对该报极不满（可能多少也含有对沈的不满），遂创办《热血日报》。有意思的是郑对此事的议论：他承认《公理日报》因其性质所限，沈雁冰作为编辑之一不能扭转局势，“但即使他是主编，《公理日报》也未必能像《热血日报》那样冲锋陷阵。我想，即使把《热血日报》交给沈雁冰主编，他也做不出瞿秋白这个成绩”。言下之意，自然是说沈四平八稳，不够坚定大胆，不够旗帜鲜明。

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下面这段话：“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完成的。沈泽民（茅盾之弟，中共早期党员）也是如此。但1924年秋和1925年春，我们奉命为‘国民议会促进会’和‘追悼孙中山’两个运动上街去演讲和散发传单时，沈泽民还是慷慨激昂的……我则未曾看见沈雁冰有此表现。”

这显然是不大有利的评价。看来那时党内对同志的评价，亦有不成文的标准，要视其是否足够“积极”而定，而“积极”须见于对组织的无条件服从，见于激烈的态度，尤见于群众斗争一类实际活动中之“风口浪尖”的表现，而不限于主义的坚执和完成派给的“任务”。像茅盾这样保持着某种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只能被视为消极了。组织安排给他的工作，在“做党内工作的人”的眼中，也许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吧？从郑超麟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疏远，如果“我们”确能代表“党内”，则那时的党内对茅盾的态度可说是尊而不亲，这也正是后来对同路人、对民主人士的态度。

茅盾的独立性（或曰“消极”）尤见于大革命失败后的表现。蛰居上海期间，郑有一次去看他，“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农村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以为没有出路，“好像秋天的苍蝇，在窗玻璃上乱钻，结果还是钻不出去”。这是郑“第一次从同志口中听到的公然反对党中央所行政策的言论”，吃惊不小，同时对沈的“公然反对”不以为然。他本人对现行政策也有怀疑，“但把反对的思想藏在心里是一回事，把反对的思想公开说出来，又是一回事”。显然，沈的言论如其不被理解为“离心”倾向，至少也被看作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了。郑回忆说，他已想不起来事后是否向党组织汇报了沈的谈话，但他的反应已见出二人对“组织”的不同态度。

有趣的是，这番谈话以及《蚀》三部曲中表露的消极情绪，倒是后来郑以为茅盾可以成为争取对象的一个依据。其时郑追随陈独秀，已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正从事“托派”组织的活动。茅盾从日本归国后，郑去找过他，“我是怀抱政治目的的，即是向他宣传托洛茨基主义”。他没有遇到茅盾。但事后他却悬想：“如果那天我见到他，同他说了话，以后又拿我们的文件给他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想至少，他对于中国‘托派’的主张不会那样隔膜吧。”事实是，茅盾已回到中共主流派的立场，在小说《子夜》中，更有对于“托派”观点的批判。只是这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真正是党的同路人了。至于郑超麟这样的“托派”分子，则被开除出党，视为反革命，后来更被宣布为“汉奸”了。

虽然主张不同，茅盾与“托派”人物的私人关系倒未全然断绝。30年代他替生活书店编《中国的一日》，即转托汪原放请在国民党治下蹲大狱的陈独秀写一篇文章，陈文内容与当时中央的路线有不合处，他照样收入。抗战胜利后郑超麟托人将自己的一部译作送给茅盾，后者亦欣然收下，并且据郑所言，他还在来人面前大谈“托派”和中国共产党的殊途同归。此类举动郑超麟当然是赞赏的，对茅盾看似矛盾的态度，他的解释是：“沈雁冰毕竟不会相信陈独秀、郑超麟，以及中国‘托派’做了汉奸。他毕竟没有那么强的所谓‘党性’。”对于“所谓‘党性’”的鄙薄，或者是由自身经历而来的“伤心悟道”之言，只是不知郑如何协调他对茅盾前后大相径庭的评价：他早先对茅盾的不满，是因为茅盾未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后来出于同样的理由，又对他表示赞许。变化的是郑超麟，茅盾则实有他一以贯之的地方的，他始终未全然放弃自我，组织之外，他还以他的方式坚持一份个人的判断。郑超麟早先的不信任感由此而起，后来之相信茅盾对“托派”必有公允的看法，也是为此。茅盾毕竟是“五四”时代的人物，“五四”过来的人实在是更健全的。至于在一个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年代，保持着某种个人立场的人是否只能扮演同路人的角色，那又是别一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