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

似乎每个时代都有所谓“禁书”。禁的理由各有不同，然举其大者，又为我们熟知的，则不外二端：一曰政治，一曰性。政治的禁忌不比宗教的禁忌，与性的禁忌之间似无必然的联系，但政治上控制最严的时代，往往也是对性的禁锢最厉害的年头，此时禁书之多，自是无怪其然。“文革”时期便是显例，那时除“毛选”、鲁迅著作之外，真正可以称得上书的书差不多都被归为“四旧”，在禁毁扫荡之列了。

然而禁书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抵挡的。“文革”后期，紧张的政治气氛已稍显松懈，一些属于“封资修”的旧书在民间早已解冻，像我这样家中无藏书、也没有什么特殊渠道的中学生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弄到手了。古人将“雪夜闭门读禁书”视为一大快事，那快意恐怕很大程度上是起于书之奇僻难得，我那时读的禁书则在这之前、在这之后，都是最寻常的大路货，今日的大学生若非师长的逼勒，也许碰都不会碰的，然那时对于我确乎有偷食禁果的意味。其实也并不存在一张明令禁止的书单，只是凡旧书总是可疑，不便大大方方阅读的。这里面印象很深的一部是《子夜》，这也是我读的第一本茅盾作品。说印象深同时又根本不知所云，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我的确什么也没看明白。茅盾是30年代“文艺黑线”的要角，此书大写民族资本家，立场观点之成问题不言而喻，但这些年幼如我根本搞不清楚，书中又无攻击“伟大领袖”之类，所以政治上的犯禁感是没有的，茅盾所谓以此书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云云，对我当然也是一片模糊。事实上我连基本的人物、情节也没搞清楚——我的注意力全被书中的“色情”描写吸引过去了，那朦胧的犯禁意识也由此而起。

《子夜》的开篇就让我看得莫名惊诧。吴老太爷从乡下来到十里洋场，马上感到都市艳冶淫荡的气氛的威胁，从路上到吴荪甫的客厅，那些摩登女郎身上飘出的肉香、嘴里发出的艳笑，更有近乎透明的轻绡中隐现的肌肤、舞蹈着的肉体上颤动着的乳峰，简直让老家伙喘不过气来。我也像老太爷一样地心惊肉跳，只不过他是要用《太上感应篇》来抵挡，我则是受到诱惑。我得承认，那些色香味俱全的描写令我心跳加速、面红耳赤。须知那时我从小说里领略到的男女风情，还在《林海雪原》里“少剑波雪乡萌情心”的水平，不要说我们从图书馆里只能借到的那些“文革”“八股”书，即使私下里传看的“文革”前的小说，对于男女之际，也基本上是不及于“肉”的，我的记忆里，像“乳房”这样有些色情嫌疑的字眼就极少见到，写到“胸部”也就足以唤起些许遐想绮思了。

受到《子夜》的诱惑，后来又钻头觅缝去找茅盾其他的小说，《蚀》三部曲、《虹》、《茅盾短篇小说集》等都带着模糊的犯罪快感一一读了。这些书里的性描写更多，而且更“大胆露骨”，在我看来，整个够得上“黄书”的级别。这些小说对于我似乎要比《子夜》亲切得多，虽然对其时代背景一无所知，像《幻灭》《虹》《创造》《诗与散文》中主人公的苦闷、追求，以及此中包含着的浓重的所谓“小资情调”，对自命理想主义又易于感伤的少年人仍然有一种莫名的感染力。不过亦不必讳言，有关性的描写也是它们对我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部分。作者如果知道居然有读者部分地把他的作品当作“黄书”来读，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要以此来印证接受美学的理论未免过分，这毕竟是一个特殊时代少年人特殊的阅读经验，不过也就见出接受的因人而异，非作者的意图所能控制，即使是同一读者，阅读经验也真是以时间、地点为转移。

禁欲主义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从《子夜》这样的小说以“犯禁”的方式得到一星半点、影影绰绰的性启蒙，实在荒唐可笑至极。不待成为新文学的研究者，我也已经知道，虽说性与宗教、死亡被许多西方作家视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茅盾小说关注的主要之点却并不在这上面；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即在性描写方面也较后来开放得多，茅盾的“大胆露骨”并非是无出其右的。不过我少年时代的阅读感受也不能算全错，至今我仍然以为，茅盾是新文学名家中对性描写下了较多功夫的一位，而用今日用滥了的形容词，他的描写亦可说是相当“性感”，为许多同时代作家所不及。《蚀》三部曲等书当年是真正的禁书，上了国民党图书审查机构的黑名单的，当然那是因为政治上的犯禁，可我也听老辈的人说过，《幻灭》等小说刚一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即风靡青年读者，不少中学生带入课堂，上课时放在课桌肚里偷看，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其中的性描写。据此看来，茅盾早期小说的畅销，大约与读者政治与性双重的犯禁意识不无关系。而我的阅读经验，也并非完全是个别性的了。

因为小说家的茅盾形象在《子夜》中定格，论者多将茅盾描绘成一位仰仗理性写作的作家。其实至少在他的早期创作中，茅盾也呈现出极感性的一面，《蚀》三部曲、《野蔷薇》诸短篇中流露出浓重的苦闷感伤情绪，这是论者和茅盾本人都谈到的，此外这类小说的富于感受性也见于他的性描写之上。他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有着肉体上的魅惑力，不同于新文学中许多不同程度被精神化或性征多少被社会角色所掩的形象，她们几乎都暴露在敏感的男性视野中，于“时代青年”“新女性”这些标识之下，分明呈现出作为性对象的全部特征。他的男女主人公在面对其他人生难题之外，大都同时面对着性的苦闷，性的冲动、性的困惑、性的焦虑和挣扎与政治上的追求搅拌在一起，时而形成转换，渲染出其生命律动的底色，茅盾早期小说的情绪张力多少是来源于此。新文学名家对于性，大多没有表现出茅盾式的敏感。在老舍笔下，性主题大体上是缺席的，巴金“爱情三部曲”等小说中的主人公与茅盾笔下人物有相似性，然他对性的描写相当精神化，不具感受性。钱锺书《围城》《纪念》诸作都涉及性心理，然他只有一种理智的兴趣，态度绝对地超然。沈从文小说、散文中都不乏性的描写，郭沫若赠他以“粉红色”作家的恶谥，恐亦多少与此有关，他的描写却是有距离的欣赏，相当审美化。与之相比，茅盾的描写要投入得多。类于《蚀》三部曲、《野蔷薇》中那些涉及性的描写，单凭观察是写不出来的，必有个人的体验在其中，这关乎他的经历，也关乎他的个人气质。王晓明论及茅盾对男人软弱心理的玩味时称“每个男人心中，大概都多少保留有一些眩惑于女性肉体的感受。茅盾是那样一种文弱清秀的体格，又接触过不少勇敢浪漫的女性，他当然不会对这样的感受感到隔膜”，即是有见于茅盾之植入个人的体验。

但是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也不乏理性的一面。这一点只需将他的描写与郁达夫的小说稍加比较即可见出。郁达夫的小说从《沉沦》到《迷羊》，均以性描写的大胆无忌著称，他的描写主观性极强，几乎全然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因于反礼教的主题，常以一种极戏剧化的夸张的方式出现，又因个人心理气质方面的原因，常有某种病态的沉溺倾向，致使性在他笔下反失其真。茅盾则能于入乎其中地体验玩味人物的情绪心理的同时，又有出乎其外的冷静的分析，性的生理面与心理面，性动机、性欲望中掺杂的各种因素，在他笔下都有一定程度的观照，其间也多有微妙的转换，可以说他的性描写公式要比郁达夫复杂得多。他对人物性心理的刻画细腻准确，有工笔画的风致，实有赖于他冷静的一面，他的性描写亦因此比郁达夫更客观，合于心理写实的要求。当然这与他受到法国写实派作家的熏陶不无关系。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还在成为小说家之前，茅盾就曾对性描写表现出学术上的兴趣。1927年《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下）》刊有他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的论文，此文对中国文学中的性描写有史的通盘考察。以“五四”时代的科学精神加“人的文学”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是不难想见的：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根本没有文学性可言，只有《飞燕外传》与《西厢记》中“酬简”一段算是例外。他以“色情狂”和实写性交的“性交方法——所谓房术”来概括中国性欲作品的“大概面目”，并指“采补术”“色情狂”与“果报主义”为中国性欲小说的“几种怪异特点”，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写房术是性欲描写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性欲小说”。显然，这里面包含了茅盾对性描写的个人思考，他并未径直告诉我们何者为“正当的性欲描写”——具有文学价值的描写，亦未确指旧小说“唯一方法”之外应取的路径，不过他仍然暗示要写“病的性欲”，把性作为“社会的心理的病”加以研究是走出“恶魔道”而归之于正的不二法门。

“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的说法颇值得怀疑，茅盾本人的性描写，就并非一概是病态的表现。然而不必“以辞害意”，这里茅盾欲将性描写纳入反映社会生活的轨道的意图是明显的。他的小说也很能印证他的观点。有意无意之间，他小说中的性描写当然也是他为“正当的性描写”下的一个注脚，而他注重的，正是心理的、社会的角度。他的性描写几乎总是具有社会的意涵，传递出时代的氛围，有时甚至就是时代情绪的象征。说性与政治相互交织，成为他早期小说中的两大主导动机并不为过。而性可以成为他笔下的重要表现对象，也就见出他的重视，他显然把性视为人生的重大内容，因而也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茅盾对此似乎一直怀有兴趣，直到晚年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他仍颇费了些笔墨在性描写上，只是与早年相比，描写上是“绚烂归于平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