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結　　論

張宗祥曰：予述清代文學，蓋皆舉其大略。凡學術之不能名家，文學之不能自立，皆從略焉。述之既終，得通例三：

一、 中國文學者必以學術爲根據。所謂學術者，訓詁也，考據也，此基礎之學也。經、史、諸子也，詞章、詩賦也，但觀其大略，此輔助之學也。夫中國文學之難明，由今觀之，在於無一定之文法。其實則由鐘鼎變爲大篆，由大篆變爲小篆，由小篆變爲隸書，由隸書變爲楷書，所以表現思想之符號，屢變屢異，漸去漸遠，以視古人創此符號之時，其用意大相逕庭矣。夫文者積字成句，積句成章，今不先問此字之本義而徒講成句之法，成章之法，此不能澈底之法也。後之爲文者，舍訓詁不事，而日從事於文法，其言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法者，文之規矩也。”其言似是而實非。試問構屋，必用甎木，積甎成墻，叠木成架。此甎之中，大小長短不一，或且有瓦礫焉，其墻能成乎？幸而成，能美觀而經久乎？木之中，巨細曲直不一，或且有荆棘焉，其架能成乎？幸而成，能美觀而經久乎？文字則真構屋之甎木也，甎木備然後運規矩以成屋，字義明然後言章法以成文。此一定之理矣，奈何談古文辭者尚文法而輕訓詁乎！（此弊蓋自昌黎，惟“辭與意必己出”一語啟之。以許叔重之博，聞疑載疑，不敢妄下斷語，則古文家之膽大可知矣。）一義未通，不敢妄論；一事未明，不敢妄紀。蓋儒墨釋老各有精神，末流所屈，各有弊病。不推其本而攻其末，不知者驚爲高論，其知者笑爲武斷。昌黎攻佛之言，在託佛氏以謀衣食者知懼矣。就佛本身而言，未嘗損其毫髮。潮州既行，竟與佛徒爲友，北旋之後，絶口不言。則知向日之言，昌黎亦頗悔之矣。老泉論管仲，責其不應死，其實管氏薦賢而死，往籍載之明矣，老泉文之言何其妄耶！此皆考據不精之過也。由此觀之，無學術而言文學，無本之文，必至中道以蹶，而舍訓詁專講文法，舍考據專事涉獵，尤非根本之論也。

二、 學術者隨時代爲遷移，故文學亦因之以遷移。而轉移之權，則思想操之也。自中國而言，春秋降爲戰國，尊王之習掃地無遺，遊談之士無所顧忌，各暢所言。於是諸子蠭起，著書立説，各伸所見，無不暢之言，無不伸之意，雖若漫無統系而思想則大爲發展矣。此爲學術變遷之初步，文學亦隨之以變遷。戰國之際，雄若《孟子》，醇若《荀子》，奇若《莊子》，辨若《公孫龍子》，博若《吕氏春秋》，質樸若《商君書》，峭刻若《吴子》，可謂萬花齊發，百樂競奏矣。漢一天下，表彰儒家，排斥百氏。迄於六朝，數百年中，統系一矣，思想定矣，學術無大變遷矣。故數百年中，文學有遞演之勢而無劇烈之變。六朝復由合而分，當是時也，佛教大昌，文學之士無不好之。夫深於佛學者其爲文必宏肆善譬，其立意必超倫軼羣，運廣長之舌爲一切衆生説法。佛固善言之祖也，學佛者宜有所得矣，故六朝之變爲第二步。自唐迄清，又成統一之局。有漢學、宋學之争，有程朱、陸王之争，有駢、散之争，有派别之争，而決無思想極大變動之局。蓋元、清兩朝，雖皆以胡族入主中夏，然蒙古、滿洲，向無文化可言，入關之後反習漢文，棄其本國之文字，則知欲影響於文學不可得也。道光之季，海禁大開，世界之勢將復成一擴大戰國之局。當其初起，不諳外情者至多（如鴉片一役方亟時，道光二十年兩江總督裕謙片奏《英人兵犯八忌疏》，内云：“腰硬腿直，結束緊密，礙難屈伸，一撲即不得起，不利陸戰，此七忌也。”云云），然一創再創，至光緒甲午而局勢大變。至庚子團亂，聯軍入京，而守舊之漢人無識之，滿人亦盡知大勢所趨不可守故襲常。其時《清議報》等，復鼓吹於外，於是思想盡變，學術大異，而文學革命矣，此爲第三步。由此以論，凡時局變遷之際，半爲文學推移之日，而國外侵入之文化，尤易變更學者之思想，此一定之理矣。

三、 文學之士皆惡束縛而喜自由。自唐以來，最束縛人才者，科舉也。故昌黎非之，永叔非之，望溪亦非之。幾於治古文者，無不非制藝者也。非之誠是也，然與治學者之非制藝名同而實異矣。治學者之非制藝也，惡其空疏也；古文家之非制藝也，亦惡其空疏也。顧制藝所言者，法也；古文家所言者，亦法也。所異者，法有嚴密苛細之不同耳。古文之末流，其空疏豈異於制藝耶？然則名爲惡其空疏，實亦惡其法之足以束縛人耳。制藝之法，愈演愈密；制藝之題，愈出愈奇。於是惡之者愈盛矣。清之初，不獨學問文章之士惡之也，凡爲説部亦皆惡之。曹雪芹之《紅樓夢》，非薄科舉矣；蒲留仙之《聊齋志異》，非薄科舉矣；吴尺木之《儒林外史》，則殆專爲非科舉、詈制藝而作。噫，豈有他哉！其學不值一錢，其法則老生宿儒亦不能窮而時觸其網，此所以人主必欲得之以消磨一代士氣，而才智之士皆深惡而痛疾之也。雖然，使清之初罷制藝，以古文取士，安知劉海峰、梅伯言諸人不爲韓慕廬、路閏生、管韞山之續，争起而講古文之法，以日趨於精密也？使其如此，則所謂古文者，不且又爲制藝之續，而人人吐棄之不暇耶！夫文之爲用，移人觀念，激人情感，故文之本源雖在學術，文之歸宿實重性情。千古至文，未必出於文人之手，是知自然之美，勝於人爲。而一切所謂句法、章法，皆僅能爲初學之津梁，不可以羈天馬之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