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体之上

耿立

对于随笔和散文，我们常说没有清醒的文体意识，没有出色的语言造诣，是根本写不好出色的散文随笔的，确然，随笔散文文体对于一个有志于随笔散文写作的作家来说，文体就好比是一座建筑的形貌，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和体味到的，是形象，是气味；这座建筑是茅檐低小，还是雕梁画栋？是教堂的气势恢宏还是佛寺的庄严静穆？是四合院的那种安全、舒适、宁静“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自成一统封闭自守的秩序，还是西方别墅的草地泳池满眼山色的奢华？一个好的建筑当然和工匠内心的高度、审美和手艺攸关。

现在人们提倡工匠精神，把一个东西仔细用心打磨，日思夜想，精益求精没错，但写作的时候，如果时时想着文体，有一个具体的框子在，哪怕是会落入言筌，太胶柱鼓瑟，反而是离自然天籁更远，古人讲剑法，曰：

第一重境界，手中有剑、心中却无剑；主要练就的是一招一式；第二重境界，手中有剑、心中有剑，所谓人剑合一，练就的是剑气；第三重境界，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一种至大则空的平和。而第三种境界被称为剑法的最高境界。

散文随笔的文体也可做如是观。写散文随笔的第一境界，是中规中矩，心中无数，多的是模拟，所谓吃透某个作家，把某个作家的文章作为致敬的文本，步亦步趋亦趋；散文随笔的第二境界，是心中有文体的图式，有内在的规矩，还是不能到达自由之境。只有第三境界才是自由超拔，随意发挥，随意赋形，无处不妙。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随笔的文体和语言，是当代散文随笔的高峰和众多作家的范本，他散文随笔血脉的源头是古人和西方。他散文随笔文体的上游是那么的斑斓：“《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仕。……唐宋八大家，在结构上，在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

如画家的搜尽奇山打腹稿，在散文随笔文体上不薄古人，又亲近西哲，东海西海，为我所用，“‘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随笔，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算是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把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亚·伍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随笔。生活本身是散散漫漫的。”汪曾祺先生如水，是流动的，那上面漂荡的是诗意和随性，确实是意识流，他的散文随笔是诗的底子，他如东坡的“行云流水”，他对西班牙作家阿索林顶礼膜拜：“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认为他的‘一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其实是诗’”。

汪曾祺童少时期，民间教育古风犹存，小学时期，祖父即为他讲解《论语》，并且教他写作小论文“义”，这是用以阐释《论语》、掌握八股文的入门练习，而他自己私下亲近的还是庄子，“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他说：“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精微，更内在的一个概念。”人们说汪曾祺先生是文体家，确实，他一生创作的散文随笔数量不多，但文体广博，即从他的结集出版的书名就可感受得到，《晚翠文谈》《汪曾祺小品》《旅食集》《榆树村杂记》《塔上随笔》《老学闲抄》等，这些集子涉猎文论、小品、游记、笔记、读书札记，文体有中有西，斑斓多姿，他写伊犁的斑鸠：“有鸠声处，必多雨，且多大树。鸣鸠都藏于深树间。伊犁多雨。”这就是古文了。他涉猎广，文笔富，谈天说地，花鸟虫鱼，知识掌故、物理名物，“格物致知”既有“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又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西方近代的科学眼光，涉笔成趣，如“敦煌变文、《云谣集杂曲子》，打枣杆、桂枝儿、吴歌，乃至《白雪遗音》等等，是野菜。因为他新鲜”（见《四方食事·野菜》）。汪曾祺散文随笔中多的是随笔的性质，谈书谈画，是诗论画论文论，但都活泼可喜，不落言筌。我认为汪曾祺散文随笔中，成就最高的是写人，是《世说新语》的路子，“六朝重人物品藻，略略数语，皆具风神”。记述西南联大诸位教授，个个自立纸上，顾盼传神，闻一多的强烈坚毅、金岳霖的有趣、唐兰的率真……这真是精神的高地：“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这里面灌注的是一种精神，在国破家亡时分，绝不能让民族文化断了香火：“……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以载道，今天不提了，但我还以为，这文就是载体，那道，可以变化多方，是理是情，是精神气质是慈悲为怀都可。

散文随笔创作内在要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文体，如果一个散文随笔家没有文体意识，那他的散文随笔的语气、语调、个性就会大打折扣。所谓的韩潮苏海，其实就是从文体上来说的。鲁迅散文随笔的个性是通过《野草》《朝花夕拾》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刘和珍君》所确立的，特别是《野草》文体奇崛，意象超拔，有诗性的、记述的，更有片段的和剧作形式的，那语言更是极富张力；而《朝花夕拾》更像是一个黄昏的说书者在谈论身边的人与事；《野草》是出世的，哲学的，《朝花夕拾》是入世的，温馨的。文体是风格而不仅限于风格，一个有追求的作家，都是文体家，是个性，是别人辨识他的身份证。

写散文随笔犹如习毛笔字，是颜真卿的雄壮还是赵孟頫的秀美？那是他们的书法的文体。文体是语言结构的总和，文体是一种独特的感受，是作者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的外化。

但是，在文体之上，就如你写颜真卿惟妙惟肖，还是有个精神的问题个性的问题。我以为在散文随笔文体之上的是作者良知的在场和勇气的在场。散文随笔应该把良知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尺度，这是写作的立足点也是评价的立足点。

艺术的价值美的规定性里，人类的正义与良知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些才能给世人和未来以信心，如果一个散文随笔作家没有了痛苦，我以为那是良知流失后的平庸和退化，在人性的恶和社会的阴影下的痛苦，恰是良知未泯的表现，比如左拉，比如索尔仁尼琴。

其实，良知的判断是一个人和社会的终极判断，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良知。那生存的意义何在？何谈人类的追求价值艺术公正？

一个散文随笔作家应该把良知的写作作为一种判断，一种艺术的良知。没有什么标准超越良知，有了良知的利器，一切的冷漠、胆怯、污浊、功利会变得无法生存。但是这些为良知而写作的人与文，非常的稀少，这是文体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

文字结构是技巧的层面，有些不到位或者缺陷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一篇散文随笔没有了良知，对丑恶噤声，对恶魔绕道，那是罪过。

被称为俄罗斯良知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人们说他最为核心的特征，是他那极富宗教色彩的“内省”精神，是那种自我批判的深度。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怀疑，自我审视，自我拷问，甚至自我虐待……这显然同他的道德良知、精神信仰有关，但我们所遇见过的中国才子，固然才智过人、言辞犀利，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炮口向外。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反躬自省，多的是依附和炮口向外，少的是良知。索尔仁尼琴却是属于18~20世纪群星璀璨的俄罗斯精神谱系，这些人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这是一个人类精神史上最富有道德良知、最极具深度的精神谱系。

反观中国，我们的民族曾历经了那么多苦难，在血水冰水中蹚过，但却没有与之相配的有高度的作品出现，散文随笔作品很少关注那些苦难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们。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有伪诈有矫饰，虽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的记录者从来不是人民，创造者与记录者之间的差异何能以鸿沟来衡量。人们说所有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可能轻易消失，都在某个地方被记载下来。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但历史只相信记录下的东西，无论这是一种文字，还是一种口头的传说，但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悖论和怪圈，怎能保证记录者的良知和文字的真？有人说过，所有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会记录在大地上，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前提，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曾经的暴力，曾经的血腥，曾经的尸陈遍野，受伤者的呼叫，无辜者的呻吟，被饿死的人朝向天空绝望的眼神，所有这些，不可能被一场大雨冲去，十场大雨也不行。所有的山水、河流、树木、灯柱和夜空，所有的道路，通往过去的和朝向未来的，它们都看见。

对历史与现实，我们的散文随笔是有愧的，我们缺乏俄罗斯作家的那种精神高度的创作，我们的作家在作品中除了喋喋不休地诉苦外，就是将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的环境。在索尔仁尼琴漫长的生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与一个强权政权的对抗，按他的话就是牛犊顶橡树，也是鸡蛋与宽厚的城墙的战争。他是个人与一个国家以良知和记忆来战斗。这个政权是残暴的，充满杀戮和政治迫害的纪录，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僵冷而禁锢的。对于个人来说，对抗这样的政权需要的是良知，更需要勇气。索尔仁尼琴的随笔《耻辱》写到他内在的痛苦，那是一种良知之痛：“那是怎样的一种痛苦的感受啊，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耻辱。如果她被掌控在那些冷漠的或是不可靠的人的手中，听任他们愚蠢的或是功利地左右着她的命运，她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傲慢的，或是狡诈的，或是陈腐的形象，注入她体内的不是健康的食粮，而是腐臭的泔水。人民的生活已经沦落到破败与贫穷的窘境，再也无力振兴。那是一种很难摆脱的羞辱感。”

他以国家和民族的屈辱视为自己最大的屈辱，他要以自己的良知来建立一个政府，他说“伟大的作家是第二政府”，当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行使不义之事的时候，一个有良知的人必须站出来，对不义的国家进行道德上的对抗，以个人的镜子来照出国家机器的丑恶。这种道德的勇气我们可以从美国作家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见到。我们知道，个人对流氓政府的庞然大物来说，就如鸡蛋一样轻巧来对抗巨石的沉重，结果可想而知，那需要付出肉体乃至生命的沉重代价：流放或监禁的生活、被屠杀的威胁、疾病、困顿、没有安稳的日常生活，更没有恒久的幸福，而这些对一个人来说总是重要的。索尔仁尼琴拒绝或放弃了俗世的这一切。良知使他前行，他自信，历史的天平总会向良知倾斜，真相最终会曝光，丑恶最终会被揭露，巨大的勇气是他前行的内驱力，那些真相的书写使他获得了心理的满足，为历史作证的使命使他获得精神的慰藉。

在人们的心目中，俄罗斯的作家常是良知和勇气的象征，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那理由就是以表彰她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的翻译、诗人晴朗李寒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以贯之的宗旨、精神导向，包括人类良知的美好一面、对极权统治的反抗。通过授予这类作家诺奖，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人类的灾难面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勇气和良知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她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深入切尔诺贝利，采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如果不是她，我们就只会被那些官方的新闻报道所遮蔽和误导。她曾写到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这样的文字给人的感受是：对人，对人的生命，对地球上的生物的态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意识形态等是否合理的标准。

她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记录了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乎以一己之力，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方式，用直面真实的力量，来记录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这些文字已经超于所谓的文学作品，让我们更加接近和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良知使她负重，任何压力都不能让她放笔，甚至与政府、制度对抗，直面相向，不惜坐牢，不惜被流放。从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到白银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在她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时，她说：“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到经历病痛与死亡挣扎，甚至被迫远离家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那个巨大的、冰冷的核电站为何能如死神般掠走人命，而国家，为何只言不发。”阿列克谢耶维奇因此被骂为“叛徒”，甚至遭到本国驱逐，在《我还是想你，妈妈》的扉页，她曾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为了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够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是重提这个问题，并且以自己的文字确认答案：“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面颊上的一滴泪水。”

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己一系列的纪实文学作品总冠为《乌托邦的声音》，是的，这是良知的声音，她说：“我处处倾听……我变成了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这是一只秉持良知的耳朵，这耳朵只倾听一个作家的良知。

在历史上，法国作家左拉曾因“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案”拍案而起，他向世界和民众揭露法国政府的谎言，称这是“最黑暗的国家犯罪”。他的檄文《我控诉》就是良知的声音，虽然军方利用手中的公器迫害甚至威胁暗杀，但在左拉的背后是一些有良知的报刊和民众，他们听从自己的良知，开始选择站在左拉的身后。虽然后来是正义的呼吁，是为历史的正确张目，但是整个法兰西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也都开始了站队：良知人站在左拉身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颛顼的军方利用权力谩骂甚至恐吓暗杀左拉。知识分子应该是强权下说“不”的人，如果顾忌的是个人的利益和羽毛，甚至所谓的饭碗，塌下了脊梁，那是一种对良知的犯罪。虽然荒谬的审判使左拉被判有罪流亡海外，但良知没有缺席，尽管迟到，1906年7月，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还是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对照阿列克谢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左拉们，我们的散文随笔是缺钙的，是犬儒横行，良知空位，真相被掩盖，痛苦被遮蔽，无辜者在流泪，人们有权追问，散文随笔的良知在哪里？我认为，散文随笔家的良知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而是一种精神的维度，这应该是散文随笔文体的一种从终极目的的规定性。由于这个世界那么的黑暗残暴，你是背对黑暗呢，还是面对黑暗，是对黑暗闭眼，还是坚持良知，勇敢地活着并且记住？

没有良知的文字，都是恶的从犯和对恶的投降，世界的恶需要良知的对抗，如果这个世界的丑恶畅行无阻，因为丑恶而跟他同流合污，被他同化甚至为虎作伥，这样的散文随笔和散文随笔家是逃不脱末日审判的。

人世充满丑恶，但是我们不能只承认这种现象并承担痛苦，更不能被丑恶吓死或者收买，而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在抗争中体现散文随笔文体的尊严。没有良知的心灵是污浊的，没有良知的文本是没有生命的，散文随笔文体同样见证着生命的尊严、人性的尊严。

一个散文随笔作家内心要有一个良知的尺度，虽然正义和真相在眼前坍塌，但心中的正义却不能被交出，良知不能被交出。人可以被羞辱，但内心的良知尺度不能被扭曲。

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只虫子，一个有良知的散文随笔家，不应该是一只被专制者用脚践踏的虫子，他的内心是有着热血和道德城堡的。这城堡的砖石瓦砾上，刻下的是生活的真相和记忆，提醒着所有到这里来溜达的人，世界的真在此。

历史不能承受之重是谎言，大地不能承受之重是饥馑，一个有良知的散文随笔家所做的是在尘土中，展开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和诠释方式。